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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是馬克思解開“歷史之謎”、創立唯物史觀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建構。對社會結構的分析，一直是西方社會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傳統。西方社會結構理論派別林立，各種主張和觀點紛繁複雜。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西方社會結構理論的比較與反思”（批准號為13BSH002），運用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梳理分析了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各大流派。
原文 ：《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在反思中不斷重構》
作者 |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杜玉華
圖片 |網絡
有多少理解模式，就有多少理論流派
西方社會結構理論是指西方學者所創立和發展的各種有關社會結構的理論。對社會結構的不同理解，直接決定和導致了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各大流派的形成與建構。可以說，西方有多少種關於社會結構的理解模式，就有多少個社會結構理論流派。根據對世界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是否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和重大的啟示意義，西方社會結構理論的研究流派主要有早期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包括宏觀結構主義和微觀結構主義）、文化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建構性結構主義等。
西方社會結構理論的整個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古典社會結構理論、現代社會結構理論和當代社會結構理論三個大的階段。對於這些理論流派的發展階段演變，至少可以從三種視角來進行分析和總結：第一，“宏觀—微觀”視角；第二，“客觀—主觀”視角；第三，“型構—解構”視角。從早期社會有機體理論，到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再到當代結構化理論，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逐步從“型構”到“解構”再到“型構”、從可見到不可見再到可見、從形成到消失再到形成的歷程。
給予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應有的地位
20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一些西方學者把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片面理解為“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多元決定論”、“階級鬥爭論”、“意識形態論”等，從而在根本上否認其在社會結構理論領域應有的地位。20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西方學術界逐漸確立了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古典地位。
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是馬克思關於人與自然以及人們之間社會關係總和的認識。 他主要是從實踐、空間、時間三個維度出發對社會結構進行分析的，這三個維度分別對應於社會生產、社會要素和社會形態三個方面。馬克思以實踐為根本原則研究社會結構，堅持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把社會生產劃分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人口生產和社會關係生產四種類型。馬克思以社會關係的原生性或派生性為標準，把社會結構分為微觀社會結構、中觀社會結構和宏觀社會結構三個不同等級的層次，並在不同時期分別從社會生產技術、所有制、主體、交往形式等多個視角考察了社會結構的演進過程。從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生成上來說，具有實體性、社會性和實踐性等特徵的“現實的人”是馬克思分析社會結構的邏輯起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結構發展的動力。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在方法論上具有整體性與個體性、系統性與層次性、穩定性與動態性、批判性與建構性相結合的基本特徵。
創立西方古典社會結構理論
在西方古典社會結構理論中，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分別開創了批判主義、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三大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範式。 涂爾幹強調，只有從社會事實出發才能對社會結構展開理性分析，把社會事實新質的特徵概括為外在性、強迫性和普遍性。他認為，對現代社會各種危機的產生原因和解決辦法的探討，只有通過“實證科學”的方法對社會結構進行客觀、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到解決。涂爾幹還以社會團結為紐帶建構了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兩種理想的社會結構類型，他對通過功能分析來認識社會結構的闡述與發揮，使他成為功能主義的先驅者。
理解不僅是韋伯社會結構理論的一個最為基本的概念，而且也是他研究社會結構的主要方法。韋伯還以“理想類型”為分析手段，構建了具體歷史事件的、由社會現實的抽象因素組成的、具體行動的三種理想類型。韋伯把社會結構研究的起點和中心放在人類個體行動者上面，但他強調個體行動是以他人為目標和意旨的。在韋伯看來，包含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祛魅性、去人性化等成分在內的理性化，是世界歷史，尤其是西方社會發展的內驅力。
現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的建構與解構
現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在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基礎上取得了短暫的理論統一。帕森斯把社會當作一個系統來分析，強調系統具有抽象性、層次性和整體性的特徵。帕森斯主張以社會行動為起點來分析社會結構，並把社會行動的基本單位進一步劃分為個性、文化、社會和行為有機體四個分析要素，以此構建一個更一般的行動分析框架，提出了著名的AGIL功能模式。
列維-斯特勞斯把“無意識”視作社會結構產生的根源，它隱藏在結構深層，顯現於表層的社會現象是對其的反映和體現。他把由索緒爾發軔的同時態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方法論，移植到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整個社會都是以交換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交換是社會結構形成的重要途徑。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過程的辯證法”和結構主義，為社會結構研究找到了新的方法論指導，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他強調，社會結構是在矛盾的多元決定共同推動下得以發展的，意識形態的實踐的和社會的職能發揮著維繫社會結構紐帶的作用。
現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在結構主義盛行的同時，幾乎同步開始了對結構主義的反思與解構，尤其對結構主義中過於強調結構而忽視人的主體性進行了各種批判、超越。德里達以語言符號的“延異”作為社會結構分析的起點，實現了結構主義社會結構理論中的片面、靜態、封閉、單一向全面、動態、開放、多元的轉向。在德里達看來，承認“他者”和“他者”的語言是進行社會結構研究不可迴避的必然途徑，而承認“他者”，就是讓“他者”有說話的權力，主張社會朝著更激進的民主化方向發展。福柯比較重視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認為權力是通過話語權呈現出來，並以各種規訓的手段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要素之中。他從處於社會邊緣或被邊緣化的個人出發，以考古學和譜系學為方法來展開社會結構分析，其社會結構理論發展的中心線索是主體。福柯認為人是權力對人奴役的產物，主張以局部鬥爭和生存美學為方案來實現對人的重構。
重構當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
當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在全面整合以往各種不同理論的基礎上，對社會結構理論進行了重構。吉登斯在廣泛清理、吸收和批判以往社會結構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和闡釋了著名的“結構化理論”。他從具有明確能動性意涵的行動和行動者出發研究社會結構，認為結構具有二重性，即結構既是行動的結果，又是行動的條件，行動與結構是植根於人類實踐活動之中相互滲透的兩個層面，並且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實現了統一。在吉登斯看來，社會是由規則和資源“結構起來的”模式化社會關係形式，規則和資源是社會結構最為基礎的特質。
布迪厄以關係主義為方法論來建構理論，把社會結構研究從涂爾幹傳統對“社會事實”的過分關注，轉移到對關係及其維持和再生產模式的關注。他認為，實踐是社會結構產生和存在的基礎，也是社會結構獲得不斷重建和更新的動力來源，主張從實踐出發，以語言與符號為媒介，以場域、慣習和資本為核心對社會結構展開分析。
哈貝馬斯強調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社會生活實踐相統一為原則來認識和研究社會結構。公共領域是哈貝馬斯研究社會結構問題的起點和主線，而語言是其展開的主要形式。哈貝馬斯認為，私人只有恢復主體性，從自己的狹隘境地中重新走入公共領域，開展有效的交往行為，才能在對話溝通和理解中結成社會關係，即在交往中形成社會結構。
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或多或少、或明或隱為西方各種流派的社會結構理論所吸收和運用，可以說，
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一直是西方社會結構理論的重要參照系和理論元素。西方社會結構理論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具有其自身的侷限性，並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總體特徵等不同層面與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存在顯著差異。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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