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基业以后，采取宽松的政策，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使汉朝的经济明显好转。但是，刘邦骨子里是十分讨厌商人的。他不但把许多的贵族和富豪都迁到了关中加以监管，而且还下令商人不准穿绫罗绸缎，不准乘坐华丽的马车。
而汉初的几个皇帝，也一直沿袭了高祖皇帝的规定，并且比以前还要严厉。他们规定了商人，以及商人的子孙、女婿都不能从政入官。
更夸张的是，朝廷曾经实行的“纳粟拜爵”，只要平民能免缴纳一定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
可是，哪怕有人牵着一群羊都能换来一顶“郎官”的官帽，可都没有商人的份。可见，当时的帝王对商人的身份是何等的歧视。
尽管如此，汉朝对国民的经济还是全面予以解放。改变了秦朝自商鞅以来的许多管制。放松了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开放“关津”，不再设关税。同时在农业方面，农田也免租一半，甚至全免。所以，史称汉文帝和汉景帝这一段时期为“文景之治。”
汉朝一系列的放宽政策，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富商大贾，对于汉朝时期产生的许多巨富，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共记载了西汉初期22位富豪。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西汉富豪榜”，一起去探寻他们的致富秘决。
01 盐铁富豪
第一位富豪：四川的“卓氏”。
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在秦国打败赵国以后，要将赵国许多的老百姓迁徙到偏远的地方去，卓氏也在其内。那些稍微有点钱的都争着去送礼给主事的官员，请求迁到最近的“葭萌县（今属四川省广元市）”。
只有卓氏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脊，没什么发展前途。但是汶山那里就不同，下面的土地肥沃，而且那里的人还很会做生意，这样做买卖也容易。”于是自己要求迁到远方去，结果被迁到了“临邛（今四川成都邛崃市）”。
没想到临邛那里有铁矿，他就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开始做冶炼铸造生意。用心经营，不久就成为了当地的大富翁，财富堪比国君。
第二位富豪：山东的“程郑”。
程郑跟卓氏一样，是从山东迁到临邛的降民，他跟卓氏一样做的是冶铁生意。常常把冶炼好的铁器销售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程郑与卓氏同样住在临邛，两人的财富不相上下。
第三位富豪：魏国的大梁人“孔氏”。
秦国攻打魏国后，孔氏被迁到了南阳，他也是凭借“冶炼业”发家致富。孔氏不光做冶铁铸造生意，他还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他规划开辟鱼塘养鱼，投身于长途贩卖业务。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许多的国家也因为他的商业活动得到了利益。
孔氏虽然钱赚得多，但花钱也如流水。他既在途中不忘记游山玩水，还能从中赚到更多的钱，所以被大家称为“游闲公子”。从此，南阳一带做生意的都学着他雍容大方的举止。
第四位富豪：鲁国的“曹邴氏”。
这位鲁国的曹邴氏也是靠冶铁起家，财富巨万。但跟前面的孔氏不同，因为鲁国人生就十分节俭吝啬，曹邴氏的祖先历来就定有家规：“俯有拾，仰有取。”意思是无论是低头也好，抬头也好，都要利益所得。所以，他家的租赁、放贷、买卖生意遍布各地。一时间，鲁国人都受他的影响，都放弃学术而去追逐财富。
第五位富豪：齐国的大盐商“刀间”。
刀间也称为：“刀闲”、“刁闲”、“刁间”。齐国因为是商业大国，一直以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对于奴隶，齐国富人对他们是很轻贱的。但是刀间不一样，他十分重视这些奴隶，大量地收留他们，信任他们，让他们替他打鱼煮盐，并让他们四处贩卖。还给他们成队的车马，让他们去结交地主官员，这样，不仅刀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那些跟着他的奴隶也渐渐富裕了起来。
因此，当时还留下了一句谚语：“宁爵毋刀”。意思是与其出去求官，还不如在刀家为奴。
通过上面这五位富豪可以看出，汉朝放松了矿藏资源、盐铁专营，的确给商人带来了很大的财富。
看来，西汉时期能够致富的第一大产业是：盐铁产业。
在西汉时期，其实除了刀间靠盐业发了大财，还有山东的“东郭咸阳”和山西的“罗氏”，都是以盐业得以发家，成为巨富，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两位大盐商。
而对于冶铁铸造业，西汉时期的“吴王刘濞”，还有汉文帝时期的“黄头郎”邓通，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汉初虽然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的铜矿业通常都是掌握在王侯官家手里，一般人是无法得到的。因此，汉朝时期两个最大的铸钱商，一个是刘邦的侄子“刘濞”，另一个是传说与汉文帝有“断袖之交”的邓通。
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而占优势，邓通的钱则以质地优良而取胜，两种钱币流通全国，一时间，有了“吴币、邓钱布天下”的称号。也因此，邓通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后来，“邓通钱”也成为了货币的代名词。
但是，为什么这份“西汉富豪榜”上，“东郭咸阳”、“罗氏”、“吴王刘濞”、“邓通”却榜上无名呢？
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面富。”原来，司马迁说他例举的这些富豪，虽然都是赫赫有名，与众不同，但他们并不是靠封官进爵，或者是作奸犯科而得来的财富，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并冒着生命危险努力拼搏而得来的财富。
而像吴王刘濞和邓通这样的富豪，怎么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呢？
不过，尽管司马迁把《货殖列传》排在《史记》全书的最末，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商人的这种开明态度，还是让后来的史学家“班彪”，认为司马迁这种为商人立传的行为是“轻仁义而羞贫穷。”看来，班彪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是蛮严重的。
02 其它产业的富豪
司马迁列举的前五位富豪都是以盐铁产业发家的，接下的后几位却是在其它产业中发家致富的富豪。
第六位富豪：洛阳的“师史”。
“西汉富豪榜”中第六位富豪“师史”是流通产业的代表。师史是洛阳人，洛阳当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商业四通八达，司马迁书中记载，当时大的运输商：“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而当时最出名的运输商，就是洛阳的师史了。他家一共有上百辆运输车辆，一直经商于各诸侯之间，无处不到。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钱。
第七位富豪：宣曲的“任氏”。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经是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灭亡时，各路豪杰都去争着抢库府里的金银财宝，唯独任氏默默地挖窖藏粮。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时，当地的老百姓都不能及时耕种粮食，米价涨到了每石一万钱。结果，那些豪杰们抢去的财宝又都归于任氏手中了。
任氏“弃金窖粟”致富以后，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富人一样追求享乐，他仍然从事着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行业，并立下家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因此，任氏家族富足了好几代，成为了邻里的表率，就连皇帝都对他非常敬重。
第八位富豪：“桥姚”。
另一位叫“桥姚”的人，在边陲地区也是靠种粮食和发展养殖畜牧业致富的。他在边陲养马一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头，种的粮食是以万钟来计算的。看来，桥姚的发家之路与“范蠡”教“猗顿”致富有点相似。
第九位富豪：长安的“无盐氏”。
在西汉景帝时期，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国的诸侯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出周亚夫为主帅，长安城中各王侯贵族也纷纷要求从军出征。
但因为当时这些“列侯封君”的领地大多数在关东，来不及筹备粮草军马和武器，所以需要向民间借贷。当时那些“子钱家（汉代对高利贷商的称呼）”都认为战事胜负未定，没人敢借，只有“无盐氏”拿出了一千金放了高利贷给官军，而且当时的利息约定为本金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了十倍于本金的利息，可以和许多关中的大富豪相匹敌了。而当时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的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他们家产都达到了万万钱。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些有名的富商。他们从事的产业却是五花八门。
比如，秦扬靠种田，成为了种粮大户，瞬间成了一州首富。
虽然掘墓在汉代也是违法行为，但是一位叫“田叔”的人，却靠掘墓也成为了富豪。像不像我们现在的贩卖文物？
赌博，本来是一种恶劣的行为，但是“桓发”却也靠它发了财。看来汉代时期就有我们现在的“博彩业”了。
在汉代时期，沿街叫卖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卑贱的职业，但是“雍乐”却也靠这个行业成为了富裕之家。其实到了宋代，货郎先生挑担叫卖，已经是很普遍的一幅农村“风俗画”。
“贩脂，辱处也。”但是这个“雍伯”却就是靠贩卖这些女人用的胭脂水粉，挣到了一千金。
卖“水浆”这个行业，本就是小本生意，但是“张氏”却靠它成为了千万富豪。不知道水浆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饮料行业”？
“磨剪子嘞，戗菜刀！”原来在汉代就有了这个行业，“郅氏”就是靠每天帮别人磨剪刀、戗菜刀，挣得了万贯家财，天天在家吃香的喝辣的。
还有“浊氏”，靠每天卖熟羊肚儿，看起来本来也只是小本生意，却也靠这个行业富到出门都是“车马成行”。看来我们今天的“卤菜”行业利润空间也蛮大的。
“张里”是专门从事给别人的马匹治病的，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兽医”了。人家张里靠当兽医，富到每餐吃饭都有专门的乐队为他演奏。
以上就是司马迁记录的22位富豪。以前的信息传播这么慢，所以想想，能够上司马迁的西汉财富榜当中，那肯定已经是闻名于天下了。
那么，司马迁的这些超级“西汉富豪榜”中的大富豪，他们致富的秘决是什么呢？
03 超级富豪的致富秘决
从司马迁列举的22位大富豪们所从事的产业，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时期致富的第一大产业是盐铁产业；致富的第二大产业是流通产业；致富的第三大产业是种植业和畜牧业；致富的第四大产业是金融产业。当然，除了这四大主要产业之外，还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
这些富豪，司马迁也在《货殖列传》中，总结了一些他们的致富秘决，主要有几下几点：
一，“此皆诚壹所致！”
“此皆诚壹所致！”也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只有从始自终做一件事情，才能在经验上和财富上，得到长期的积累，待到一定的时机给人带来不菲的财富。其实，这也是当代商业成功的真理。
二，“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必用奇胜。”
司马迁的这句：“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必用奇胜。”意思是，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是，要想致富还必须做到出奇制胜。
像前面的宣曲的任氏“弃金窖粟”，还有无盐氏的“借高利贷”，都是由于对当时国家形势的正确判断，才能够抓住机会，发战争财。
司马迁还在文中说，致富并不是靠这些固定的行业，任何行业都有致富的可能。有本领的人才有聚集财富的能力，没本领的人则只会败散家财。
三，“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说，求富，是每个人的本性，大家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的。
司马迁还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如果家里都穷成这样了，你却还不感到羞愧，那简直是无可救药了。
不管怎样，还是要有行动，毕竟财富不是靠空想得来的。让家人获得幸福，就是你去追求财富的动力。
四，“是以无财作力，呼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如果啥都没有，那就只能靠出卖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了。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就要开动脑筋，靠智慧赚钱了。这是追求利益最根本的方法。
脚踏实地，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这才是生存之道。
五，“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一般贪心的商人交易后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不贪图小利，眼光有远见的商人，通常可以获得五成的利益。如果在一个行业中，你的利润如果得不到两成的利润，那你就称不上有才华的人。
六，“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
也就是说，要想改变贫穷，从事农业生产不如去从事手工制造业。从事手工制造又不如从事经商贸易业。刺绣所获得的酬劳，又不如在市场上开门店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利润多。
这就可以看出，在西汉时期，商业贸易的利润比手工业大。而手工业的利润又比农业大。当然，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积累财富的基本法则。
七，“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司马迁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财富观。他把天下的财富分成了三大类：本富、末富和奸富。并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致富；“末富”是指经营工商业致富；而“奸富”则是指违法犯禁，通过不正当手当致富。
看来，农业是最好、也是最没有风险的致富方法。工商业虽然利润高，但随之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次之。最后的“奸富”，不仅会被世人所唾弃，还会给人带来生命威胁，因此是最坏的致富方法。
司马迁在他的自序里曾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于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司马迁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当中的经济活动，并且认识到了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其财富观在现在来看，都不能用“落后”的眼光来看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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