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最初是建州女真的一种集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制度是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的基础上创立而成。
早期的满族出兵、狩猎时，按族党、村寨组织队伍，每十人为一牛录，设一长官，名牛录额真。对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的活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明确记载。
其中，辛丑年（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额真额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乙卯年（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立一扎栏（甲喇）额真，五扎栏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美凌（梅勒）额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行军对，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早有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时，努尔哈赤就已设立四旗，分别是黄白蓝红，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后金建国的前一年，又增设了镶四色旗，每旗设一固山额真（都统），二梅勒额真（副都统），下辖五甲喇（参领），每甲喇辖五牛录（佐领），八旗制度正式建立。
八旗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建州女真脱明建国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次年也就是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其后，随着建州女真的逐渐扩张，出于政治的需要，其利益共同体的边界逐渐发生改变。即以建州女真为中心吸收了周边女真部落，以及在辽东地方居住的蒙古人、尼堪人（汉人）、朝鲜人、锡伯人等。
应当指出的是，这时所编列的八旗，主要成员是女真人即满族（也包括其他各族人，特别是包括很多蒙古族人和汉人），应该叫它八旗满洲或满洲八旗。
根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兵考一》中的记载，“时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此类记载在《钦定八旗通志》中也有。但如此推算的话，当时后金军约有400个牛录，按照每牛录300人算，约有120000人之众，力量显然不可小觑。（有很多观点也对后金八旗牛录数目记载存有质疑，有兴趣网友可另行讨论）。
皇朝文献通考
再回到有关汉军的记载，这些牛录中汉军牛录占百分之四，其余的零散汉人，分布在多个满洲牛录之中。这时所编的八旗组织，就是之后的八旗组织主体－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的牛录，都是隶属于满洲旗之下。见《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二之《兵志一》记载，甲寅（即1614 年）“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
至于这些入旗汉人的来源，学界研究的有观点认为是自万历年间，明朝与建州女真间的冲突，导致掳掠频繁，部分汉人辗转流徙，或充当努尔哈赤的农户从事耕种，或编在八旗满洲下当兵。
再加上后来后金对明宣战后，也有一些明军将领“降者编户”。例如，明朝第一位投降后金的边将抚顺游击李永芳（1618年投降），努尔哈赤编其降民千户迁至兴京，采取明制分设大小官属，授予“永芳副总兵辖降众”，还授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招为“额驸”。
再如，佟养性于“大军征明克抚顺”时，“挚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
此外，还有张大猷，1621年“自广宁来降，授佐领，当时称备御”；祝世昌，也是同年“率属三百余来归，仍授游击统其众”；鲍承先，1623年自广宁“随众来降，仍授副将”。
不过，即使这时有汉人或者汉兵来降，也还没有汉军单独编旗的记载。
八旗汉军的设立
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此后，他对八旗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是变旗易帜，将自领的两白旗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互换，自己成为两黄旗旗主。其次，又变化了八旗装饰。
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第二年，又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其后，皇太极又增设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同称旗人，其户籍、住址、田产、营生、挑兵、选官、诉讼都自有体制。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兵考一》中的记载，“国初，先编立四旗以统人众，寻以归服益广，乃增建为八旗，然，犹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而合于一也，迨其后，户口曰繁，又编蒙古八旗，设官与满洲等，继编汉军八旗，设官与满洲、蒙古等，合为二十四旗”。
皇朝文献通考
但在关于八旗汉军建置的时间问题上，国内学界研究观点不一。这里面主要牵涉旧汉兵和汉军一旗（李永芳、佟养性的炮兵部队）是不是一个概念问题，也就是围绕早期的旧汉兵组织和后来正式建置的汉军一旗的关系上。
如在《清史稿》志一百五《兵一》中记载“旧汉兵为乌真超哈。孔有德之天祐兵，尚可喜之天助兵，并入汉军。”也就是说在“乌真超哈”之前有“旧汉兵”之称。这里的“乌真超哈”满语为“重兵”即炮兵之意。也就是说，汉军亦称“乌真超哈”，这与当时明军红衣大炮对后金的影响不无关系，导致后来的后金军队重视使用火器，凡投降的明军将领和士兵，如抚顺游击李永芳、开原千总金玉和（1619年投降）以及孔有德（1633年投降，后封恭顺王）、耿仲明（1633年投降，后封怀顺王）、尚可喜（1634年投降，后封智顺王）等人，后金都仍然按照明军的旧制，让其统辖原来之众，隶于满洲八旗之内，这时构成人员多数是由辽东战场投降的明军官兵，也就是常说的“从龙入关”的“辽人”。
有观点认为旧汉兵组织就是汉军旗（见李新达的《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但也有观点认为旧汉兵与汉军旗并不是一回事，有一定的沿革关系，即（见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一文）。
那汉军成旗的时间是源于何时，学界的研究观点有天聪五年（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诸政）、天聪七年和天聪八年之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根据《清太宗实录》《东华录》等记载，清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二十九日，“分乌真超哈汉军一旗为二旗”。此后，又于清崇德四年（1639年）分为四旗，至清崇德七年（1642年）八旗汉军最终形成。可见，八旗汉军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一旗、二旗、四旗三个阶段后，最终形成了八旗。至此，也全部完成了满、蒙、汉三个主要八旗组织的编制。
这其中有个小插曲，前面提到的孔有德（正红旗）、耿仲明（正黄旗）、尚可喜（镶蓝旗）三顺王所部虽名义上被编入了八旗汉军，从属乌真超哈，但令为“行走”，以补充兵丁额少之旗，显然与其他早先投降的明军官兵受辖于各和硕贝勒有所不同，有点“独立团”的味道。
汉军独立成旗并非历史的偶然，根据众多研究不难发现，通过组建擅长火器的八旗汉军，以汉攻汉，能够提高其作战能力，关键时刻攻城填壕（是不是炮灰就不得而知了）；在刘家驹《清史拼图》中还提出，八旗汉军的组建是皇太极为了分散诸王公贝勒实力而采取的一种集权措施，鼓励其他汉人对其效忠；在谢景芳的《《八旗汉军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中，更进一步地认为组建八旗汉军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笼络汉人。
八旗汉军的地位
对于八旗的叫法，有的称之为称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对于这一说法，王钟翰先生认为并不正确，应该称其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滕绍箴的《八旗汉军研究的几点认识》也对此有详细论述，称之为“‘八旗’在前，‘族属’居后”。
前面我们在八旗制度一部分中提到过，努尔哈赤在早期逐步完善八旗制度时，是“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也就是当时的蒙古、汉军还未各自成旗，是从属于满洲旗下的，满洲一族的地位最高，汉族的地位最次，始终是处于“随旗”的地位。
到了皇太极时代，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按照族属来划分的话，似乎其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但实际上不管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还是八旗汉军也好，其全都隶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形式“八旗”之下，相当于将原来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的满洲一旗，再细分为了满、蒙、汉三旗。
根据《八旗通志》介绍，八旗中每旗都有三个都统和六个副都统，即满洲、蒙古、汉军各有一个都统和两个副都统，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行的三个集团，这里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尽管是独立组旗，但其独立性十分有限，其行动指挥还是要随满洲一旗行走。
小结
在清兵入关之后，这种把明朝归降官兵再编设汉军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而逐步将其编入“绿营”或拨入民籍。另，随着旗人队伍的日趋庞大，生计越来越成问题，到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满洲共同体的界线开始收缩，采取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各项政令，以缓解自身压力，至乾隆朝后，八旗汉军发展基本停滞。（本文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如有侵权 烦请通知 即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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