汶与川

说点不一样的。

按目前破解的古历史文化看，大鲧被帝尧体系击败并将之一分为二分别发配四川和东北。大禹体系出自四川这一支。所谓大禹的父亲是大鲧只是指大禹是大鲧的后人，并不是父子关系，他们相差几百年。大鲧和大禹都不会是指具体的个人，而是指沿海支民系，黄种老二支系，基因O1。

大禹体系经甘肃、陕北击败帝尧体系的陶寺人重新夺回主导权的可能性最大。就是说早期大禹夏人体系处于西部甘肃、宁夏、陕北的可能性很大。夏启时代与有扈氏战于甘也就合理了，甘应该就是甘肃。从西部遗留的地名看也反应了这一点。沿海支属于后来的炎帝系，属于赫婿氏。无论延安、甘肃合黎山、贺兰山都是对应的。古希腊缪斯女神有九个，就在赫利孔山，名字很像合黎山。赫利孔与高黎贡是一种词汇，贡就是山的意思。所以从这些角度看，早期在西部可能性非常大。这也是因为对大洪水冲毁家园灾难后的一种选择。大禹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这个民系重新主导的一个时代。后来夏人被殷商击败后，得到允许返回南巢老家，就是后来在江浙一带的百越。江浙才是他们的祖地，长江才是中华文明的第一源头。

将大禹时代也包含在内的夏很可能是一个横跨东亚到古埃及的世界性文明。这个说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汉代之前都是互相联系和联盟的世界性文明。汉代打了自家体系的匈奴才导致世界走向中断联系各自发展的时期。比如秦的崛起过程是伴随着整个匈奴体系强盛的过程。东方秦崛起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印度和中古波斯则是白匈奴入侵的结果。古罗马同样是白匈奴为主，其中还有黄匈奴。很多主流学者提到秦与波斯的奇怪关系，其实就是因为中古波斯是白匈奴以扫族，也就是苗蛮的联姻对象，姜子牙老婆扫帚星，他们合起来就是闪米特了。就像西戎考古发现与斯基泰文化几乎一样。就是说秦崛起的过程是这个体系开始反攻沿海支黄白联姻联盟的过程，沿海支黄白联姻联盟是日耳曼与夏人这个联姻联盟。目前可以断定，最早的波斯是大夏阿富汗，也就是《山海经》里的贰负之尸，尸的意思是指其后人又在别的地方存在了。印度河文明也是这个体系，印尼人就是白匈奴入侵后逃到印尼的，尼泊尔文化显示的也是印度河文明的遗留，佛教就是这个文化的遗留。印度河文明的白种部分应该是逃向欧洲了，比如欧洲有一种鼻音很重的语言口音，例如马其顿、冰岛、威尔士。印度与别的地区的情况一样，当主导民系离开后，遗留下大量跟随民族留在原地。凉山彝族里存在很多F系斯里兰卡基因，这是百濮民系的遗留。就是说很可能四川这一支大鲧族会同日耳曼分支其势利范围是从中国西部一直到阿富汗，南边则是从四川一直到印度河巴基斯坦地区的。印尼人与马来西亚都是O1为主，但不同的是马来人是百越南迁，印尼是由印度过去的。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遗留的虎文化也印证了这一点。印尼和尼泊尔的屠牛文化更是如此，并且这是由于牛代表内陆支黄白联姻联盟。他们是死敌关系，所以屠牛。后来的印度是白匈奴，属于内陆支，所以牛是圣物。印度教符号三叉戟加横鼓就是甲骨文牛字，与汉族打腰鼓和傣族某个舞蹈动作比划的是一回事，都是诠释甲骨文牛字。汉族出自北三苗羌人就是内陆支，属于匈奴体系或古楚人里重要的的一支。

《山海经》记录：昆仑之虚乃帝之下都。昆仑之虚铁定是古埃及，只要有地理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虚的意思是废弃的地方，因为羌人和鬼方东归返回了，自然就废弃了。下都的意思很可能与夏有关。因为在解析古文化和语言时发现，内陆支是闪米特，谐音三，殷商就属于内陆支黄白联姻联盟。上代表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属于天神体系，数理看三一如六，六为阴，也为天六。古文化神奇之处在于古人对万物有过划分，上午早晨代表内陆支。夏属于冥神体系，所以下和下午代表沿海支。看似很荒诞，但是当英语的下午揭示了这个文化对应时，你会惊叹的。英语下午读阿虎土努，阿虎就是二虎，是贰负的意思。贰负杀窫窳就是指沿海支打了内陆支，从此结下梁子。贰负之尸就是阿富汗。阿虎就是沿海支老二支系和日耳曼的虎图腾，也是后字、司字上半部分的F，拉丁字母F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大禹和古希腊冥神手中的两股叉丩，丩是4的原型，佛的原意就是四，日耳曼就是以四为核心数理。就是说阿虎在英语里代表下与汉语下代表沿海支夏人是一回事。二胡也是因为乐器造型与二虎的F有关而命名的。反推回来，既然《山海经》把古埃及说成是帝之下都，那就有可能大禹时代这个体系已经横跨到古埃及了。与大禹有关的积石山很像是在说金字塔。由于大禹是指沿海支民系的一个时代，所以他无论出现在中国还是出现在古埃及都是合理的。这个体系建立的政权都可以称之为大禹时代。古埃及文化也有很多对应的地方。所以广义上夏很可能是横跨北非、中东、印度到中国体系，狭义的夏朝则是指中国本土部分。其隐藏着的大历史可能会是非常今人震惊的。殷商后期和西周是双方和解的时代，鬼方属于沿海支，今天白种部分的维吾尔还能发现文化对应，羌方属于内陆支。他们是殊途同归的，不是一起西进，却是一同返回的。周代施行全部分封，就是为了结束两派的争斗。《封神榜》里所谓阐教和截教矛盾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从春秋似乎双方又开始了逐鹿，匈奴系逐渐也伴随着秦的强大而走向横跨世界的文明体系。古罗马被称为大秦就是这个原因。甚至秦始皇攻打百越多半也是出于打击沿海支体系的需求。秦灭后匈奴迅速统一，与汉朝形成对峙和冲突，导致这个体系自己人打了自己人，于是弱势的白突厥日耳曼也不得不去了欧洲，最终在古罗马灭亡后成为欧洲主流。世界进入到了各自独立发展的时代，也就是中古文明时代。

國病

首先回答提问者：夏朝不可能不在河南；原因很简单，我从历史与考古学来分析一下：

历史学中的夏

夏朝的概念来源于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中对夏的描述，就是中原王朝。如，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嵩山），故称“崇伯鲧”。从这本书中，我们得到两个信息：

一，夏部族存在；

二，夏部族在河南嵩山一带。

同一本书的描述，为何有人相信夏存在，而不相信夏朝在河南？如此分裂的历史观，失去了正确探讨的前提；

再如，斟鄩（zhēn xún），是史书夏朝古都。夏禹始建都于阳城，后迁阳翟。阳城在登封，阳翟在禹州，均离洛阳不远。夏王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都斟鄩。 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区：

从竹书纪年的记载依然可以看出至少2点：

一，夏朝存在；

二，夏朝君王定都在斟潯（洛阳）

可见，但凡记载夏朝的史书，都脱离不了夏朝的核心区在河南腹地的记载，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先是承认史书中夏朝的记载是对的，又否定史书中对夏朝地域的描述，这是矛盾的历史观。你不能因为史书记载了大禹去哪里治水了等等，就说夏朝都城在哪里，大禹走遍了九州，岂能说九州皆为禹都？不能如此碰瓷夏朝。

考古学中的夏朝

其次我们从考古学来探讨夏朝的核心区域在哪里（前提是承认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朝存在）。通过历史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夏朝在商朝之前，五帝时代之后。而在考古学中，商朝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分别是：

二里岗文化（商早期）；

殷墟文化（商晚期）；

而中国近些年通过考古建立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为：

裴李岗文化

↓

仰韶文化（庙㡳沟类型）

↓

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

↓

新砦期

↓

二里头文化

↓

二里岗文化

↓

殷墟文化

从上面的传承序列可见（注意，以上序列是有明显传承关系的），位于商朝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都可能是夏文化，无论是中原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其核心都在河南，所以探讨夏文化，离不开河南。

如上图：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大家可以去看看传承关系，以及三星堆还有良渚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否与夏朝对应。事实上，三星堆文化比夏晚，良渚文化比夏早，且他们的文化没有建立起传承序列。

柱下史

大家好，本人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博士，长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二里头（夏）广域王权国家的范围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暴力推翻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2008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再来看看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甘肃天水博物馆藏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可以看到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3600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发现的石雕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石雕上的神兽纹（左）、二里头青铜牌上的神兽纹（中）、齐家文化青铜牌上的神兽纹（右）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发现的双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右）的对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北方的萨满巫师

二里头贵族墓葬出土的铜铃和玉铃舌，为萨满巫师的法器

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所体现的是北方萨满文化，这明确给我们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来自何方。

另外还有一个民俗学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与上古三代的联系。从二里头、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来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爱绿松石这种装饰物，但是在后来的朝代中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官营作坊区出土的大量绿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国还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样酷爱绿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爱绿松石饰品的藏族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十字形装饰纹样。但是这个十字形纹样在之后的朝代也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方钺上用绿松石镶嵌出十几个十字纹

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的X光照片，上面布满十字纹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爱十字纹，无论是建筑还是纺织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纹。

藏族传统纺织品氆氇上的十字纹和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上的十字纹一模一样

先秦时期制定的华夏衣冠礼仪中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同样拥有十二旒冕冠。

《历代帝王图》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与藏族传统服饰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这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的祖先和华夏集团同样出自西北地区，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原因。学者推论两个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离，一支东迁进入中原，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而这差不多就是夏代。这也是为什么藏语中对汉人这个词的发音为“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无论是炎黄神话，还是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无论是讲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传》，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神话，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帮助我们正本清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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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文化

夏朝文明无论怎么挖，都挖不出来，这在目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夏朝也许真的不存在。

对于夏朝最早的记载，出自《尚书》，这部著作大约公元前五世纪成书，也就是春秋晚期，战国初期。这个时间点，距离传说中的“夏朝”，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其可信度大大降低。在此基础上，如果考古学发掘，在公元前21世纪，的确有某个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的王国的物品——尤其是文字记录，能够说明这个王朝的确叫做“夏朝”的话，那么在史料和考古的相互印证之下，夏朝的存在与否，便不需要质疑。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考古上并没有能够一丝一毫的证据来支撑“夏王朝”的存在。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一点在于，作为历史记载中直接与夏朝产生冲突并且灭掉夏朝的殷商人，在其甲骨卜辞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个被他们灭掉的王朝，这就很不正常。甲骨卜辞是做祭祀之用，祭祀对象包括历代殷商先王和天帝，同时也兼记录一些君王的伟大功绩，比如商王武丁征讨鬼方等。然而，成汤灭夏，作为商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居然没有一丁点记载，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在断代考古工程展开后发掘的二里头文明，被普遍认为是夏朝文明。但是，二里头文明究竟是早商时期的文明，还是夏朝文明，这一点很难确定。甚至对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划分，目前来说都比较模糊不清，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属于夏朝文明，而另有观点认为前两期属于夏文明，后两期属于殷商文明。因此，对于二里头文明的性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要证明夏王朝存在，目前而言，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将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对比，能够得到相互印证。这一点目前来说，还是做不到的。

至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究竟在何地，就记载来看，毫无疑问地都支持河南。所谓伊洛竭而夏亡，这证明夏朝文明建立在古伊洛河流域，而伊洛河，则其主要的流域就在于河南。而根据考古发掘，最具文明形态的古文化遗址，或者说，与殷商文明的程度最为接近的上古文明，也都在河南被发掘。因此，如果夏王朝存在，那么其必定是在中原地区，而不可能在其他地区。

实际上，无论夏王朝是否存在，都并不影响中国境内的龙山文化等已经具备文明特征的既定事实，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了。

庭州行者

《史记》是中国最早的通史，对于夏朝有篇专著就是《夏本纪》。但是《史记》诞生的时代距离夏朝也少说上千年时间的距离了，尽管太史公是史学世家出身不排除有家学积累，并且太史公写《史记》前也曾四方游历实地探查，但还不是不能说就是完全可信无疑的。

清代的时候史学家就已考证出公认最早的史学文献《尚书》，其中有谈论上古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等也基本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也是后人记前人之事，难免存疑。夏代的事到春秋都已经说不清楚了，孔子就感叹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杞”是夏后裔在周代的封国，都已经失去了保留夏朝确切制度记载的证据。

对于“夏墟”的寻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把成书较、可信度比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区域的记载进行梳理，因此而找出两个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一个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周围，还有一个就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以这两个区域作为线索后来发现的遗址就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晋南临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的襄汾陶寺遗址。

但是现在具体哪个遗址就是夏文化遗存并不能完全确定。或许夏文化也有可能并不是这两处遗址而别在它处也未可知。例如二里头遗址，也有可能是商的第一座都城西毫，这个可能性也很大。

沅汰

山西说:山西自古就有夏都的传说，山西陶寺更是出土了代表王权的权杖等物品，以及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和最早的文字，还有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其总体规模仅次于陕西石峁遗址。

会稽说:《史记》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论衡·书虚篇》：“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史记·勾践世家》载，夏帝少康之庶子无余封于会稽（在今绍兴市一带），为越国之始祖。那么夏都即使不在会籍或者也在离会籍不远之地。会籍说亦有一定道理。

陕西说:根据《连山易》中所记载：“颛顼五代孙鲧，封于崇”。《地輿志》中记载：“鄠，古崇国也。”《诗·大雅。文王有声》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史记•集解》： “崇国盖在丰、镐之间。”也就是说大禹的父亲鲧的封国在西安。傅斯年先生在其名著《夷夏东西说》中论述：“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源于陕西的华夏文明最终取代夷商文化，重振夏文化风气，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傅斯年先生认为夏与周都属于西系，同一个文化即我们说的华夏文明，由此夏都在陕西也是有相当的史料与理论依据。

虽然上述三处未必正确，但是题主认为“说夏都在河南是方向性错误”这一点我是基本赞同的。

天道TD

事实很残酷，夏都不在二里头。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这是正确称呼！被认为是伊洛地区的洛阳有新证据表明，其实是夏朝分封的毫、有洛、伊、温其中之一的国都，后被商汤攻灭。而伊国国君伊尹这个首鼠两端的小人，被叛自己的主人夏朝投靠商汤一起伐夏。夏桀逃走后，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路党，竟然强占了自己主人的老婆妹喜为妻！商人称洛阳为西毫（毫国），西邑夏在毫西（毫国西方），也就是说夏都西邑不在洛阳，还得往西！商封夏后人在崇国（西安户县），崇国以及附近到更有可能是夏都的所在！看历史不能跟某地人想像成县城干架一样，商和夏就离着百十公里？那可能吗？离得远着呢，要不也不会出现石茆古城了！

虎躯一震长安未央生

我认为夏不能称之为朝代，而是商之前黄河三角区某处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联盟或者具有集权倾向的原始邦国，这个联盟或邦国的文化在当时有很大的先进性，对其它部落联盟或原始邦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夏甚至在某段时期担当过黄河三角区内某区域的盟主。

但是并不代表着夏统治着整个黄河三角区，更不要讲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夏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思想和国家组织模式，对黄河三角区乃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影响很大，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在当时的东亚地区，点状般分布着各种原始的人类文明点，这些文明的发展水平高低不同，但是随着时间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一枝独秀，逐渐吞并了其它文明，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明，而不像世界其它地区是各种文化同台竞争，各显其能。

我们现在读的历史是以3000年前周文化为主线写出来的，而周文化继承的是黄河三角洲区主体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等到了司马迁时代王朝概念已深入人心，故司马迁写《史记》时根据天下和王朝概念把夏推算成一个王朝，这也是思想正确、政治正确、文化正确的一直表现。

但是从实际上看，夏从规模上仅仅上是华夏文明区的一个原始邦国，小范围地域性盟主。要上升到王朝的概念是不够格的。

夏对中华文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贡献上。

所以现在一定要按王朝的概念去考证、挖掘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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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对夏文化确有继承，这毫无疑问。但对夏各部落却是极尽屠杀和迫害，这也毫无疑问。

那夏在哪儿呢？现代考古，甚至从仰韶文化被发现之日开始，在今河南境内的确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文物，能证明那块土地上曾经存在着夏文化。而关于夏的记载，历史文献有很多，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后人的补记，只能归为传说，难以成为信史。

我相信，在河南难以找到夏朝遗址，数十年中两个工程下来，河南境内的疑似遗址都刨遍了，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数千年中，黄河两岸向来是灾害、战争、文物盗窃的高发地，而文化层也就数米的深度；况且商人对羌部落是采取了灭绝手段的，这在甲骨文中不难发现。因此想在河南找夏遗址，我有个悲观的估计，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事与愿违，只会一次次落空。

而在殷商势力范围之外，陕西、山西、四川、江浙、湖北、湖南都有可能找到夏人遗址。因为周人是夏支部落，而楚祖季连部也是南迁夏支，太多了。至今汶川羌族能跳禹步舞，云南水族识得陶寺的夏刻划符号，这些对如今的汉族来说，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夏迹茫茫，中华何处非华夏呢？历史文献与考古实证相结合，相互印证，方是证明夏存在的正途。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否则就是遗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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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考古来看，就算有夏朝，都城也不在河南，因为从河南出土的相对应夏时期的遗址里没一个是能真正具有城意义的遗址，还不如在湖南出土的城头山遗址（城头山城遗址有城墙，城门，护城河，吊桥，排水系统等，这也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最早的真正具有城意义的城），且河南这些遗址中没发现大量兵器（一个都城不可能没士兵护城），还没比方贾湖还是二里头到商的所谓都城遗址中唯有安阳的殷虚遗址有大量甲骨文，而贾湖，二里头的甲骨文出土很少，一个都城是政治，文化，商业等中心，既然发现了甲骨文，但怎可能很少（甲骨文做为占卜用，那所谓文字很可能只是符号或少数几个字，而做记事用，不现实，况且长江和两广一带在当时甚至更早就已使用了纸，这可在造纸百度中查看。再一点从贾湖开始到商有好几千年，不至于所谓中原文明如此不进步，一直用甲骨做为记事载体吧），所以说夏都在河南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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