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訪談
唐朝著名“諫臣”魏徵曾將國家、皇帝、法律三者之間的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國家好像是一匹奔馬，騎在馬上的騎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在《法史鉤沉話智庫》一書中說，“法為治國之具”的主張，始於春秋戰國之際，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法家奉行“以法治國”，主張“國不可一日無法”，即使在獨尊儒術以後，其法治的精神也滲透到儒術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獨裁的主張，奠定了秦以後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基礎。
張晉藩教授說，不論是統一中國的漢族皇帝，還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領袖，為了確立穩定的國家統治，都積極進行立法建制。
歷代皇帝都親掌國家立法。如北魏孝文帝鑑於“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輕重”，不僅多次修律，而且親自執筆定擬。史載：“孝文用夏變俗，其於律令，至躬自下筆，凡有疑義，親臨決之，後世稱焉。”
隋朝建立以後，文帝總結北周亡國之戒，將法制改革提上了緊迫的議事日程，命裴政、蘇威、高熲、鄭譯、楊素、常明、韓溶、李諤、柳雄亮等一批達官名儒，以“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中）”為指導原則制定新律。隋初立法，不拘泥於一國一族的偏見，取精用宏，兼收幷蓄，從而造就了在中華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皇律》。隋文帝不僅重視立法，還重視司法建設，援法斷罪，使漢以來的引經決獄之風受到頓挫。
唐朝開國的幾代皇帝都重視立法建設。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強調依法治國，“人有所犯，一斷於法”；凡“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唐高宗時期制定的《永徽律》，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華法系的集中體現。唐朝的司法制度不僅規定了援法斷罪的條文和司法官應負的責任，而且建立了三司推事的會審制度和死刑複核的複審制度。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也是既重公權也比較重私權、講求法制的時代。宋太祖曾說：“王者禁人為非，莫先於法令。”太宗也反覆告誠臣下：“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宋仁宗更將法治作為圖治之要，說：“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
宋朝的土大夫也以明法讀律為尚蘇軾在給其弟子由的詩中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陳亮曾就漢、唐、宋三朝法制進行比較，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也；本朝，任法者也。”
宋朝不僅制定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宋刑統》和《慶元條法事類》，還豐富了民事與財政金融立法，強化了中央集權的行政立法，改革了司法制度。《折獄龜鑑》和《業陰比事》之類的律學著作，反映了宋人是重視總結司法經驗的。特別是宋慈編著的《洗冤集錄》單書，對中國古代法醫學進行了全面總結，是中國最早的、也是享譽世界的法醫學著作。
明太祖朱元璋不僅手訂《御製大誥》，而且親自參與《大明律》的修撰。《明史・刑法志》記載：“（洪武）六年（1373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
親加裁酌。”《大明律》是繼《唐律疏議》之後對相鄰國家朝鮮和日本最有影響的一部法典，是中華法系達到巔峰的重要標誌。明朝實行的會審制度，是唐朝複審制度的新發展，並開啟了清朝秋審制度的歷史序幕。
張晉藩 教授認為，以法治國、法為治具的思想影響下中國曆代法制發展的狀況。但是，封建時代的法治正像魏徵所比喻的那樣，不過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它的功用和價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君主個人狀況的影響——遇有明君，法律可以發揮治世之具的作用；遇到昏君，法律很可能被任意踐踏，甚至成為廢紙。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以為天下“莫予毒也”，任意破壞法制，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遭受肉刑懲罰的比比皆是，使得天下人皆苦於秦法，不僅二世而亡，而且結束了法家數百年的政治統治地位。
隋文帝曾經是重視法律的皇帝，即位以後制定的《開皇律》是一部善法，在法制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晚年志得意滿，不惜以意毀法。
例如，他在六月天處死一個罪犯，百官勸諫說漢以來一直實行秋冬行刑，不宜在六月天執行死刑。但文帝堅持說六月天雷霆震怒可以擊斃人命，自己也可以六月天殺人。由於人君不奉法尊法，反而毀法犯法，法律就喪失了
治世之具的作用。到了隋末，已經是“憲章遐棄”，“官人不以違法為意”，隋朝的末日也就到來了。張晉藩說，中國古代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它有著治世的一面，但又受制於君主的品格狀態，因而有著很大的侷限性。
如果說以法治國是法律工具主義，那麼，依法治國就是法律權威主義，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約束。為了建設法治中國，需要肅清法律工具主義的殘餘影響，牢固地樹立起法律權威主義的觀念。
（立法網新媒體中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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