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典型的北方城市，河北石家庄在这场厕所革命中，既取得了成绩，但也面临着问题。
白色管子和三个水泥墩位置，是改造后的厕坑。本社记者 李晓磊/摄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晓磊 河北石家庄报道
“一个臭厕所有什么采访的？”
4月8日上午，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一农民质问记者。在他看来，将裸露在外的旱厕改成冲水蹲便“简直是劳民伤财”。
乡政府官员谷海尴尬地摇头，他觉得群众意识不够是阻碍农村厕改的最重要因素。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基层干部，为了让村民拆掉旱厕，他称自己跑断了腿。
“这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谷海深知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可很多时候他是摸着石头过河。困难重重的现状，让其始料未及。
去年3月份，《石家庄市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方案》出台，明确要求到2020年底，该市要基本完成厕所改造总任务，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以上。
原本认为很容易推进的谷海，没想到质疑声四起。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该市多地发现，群众最担忧的是：厕改后粪污如何处理？
官方压力还有更多，因为农村厕所改造覆盖面积广、统计难度大、数量类别底数不清、改造质量进度监控难、检查验收漏洞多。一系列问题，让不少官员头痛不已。
“我觉得石家庄农村厕所改造现状，应该算中国北方农村厕改的一个缩影，这里兼具有平原和山区，各式各样的问题都遇到了。”谷海说。
不过在石家庄，仍有不少地区农村厕改取得了实效，不仅引来农业农村部来人参观，甚至还有联合国人士到访。
困难重重在农村厕改
家里厕所早已改造完毕，王平却仍保留着旱厕。这位石家庄市赞皇县农民，是当地一名村支书的弟弟。去年，之所以报名厕改，主要是支持哥哥工作。
可新厕所建好后，他并没使用，以至于崭新的蹲便器上，落了厚厚灰尘，用于连接抽水桶的塑胶管，还裸露在外。
石家庄地区的新改造厕所，由厕坑与厕房构成，而财政只补贴地下部分，厕房由农民自行解决。当地的农厕改造，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进行，验收合格一个，奖补一个。平原县(市、区)每座户厕补助1100元，山区县(市、区)为1200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项工作先经招投标，让公司统一垫资建设。然后农户与建设方签订委托，待验收合格后，补贴直接拨付给建设方。
另外，石家庄地区普遍采用“三格化粪池式”，先在地上打坑，再拿砖头、水泥砌成池子后，用建材将其隔成三段，从入口处开始依次为2∶1∶3面积。
分段墙体上，除了设有互通管道用于粪污流动外，没有其他装置。但资料上显示，它可以实现无害化处理。不少村干部说：“整体可装1500公斤左右粪污，其实就是发酵。”
王平的哥哥王欢作为村支书，觉得这项工作很难推进，去年新“厕所革命”开始后，村里只报了30多户，而且主动性较差。无奈，他只能先动员亲属改造。这种现象在采访中比比皆是。
在此之前，王欢村里的旱厕主要依托原始猪圈，或自行挖坑。一到夏季，每家都会飘散出恶臭味，蚊蝇更是满天飞。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很多旱厕，依然紧挨着饮水井。
厕改政策下来后，王欢在大喇叭上进行了广播，但主动上门咨询的村民寥寥无几，甚至还有冷嘲热讽。群众提出的问题，也让王欢哭笑不得。有人觉得不舒服，有人害怕冬天上冻，还有人问生活垃圾以后往哪里扔？
“甚至有村民说，厕改之后厕纸怎么弄？”王欢告诉他，可丢到专门的垃圾桶里，对方马上又提出，被风刮到院子里怎么办？一气之下，王欢说，全部用火烧掉。
最主要的是，改造后的厕坑面积并不大，村民担心盛满后无人处理。王欢坦陈，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上级说，后期会给每500个厕所配备一辆清理车，但还没落实。
倒逼之下，赞皇县乃至紧邻的元氏县已有人做起抽粪生意，每罐价格从30元到80元不等，这笔钱由村民承担。
王欢还发现，不少村民拒绝厕改的理由是，不希望承担厕房费用，因为村里经济情况并不好。依据规定，新厕房要有门、有窗、有防蚊蝇措施，以及地面硬化，整体算下来，也得2000元左右。“这钱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农民来说，已是不菲数目。”
所以，记者在多个村采访时发现，有的村民只对地下进行了改造，地上迟迟没有动工。奇怪的是，很多未达标的厕房，同样通过了验收。比如厕房没门，还有的家庭直接用木板搭建厕房。
更多厕改后家庭，和王平一样坚持使用原始旱厕，“这根本无法监管，我不可能天天去人家里，盯着上什么厕所。”王欢承认，偏远农村改造后厕所利用率不高。
还有一些村干部告诉记者，有的村民进行厕改后，不仅没使用，还将其再次改造变成地窖，用于冬季储存大白菜。
更有些厕改户，在冬季将家庭生活用水，全部通过蹲便器倒入厕坑，导致地下“三格”上冻，无法正常使用。
同样的政策，不同的结果
并非所有地方都难推进农村厕改，石家庄相对富裕的地区就开展得很顺利。2018年，该市确定了23万座农村厕所改造任务。到了去年底完成16万座。其中，正定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将三年改厕任务一年完成。
高效的推进让其他地区侧目。以至于2018年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暨厕所革命培训班将召开地点选择在了正定县。
正定县战村的厕改更是成为典型，该村不仅引来农业农村部人士参观，各级政府领导都到访过。党支部书记高峰没想到会这样，他最初只想最快、最好完成工作。
不同于前述赞皇县部分村庄做法，战村厕改时，选择了已经有厕房的家庭进行，直接对厕坑改造。这样一来，村民不用另外出资。
高峰对记者说，厕改任务下来后，他们没盲目进行，而是在一个村干部家开展“试点”。然后让有关部门反复来调研，直到完全达标后，村里全部按照这个标准化操作。
“去年9月开始，10月底完成。”高峰表示，两个月完成45个厕所改造，利用率100%，更不存在一户双厕情况。
实际上，石家庄地区厕改过程十分严格，每户都要建立改造档案，里面记录着改造前后的全过程，且要拍照留档。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村子出现问题。最明显的是存在返工现象，原因并不完全因质量问题，而是无法达标。高峰告诉记者，正因为他们前期工作到位，所以没出现这种情况。
“给我们村建设厕所的公司比较聪明。”高峰认为，很多村存在返工是因为建设方“不动脑子”。记者在采访时的确发现，有些施工队被要求多次返工后，竟然出现罢工情况。
和其他县一样，正定县农村厕改大多也无法实现集中处理。高峰说，他们也得依靠社会上的抽污车，“这里是论桶收费，每桶50元。”一个抽污车主说，粪污大都运往农田，用作有机肥料。战村其他村干部也期待政府应统一配发抽污车。
还有个现实问题是，有的家庭所在位置十分偏僻，抽污车根本无法到达。
作为农村厕改典型，高峰唯一担心的是冲水设备如果出现故障怎么办？据其透露，目前这些设备保质期是一年，但出现维修和更换产生的费用到底谁出？他还不清楚。
据石家庄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市改厕联合工作专班主任陈彦良介绍，该市会建立起覆盖全部改厕农户的粪污清运服务体系，将回收的粪污作为有机肥料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市里还鼓励有条件的村庄，修建污水管网。
相比于正定县厕改，井陉矿区进行了创新。有个背景是，石家庄地区大多采用传统的蹲便器，但由于温度和气候差异，有的地方并不适用。
所以，井陉矿区凤山村300多户村民全部采用了“仿生直排式微水防冻马桶”，其节水、防冻、防臭等特点受到村民欢迎。村党支部书记贾同芳表示，他考察过很多坐便器，“这种产品最符合农村厕所改造的实际情况。”
也因此，去年1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专门到此参观。
谁的厕改？
“这工作看着简单，干起来可不容易。”石家庄市鹿泉区一名村干部说，他们有时候也会和其他县里的干部交流，发现厕改之所以推进有难度，另外原因就是无法做到统一。
他举例说，农村大多不是统一供水，所以厕改后的抽水桶，基本要靠农民手工加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让群众觉得麻烦。”按照石家庄的规定，改造厕所“必须进院引导进屋”，这让很多村民感到不适。
还有些群众在新建住宅里已经建好了厕所，新一轮厕改，意味着他们还要再建厕所，“我觉得这是增加负担。”无极县一群众说。
很多群众并不知道，按照市里要求，对目前农户新建住房采用的水冲加单格化粪池式厕所，化粪池只做防渗防漏处理就可以。
记者调查得知，这个问题暴露出部分基层官员的厕改宣传并不到位。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村干部表示，他们的确不够重视，有些村子目前还几乎未改。
“最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元氏县一村干部说。另一个现实是，虽然厕所改造有专项资金，但这项工作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属于隐蔽工程。
依据石家庄市规定，该地2018年-2020年农村厕所改造总任务是65万座，这笔资金的需求量可想而知。并且这笔钱主要依靠财政，大部分地区还没引入市场机制。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询问了多个基层干部厕改工作由谁主管？得到的回应也是五花八门。这种权责不清的现象，也是导致农村厕改推进较难的原因之一。
据悉，全国爱卫办负责农村厕所改造的综合推进，一般在市级、县级设在卫计委下属，不具有单独权限。
以石家庄为例，该市成立了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的领导小组，并由市委农工委、市卫计委组成联合工作专班，但有官方人士在调研后，仍认为“整体工作组织协调性有待加强”。
近日，石家庄出台《2019年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称，将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公共财政扶持、动员群众参与和市场化服务”相结合的组织推进和运行体制，实行县（市、区）、乡（镇）、村三级联动，分级负责。
虽然面对农村厕改的各方立场不同，但采访中大家普遍认为农村厕改最重要的工作应该在管理上，后期探索更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的村子已经走到前面。石家庄市无极县王家庄村，为加强后期管理就成立了厕所改造管理办公室，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委会成员，并安排管理员一名，负责全村的厕所维护。
同时他们还配备抽粪车，购置易损配件，新建配件室，保证厕所随坏随修，随满随清。“政策没任何问题，除了我们农民要提高意识，官员也要加强责任，不能搞形式主义。”无极县一农民说，“这不是个人的厕所，是大家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就指出，一些地方农村改厕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干部辛辛苦苦地干，但是农民不满意、不愿用、不会用。
“出现这种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干部把农村改厕作为一件小事、一般的事，而不是大事来做。”余欣荣说。（文中谷海、王平、王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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