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最為大眾所知的是一部《國史大綱》，閱讀人數最多的容或是《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嚴耕望以呂思勉，錢穆，陳垣，陳寅恪為史學四大家，因此乍聞這部錢穆講述，葉龍筆記的《中國文學史》，一些人或許會覺得奇怪。
然而，錢先生實是一通儒，學問綜匯經、史、集，這可以從他在新亞書院所開課程窺見：中國通史、文化史、思想史、經濟史、文學史等等。於是錢先生的講述，有著專門研究文學史學者不及的特色。
首先是以史學家的眼界，指明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
如中國的散文由艱澀入簡易，韻文由簡易入繁難。中國最古的散文《尚書》，連唐朝的韓愈都評價為“佶屈聱牙”，至《論語》《孟子》，變得明白易讀；最古的韻文《詩經》明白曉暢，演變到楚辭漢賦，越來越難讀。
如《春秋》開始注重修辭的準確，五顆隕石落在宋國如何描寫？為何是“隕石於宋五”，而不是“隕五石於宋”，或“五石隕於宋”，實是經過一番考慮拿捏。
錢先生又以史學家的本色當行，通過歷法方面的知識判斷《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的作品，用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解說屈原的活動範圍在湖北而不是湖南。講到唐代傳奇小說的興起，錢先生說科舉考試前考生上呈考官平時作品，希望留下深刻印象，同時附上小說幾篇，供考官解乏提神——凡此種種，絕不枯燥乏味，而是娓娓講來，令人信服。
以講《詩經》為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柳者，留也，古人送別時折柳，表示依依惜別之意。錢先生點出楊柳這一意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自《詩經》至今，稱讚中華文化的簡明與綿延。
古人講《詩經》喜歡比附政治，說民謠俗歌全部蘊含著對君主的“美刺”（讚揚與批評），今天的讀者八成覺得一派胡言。但錢先生有理有據地說明不可全盤否定，唐代詩人張藉的《節婦吟》，“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照字面看完全是寫男女感情，實際上卻是以詩婉拒藩鎮高官的邀請。以詩寄託諷喻的傳統和《詩經》一樣悠久，《楚辭》中的香草美人，唐宋男詩人無數女子口吻的閨怨春思，不是一脈相承，不無寄託的嗎？
這已經涉及到了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今人不作任何瞭解，便好議論批評，根源在中國近代的落後。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挫敗，使中國臨到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候，也是最屈辱的時候。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以來，“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觀念深入人心，不改革求變，中國將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在激進者的眼裡，漢字都凝結著罪惡，不如廢掉改用拼音，何況它承載的整個傳統文化。
把“適”嵌入自己名字的那位學者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是的，以西方文學觀念為標準，新文化運動大大提升了向來被視為俚俗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的地位，但《水滸》《三國》《西遊》《紅樓》《聊齋》成為常識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學的正宗——“詩文”,尤其是《尚書》以來的散文被瞭解得不夠。錢穆的講述正是詳人所略，而把小說戲曲一筆帶過。
因而讀錢穆的《中國文學史》，像傾聽一個未受過“五四”洗禮的陳舊人物，打開另一片天地。這片天地不偏激，不虛無，不濫情，也不冷情，正是錢先生一貫主張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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