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
當時我在團部保衛科當幹事，一天早上剛剛上班就接到電話報告，說一營二連團支部書記曾××突然非正常死亡。
小曾我比較熟悉，平時勞動表現很好。他是成都六中的學生，中等個子，瘦瘦的臉，外表很文靜，言語不多。上週團部開團代會，我們還見過面，他那份《二連團支部抓綱治國學大寨大見成效》的發言受到普遍好評，怎麼會轉眼就“非正常死亡”了呢?
帶著滿腹疑惑，我同科長老朱驅車趕到一營現場。
那是二連附近一個小山坡，坡上有棵合抱粗的大青樹，四周是一片茂盛的花生地。小曾已經被人放在地上了，臉色蒼白而平靜，沒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根拇指粗的竹篾繩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醫生鑑定，小曾已經死亡約三四個小時。以此推斷，他出事的時間當在清晨五、六點鐘左右。
首先調查死亡性質。
老職工劉素秋說：“早上出來上工，遠遠看見大青樹上吊著一個人，腳底下還倒著一隻木凳，真嚇死人了！”
木凳還在現場。經知青辨認，確認是死者平時用的物件。站崗的老張說：“早上天麻麻亮，有個人低著頭走出連隊，手裡提樣東西。我喊了一聲，他也不理。我認出是小曾，以為他去田裡放水，就讓他走了。”
轉業軍人老和插話：“昨天在這塊花生地鋤草，小曾突然對我說，嗐，這塊坡地風水好，有山水有大樹，等我死了就埋在這裡。我以為他開玩笑，就說要死得趁早，不然別人就先埋在這裡了。”
如果死者確係自殺，那麼原因何在呢?團支委小林哽咽著說：“昨天晚上，我們開了一次支委會。他平時很節儉，從不散煙。但是昨天晚上他破例給每個人散了一支菸，還說了大家包涵之類的話。我當時覺得他有些反常，但是也沒有往心裡去。支委會安排了今後的工作，小曾把保管的團費和帳目算得清清楚楚，移交給我，說是過幾天要回成都探親。沒想到他走了這條絕路。”
平時同小曾要好的“黑娃”補充：“昨天他去營部理髮，去了三次，硬是理了頭髮才回來。他還換了一身新衣服，夜裡坐在桌子前面寫呀寫。小曾這個人，性格太內向，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大講心裡話。我見他有些古怪，就勸他睡覺。他不理，還燒了好些信紙和照片。等我一覺醒來，他已經不見了。
我們感到似乎有點眉目，就問小曾近來有沒有失戀和遇到重大挫折?大家想了好久，都搖頭。
一個人，活得好好的，為什麼想到死?而且死前這樣平靜，這樣從容不迫?
下午，一個知青提供一條重要線索：半月前，小曾曾經接到一封成都來信，哭了整整一夜。我們沒有找到這封信，可能被燒了。
可以肯定，他的死同這封信的內容有關，可是一封什麼樣的信才足以摧毀一個人繼續活下去的信心呢?後來我們在他的枕頭下找到一封遺書，遺書很簡短，是寫給他父親的。沒有署名，經鑑定，確係小曾手跡。
我沒有欠任何人的錢。爸爸，我對不起你。我不孝。
老朱鬆了一口氣說，基本可以排除他殺，估計這起自殺與他的家庭有關。我憑著一個知青的直覺，覺得這裡面似乎還有些其他的東西。
當天我們就返回團部。
在知青辦的檔案材料中，保存著小曾三次要求病退回城的申請書。最後一次被拒絕時間是在1978年的五月，也就是上個月。
很快，成都方面的外調信件也證實：小曾在家裡系獨子，父親已退休，病重住院，曾兩次寫信召喚兒子回家。
團部確鑿定論，小曾死亡系“自殺”。小曾的後事由組織處理，沒有親屬到場。
然而我卻久久不能平靜。小曾死了，死得那麼平淡，彷彿走出連隊去上工、去趕街，這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毅力。
“哀，莫大於心死”，一個脆弱的人，只因被斷絕了回城和孝敬父親的念頭，便毅然決然地做出最後的舉動來。他也許是懦弱的，但是他熱愛生活，思念他年老生病的父親，只是性急了一點，便夭折了。
小曾像一滴小小的水花，很快消失在滔滔歲月的長河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點水花、一棵小草，最終都會在大地上消失得乾乾淨淨。
僅僅半年之後，波瀾壯闊的知青大返城運動開始了。小曾終於沒能走出邊疆的紅土地，但是在每一個回城知青的心頭，都寄託著小曾們深深的夙願。我想，活到今天的人，應當更加珍惜生活。生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每個人都沒有權利選擇毀滅。重要的是，如果要活下來，也許有時韌性比剛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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