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著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長久以來，學者們都以為世界的管理學和經營學，是地中海周邊為起源，發展了一套特殊制度。歐美挾其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威風，席捲世界市場。於是，大家以為他們那一套管理學和經營學，乃是最先進、也是最完備的。然而，從歷史追溯發展的途徑，這一套管理學和經營學，自從十七世紀以後，本身經歷了許多變化，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企業，並不是落地就擁有完美的制度。再從別處歷史來看，在中世紀晚期，迄於西方力量壓過回教時，回教世界也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其商業版圖籠罩地中海到印度洋，以及大半個歐亞大陸。
又從比較近代的歷史來看，日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在十九世紀才突飛猛進的。他們一方面從歐美學習近代企業文化，另一方面，日本的企業界也擁有一些自己的發展特色。以其中著名的案例言之，松下系統—這個龐大的企業集團，其本身的管理精神，卻是將中國的儒家陽明學與佛家禪宗的精神結合，轉型為松下的管理方式。他們有一個“松下塾”，經常在此機構訓練自己的幹部。
中國的企業發展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春秋時代，五霸之首齊國進行整體的改革，將封建制的管理轉化為在國家體系下的專業管理。《管子》這部書，不一定是管子自己撰述，可能是由不同的學者，將齊國發展的歷程，和後來的主要特色，總結集合成書。那一段齊國的經驗，是在莊園經濟以外開拓了市場經濟，這使得齊國的國力不是僅僅立足於土地的農業生產，而是以其國民相當部分力量，投入專業的生產—例如海產和鹽業，以外銷換取利潤，支撐國家的整體發展。
戰國時代，列國紛爭中，諸國都想要儘可能發展自己的實力，僅僅依仗土地的收入是不夠的。而且因為列國本身不斷開拓疆土，也開發非農資源，以此轉化為財富，用來維持國家繼續發展，以便在列國競爭之中爭取有利的地位。這些國家，是在列國體制之下，發展國際交易。在中國廣大經濟網內，列國之間既有競爭，也彼此依靠，其實和十八、十九世紀以後，歐美世界領導的資本主義發展形態，頗有類似之處。
戰國以後，秦代以及漢初，從《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食貨志》可以看到，以城市為基礎的作坊生產、運輸業和零售業，都已有相當規模。活潑的經濟和都市化，兩者之間有驚人的關聯性—舉例言之，以零售熟食為業的商人，竟富可敵國，宛若今日的麥當勞。
中國經濟在漢代以後，有一個長期的停滯，市場經濟轉化為實物經濟。唐、宋之間，中國才有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貨幣代替實物，又成為交易的主要媒介。在唐代大帝國的安定環境之下，貿易交流獲得強大的活力。舉例言之，這個時期，為了國內貨物的交流，國家設立了專門監督和管理資源流通的轉運使。宋代的經濟特色，乃是有一些專業的榷場與作坊。一部分是國家的專利，一部分是由國家掌管相當部分的經營，生產的貨物包括鋼鐵、瓷器、五金用具、茶、酒等類。這些國營或是半國營的企業，擁有一批專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當時中國生產的鋼鐵，據我一位老同學Robert Hartwell根據《宋會要》統計，產量超過當時全世界總產量一半以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海外貿易的收入支撐了南宋半壁江山，居然使其富足繁榮百餘年。這些國營企業和半官營的海上貿易，都具有利用專才的特色，其專業的知識和能力，不是一般商業可以提供的。
明清時代，尤其是十六世紀以後，因為美洲的白銀流入中國，中國地區的經濟，正如歐洲經濟一樣，因為以白銀作為貨幣，出現所謂價格革命的現象，刺激經濟快速發展。雖然歐洲人士，尤其西、葡、荷、英，前後掠奪美洲財富，成為最大的贏家，中國卻吸收了美洲白銀相當部分，擴大了內需市場的規模。
明初，永樂時代，鄭和六次下西洋的大局，實際上已經將中國與印度洋之間的海陸交通，連接成為海上的康莊大道。但永樂以後，中國採取閉關政策，不再有官方主持的海上貿易。那些“海商集團”，乃是沿海居民自己發展的私下貿易，將中國的商貨轉販給歐洲商舶。當時，其實已有相當數量居住在海外的中國商人，建立了國際貿易的基地。但是明廷並不鼓勵，而且還將其視同海寇，加以懲罰。雖然形勢如此詭異，中國的企業界還是有相當程度的肆應之道。那些“海商集團”挾其白銀收入，在各處設立收購商貨的據點，將貨物轉運到港口，然後與西方商舶交易。僅以白銀和官方發行的銅幣二者間的兌換而言，就是相當複雜的經濟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明代後半期出現許多長袖善舞的大商人，他們以政府無法管制的貴金屬，兌換官方發行的銅幣取得厚利;再從貨物的收購和轉運之中，一層一層地，獲取利潤。
明代商人，以汪道昆為例，此人交遊廣闊，其經營企業的範圍，跨越不同行業。很多商人也都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士，在從事企業經營的過程中，他們將儒家的人際關係和彼此尊重等理念，灌注於企業經營的過程。明清兩代，安徽的典當鋪和錢莊、山西的票號，許多都是跨越數百年的大企業。余英時將這種現象稱為“中國的儒商精神”。
除了這種以貨幣兌換和匯兌為專業的金融業以外，清代出現一些老字號，各自在其專業的範圍之內，發展規模龐大的企業。例如，絲綢布料的商號“瑞蚨祥”，製藥業的“同仁堂”，和幾家山西的著名票號如“日升昌”等店家，他們專注於經營一種事業，可是分號遍佈全國。那些零售業的大商家，他們定下的貨品標準和價格，包括收購原料、產品以至於零售的價格，都有全國同行追隨。同一行企業內，設立統一標準，並不經過政府的約束，而是由市場本身的調節得以確認和肯定。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可說是已經相當地現代化。山西的票號和安徽的錢莊，靈活地運用不同地區間的匯兌差額，以及貨幣的充盈或不足，將其轉化為採購貨物、轉運、零售的機制。他們也參與國際貿易，北路茶葉的外銷，其終點是在東歐與北歐。這些國際貿易的經驗，由於票號是專家經營，世世代代經過學徒制度，訓練自己的職員，才能夠達到如此高度的標準。
這些“儒商”的精神，在企業內而言，他們重視從業人員本身的企業道德，職員忠於企業，企業照顧職員的終生。他們也注重嚴格的考績，以決定獎懲。他們的企業精神，以“同仁堂”為例，標榜“合藥雖無人見，用心自有天知”;他們以自我警戒的敬業精神，堅持專業製藥的水平。這些大商家，都擁有龐大的財力，同行之間，他們會盡力扶助中盤和各處的零售同業，編織為一個同業之間的巨大網絡。在網絡內，同業之間遵守同樣的企業精神，保證誠信和服務質量。企業界與政府之間，也有互動的關係。例如，清代中葉以後，凡有國家大事，都有這些大商家接下挹注的任務。江浙的商號“胡慶餘堂”，其主持人是那位“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曾經承擔左宗棠大軍的後勤業務。
清代晚期，國家在各處徵收的稅收匯到中央，再由中央分散到地方，支付全國政務。這一工作並不經由類似中央銀行的機制來處理，而常常是由這些大商號執行。官、商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私人利益的結合，而是商家在合理的利潤之下，替政府完成轉運的工作。這些大商家，通常都會擔起地方社會福利的任務，救苦濟貧也是從自己的小區開始。同業之間，對於需要幫助的同業人員，他們通常也給予必要的援助。
中國式的儒商精神，其實與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相較並無遜色，反而更多一些人情味。這種儒商精神，並不立足於對上帝的敬畏，而是建立在人對自己良心負責的基礎之上的。
自從十九世紀末期五口通商以後，中國一步步捲入世界經濟圈。今日所謂全球化的經濟，其實不是二十世紀突發的現象，而是自古以來，逐步開展的長程演變。在最近這一個半世紀內，中國捲入世界經濟。二十世紀的前半段，以沿海幾個大商鋪為中心，中國傳統的企業家與回國留學生，以及外商的買辦，彼此觀摩合作，逐漸形成中國式的現代企業倫理。
以我自己比較熟悉的現象為例：我的故鄉無錫，是中國近代紡織業與麵粉業的中心。幾家無錫的企業人士，雖然以上海作為發展的中心，他們的分廠和分店卻遍設全國。山東、湖北的企業家們，發展同樣的企業時，往往從無錫的同業間借才，聘用無錫的專業人員，建設他們自己的工廠。
無錫榮家的起家，是由於他們能靈活使用無錫當地的“倉廳業”(米市的存積)和蠶絲的繭行，將本來可能呆滯的資金，運用於開展新的機器工業。他們將學徒制度和專業的學校訓練合併為一，培養了一大批有用的幹部。這些地方的從業人員，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正由於家庭之間彼此監督和觀摩，榮家企業的幹部們，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範。他們自己從業的精神以誠信為主，求利反而在其次。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怎麼利用廣大的人脈編組信息網，收集世界和國內的商情和市價，企業總部得以藉此籌劃長遠規劃，和近期的政策。
二十世紀前半段，中國現代化的企業，已經具有自己的經營特色。上海、廣州、天津的華商，其經營的層級和效率，都達到世界級的水準，毋需從西方學習“現代企業管理方法”。
中國現代企業的發展，自 1949年國土分裂為二以後，也劃分出兩條路徑。臺灣從七零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其實依仗的並不是從西方學習的經驗，而是當地的企業家經過了長期探索—一方面延續二十世紀前半段，沿海商業都市發展的經驗;另一方面，臺灣的企業界，也學習日治時代日本發展現代企業的精神—二者彼此扶掖，臺灣才能夠在不到二十年間，迅速地完成企業的現代化，也使得一個小小島嶼的經濟，躋身世界經濟的前列。
中國大陸的經濟，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走了一些冤枉路，好不容易才逐漸回到市場經濟應有的經營方式。今天，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績。無可諱言，在這段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主導是重要的因素。然而，最近這二、三十年來，民間自動自發的經營，已經逐漸建設出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
在這個時期，世界經濟也發生很大的轉變。一方面，由於科技發展，開發了許多新的資源，也出現許多新的技術，以生產新的產品;另一方面，因應全球化的需求，信息的流動促進了物資和資金之間的流動。凡此，都是全新的現象。中國企業界，尤其是民營企業家這個群體，在這方面學習的速度頗為驚人。我們可以瞻見的前途是，世界的大企業，將逐漸從“一條龍”式的經營，切割為分段的轉包。如此形式，將有利於每一個經營的環節。會有許多專業團隊，在信息流動的條件下，參與物流和全球經濟的不斷重組。這一趨向，和中國唐、宋以後出現的現象，其實相當地類似。
前述明清時代大商家的經營，同行之間的互濟和一層層的分包，都是常見的現象。以當時信息流通的條件，他們盡其可能，快速地將訊息傳遞到有關的單位。他們分擔風險的方式，也因為同行之間的互助以及跨行企業的合作，實際上已具有共同保險的形式和精神。以上這些發展，吻合中國過去長程發展的傳統。今後，大概可以很容易地蛻變為中國式的經營方式，有望在世界的企業文化中獨樹一格。
我們尤須注意：中國過去注重建立誠信，直至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商人的商譽乃是世界著名的。中國企業內部的協調和互助，以及企業與僱員之間的關係，也是出名的和諧。可是到最近，中國的商譽常因有“山寨版”的偽造產品而受損，或使用次級原料，或製造過程中偷工減料，種種劣跡使得“中國製造”竟已是惡名昭著。中國企業界應為此汗顏。如何消除這一惡名，就看中國的企業家，能不能從過去汲取經驗，重新注意對得起良心的“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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