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F·肯尼迪總統、中央情報局特工托馬斯·休伊特、古巴總統菲德爾·卡斯特羅和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
1962年3月11日晚，一股強勁的東南風拍打著加勒比海的海面，當晚，一艘運動漁船駛近古巴海岸線。30英尺長的“森林約翰遜巡遊者號”(Forest Johnson Prowler)是當時能找到的最堅固、速度最快的木船之一，但它的引擎非常安靜，足以讓三名船員將其航行到離海岸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不被聽到。這些水手是中情局派駐古巴的外勤人員中最有經驗的船員之一，但即使是他們也不允許看到兩名蒙面特工的臉。這兩名特工爬過船舷，登上一艘16英尺(約合10米)長、裝滿物資的玻璃纖維獨木舟。
惡劣的海況幾乎讓特工們的任務在正式開始前就結束了。他們的獨木舟一下水就翻了船，寶貴的人力和裝備都被衝進了波濤洶湧的大海。船員們拼盡全力地取回包裹，好在這些裝備是裝在防水罐頭內，並用塑料袋包裝的。終於，獨木舟被扶正，裝備也重新放好，兩個特工爬進了獨木舟，設法穩定住身體，他們把獨木舟朝向海岸，慢慢划進了張開的聖地亞哥河口（San Diego River）。
採用獨木舟滲透的主意來自湯姆·休伊特(Tom Hewitt)，他是那兩名操舟特工的上線，中央情報局邁阿密站的情報官，他正在邁阿密焦急的等待著任務的消息。中情局的規定禁止他直接參與特工的滲透行動，但他還是覺得自己對那對搭檔負有深深的責任：這對搭檔中的核心是經由他訓練，負責運營管理古巴當地情報網絡的特工，另一人則是那個特工的無線電操作員。休伊特的工作是在他們返回古巴後，遠程指導特工的行動。休伊特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工作了10年，在過去的6個月裡，他向那位特工傳授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有關如何運營一個有效的間諜網絡的知識，盡其所能減輕這位特工在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可能面臨的重大風險。
該小組的任務是建立一個間諜網絡用來收集情報，甚至在必要時煽動反對卡斯特羅政權的顛覆活動。推翻卡斯特羅政權是肯尼迪政府和中央情報局的首要任務。休伊特深知他手頭正在運作的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但即便如此，他也沒能想到自己的團隊很快就將在阻止世界進入核末日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1962年夏天，前蘇聯秘密向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這一行為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幾乎導致了美蘇兩國核戰爭的爆發。關於那次古巴導彈危機，已經有大量的書籍和文章，但湯姆·休伊特的名字卻沒有出現在任何的書籍和文章中。當年10月U-2偵察機拍攝的導彈發射架照片，幾乎一直被認為是美國在核對峙中取得的關鍵性情報突破，讓美國獲得了無價的優勢。谷歌搜索“湯姆·休伊特、古巴導彈危機、中央情報局”，只能從他的一位中央情報局老上司的書中找到一處參考資料，其中提到了10年後，美國在老撾的秘密戰爭中，他在組織“道路監視”小組中所扮演的角色。
1962年10月，空中偵察照片顯示古巴聖克里斯托巴爾的一處導彈發射場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古巴發現前蘇聯核導彈的功勞主要歸於U-2高空偵察機，或許還有零星幾處提到了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報告。這場危機是情報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此後，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越來越相信來自間諜飛機、衛星和監聽站的技術情報。然而，到目前為止，中情局從未公開承認休伊特在首次發現導彈證據的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就是忘記了它”退休的中情局高級官員傑克唐寧(Jack Downing)說。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蒂莫西·納夫塔利(Timothy Naftali)曾與人合著過一本關於古巴導彈危機的書，名為《一場地獄賭博:赫魯曉夫、卡斯特羅和肯尼迪，1958-1964》(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這是件大事，" Naftali在得知休伊特參與的行動後寫道。他說，這些新信息“有助於解釋肯尼迪政府為什麼甘願冒險(派遣一架U-2飛越古巴上空)，總統此前一直希望避免出動偵察機。”他說，能夠促使肯尼迪改變想法的情報“必須比非常具有說服力”。
這次雅虎新聞對湯姆·休伊特和他的特工在導彈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度調查，是通過採訪休伊特的家人、曾與休伊特共事或認識他的中情局老兵，並綜合其家人提供的私人文件、解密的中央情報局和其他美國政府文件、古巴政府的檔案、書籍和新聞文章等史料拼湊而成的。他們一起講述了一個關於勇氣、奉獻、沉默的專業人士的故事，這個故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1923年，托馬斯·摩西·休伊特三世在華盛頓特區早產。他的父母一貧如洗，隨後不久便離婚。作為一個體弱多病的嬰兒，他靠慈善機構資助住院一年多。在經歷了艱難的童年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於高潮的1943年春天，他進入了紐約州金斯角的商船學院(Merchant Marine Academy)。1944年2月22日，休伊特在“喬治·克利夫號”(SS George Cleeve)上擔任見習生，這是一艘將廢鋼鐵從突尼斯運往弗吉尼亞州漢普頓路(Hampton Roads)的輪船。貨輪在距離阿爾及利亞15英里處的外海遭到德國U艇的魚雷攻擊，除一人遇難外，休伊特和其他所有船員都倖免於難，但他們被迫棄船逃生。
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休伊特一家，米莉，蒂姆和湯姆在邁阿密的一張全家福照片
戰後，他與米爾德麗德·“米莉”·斯圖爾特（Mildred “Millie” Stewart）結婚。1950年，休伊特加入了中央情報局，但六個月後就辭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工作使得他與其他人的溝通交流都受到了限制。“他喜歡人際交往，”米莉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說。“不喜歡坐在一個小房間裡解碼信息。”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職業挫折後，休伊特於1952年重新加入中央情報局，這一次他是一名準軍事官員。根據他的商船學院教育經歷和戰時在海上航行中的經驗，中情局讓他在位於弗吉尼亞州培利營(Camp Peary) 被稱為“農場”(the Farm)的新培訓機構擔任海事行動教官。他和米莉在伊斯坦布爾待了兩年，然後回到總部。但是湯姆很快就厭倦了在辦公桌後的工作，他要求調到中央情報局熱火朝天的邁阿密站工作。隨後，休伊特夫婦帶著一歲的兒子蒂姆(Tim)於1961年初抵達邁阿密。
對於一個想要在20世紀60年代初功成名就的中情局官員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職位了。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推翻了古巴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在哈瓦那建立了一個日益紅色的政權。當時美蘇冷戰正達到頂峰，1961年1月上臺的肯尼迪政府決心推翻西半球第一個紅色政府。由於卡斯特羅的政策擠壓了古巴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成千上萬的古巴人逃到了佛羅里達，許多人希望發動一場反攻來解放他們的家園。
然而首次正式的嘗試便以一次大規模的潰敗告終：1961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古巴豬灣(Bay of Pigs)南部的一處海灘登陸，被一支強大得多的古巴軍隊輕易擊敗。這場慘敗羞辱了肯尼迪總統和他的兄弟、總檢察長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他們渴望復仇，並決心推翻卡斯特羅。同時也在新政府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留下了不信任的裂縫。
1962年10月1日，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升級，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右)在華盛頓特區的白宮與他的兄弟、司法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會面。當月晚些時候，古巴爆發導彈危機。
美國反卡斯特羅活動的中心是邁阿密，這個城市現在擠滿了古巴流亡者，他們已經組成了幾十個反政府團體。中情局在邁阿密大學的土地上建立了代號為JMWAVE的情報站，這裡很快就會成為中情局除位於弗吉尼亞州蘭利總部外最大的情報站 ,該站是由數以百計的正式僱員和以“天頂技術企業”為掩護的承包商所組成
中央情報局就是從這裡在古巴發動秘密戰爭的。美國的政策禁止中情局通過空降方式投送古巴特工，因此該機構動用了一支小型船隊將他們送往古巴，這些小船的船員大多是古巴流亡者。但古巴安全部隊持續在海岸線上以及海面上巡邏，蘇聯還幫助卡斯特羅政權在北岸安裝了無縫銜接的雷達站，使得偷運人員和物資進入古巴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少有中情局的情報官員具備在這種環境下成功開展海上行動所需的經驗，但湯姆·休伊特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4月，當休伊特夫婦在邁阿密珊瑚蓋布爾斯(Coral Gables)社區的新家安頓下來時，51歲的埃斯特班·馬爾克斯·諾沃(Esteban Marquez Novo)正在哈瓦那的阿根廷大使館避難。馬爾克斯·諾沃出生於古巴西部比納爾德里奧省（Pinar del Río province）的洛斯帕拉西奧斯（Los Palacios）的一個富裕家庭。隨著卡斯特羅的掌權，強烈反共的馬爾克斯·諾沃與一群忠於巴蒂斯塔(Batista)的士兵拿起武器反對新政府。據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官方報紙《格拉瑪報》(Granma)報道，1961年2月19日，馬爾克斯•諾沃在比納爾德里奧省的羅薩里奧山脈(Sierra del Rosario mountains)發動叛亂。這是一場短暫的叛亂。卡斯特羅的民兵很快就逮捕了馬爾克斯·諾沃組織的幾名成員。4月初，馬爾克斯·諾沃從山上下來，潛入哈瓦那，在阿根廷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
阿根廷答應了他的請求，在使館待了近7周後，馬爾克斯·諾沃乘坐飛機離開古巴，前往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隨後計劃繼續前往阿根廷。但在訪問委內瑞拉首都的美國大使館後，他的計劃改變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獲悉馬爾克斯·諾沃離開古巴後，派飛機把他送到了美國。
在邁阿密，馬爾克斯·諾沃與休伊特會面，休伊特把他帶到一處安全屋，在那裡他被隔離了大約兩個月，隨後中情局官員詢問了他的情況，並評估了他作為中情局特工打入古巴的可能性。休伊特的結論是，雖然已經到了中年，馬爾克斯·諾沃仍是一名合適的特工人選。休伊特正式招募了他，並開始了為期6個月的強化訓練。在這段時間裡，休伊特把馬爾克斯·諾沃和另一名古巴流亡者葉約·拿破崙(Yeyo Napoleon)配對，這個名字可能是他的假名，拿破崙計劃成為馬爾克斯的無線電操作員，因此也需要接受大多數同樣的訓練。
休伊特——他的下線特工只知道他叫“奧托”——在培訓中採取了一種親歷親為的方式，他認為這對於評估和建立與馬爾克斯·諾沃(他稱之為“查理”)的關係至關重要。在休伊特的主持下，無線電技能、武器使用和秘密寫作方面的專家為查理提供了這些基本課程的指導。但休伊特親自進行了間諜諜報技術的所有其他培訓。據傑克·唐寧說，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恐怕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導師了。唐寧曾在1997年至1999年間擔任中央情報局負責行動的副局長，是該機構的最高間諜。這位中情局資深特工說，休伊特不僅在“基本生存技能”方面“非常出色”，而且“是一位非常酷的特工”。“如果有人對我說，‘你要進入一片叢林，或者你的飛機要在這片領土上空被擊落，你希望誰在你身邊?’”我的第一選擇是湯姆。他是最不可能驚慌失措的人。
但是，除非休伊特能成功地讓他的古巴特工回到祖國，否則教授他們世界上最好的諜報技巧也將毫無意義。
1962年1月，古巴士兵站在哈瓦那海濱的高射炮旁，回應美國入侵的警告
策劃滲透行動的第一步是在古巴海岸線上選定一個地點，在那裡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可以偷偷上岸。休伊特和馬爾克斯•諾沃一起選擇的地點不在從佛羅里達州出發最容易到達的古巴北部海岸線，而是在距離聖迭戈河上游2英里的比納爾德里奧省的南部海岸，這條河流匯入巴塔巴諾灣(Gulf of Batabano)的加勒比海。休伊特後來寫道，這是一個馬爾克斯·諾沃非常熟悉，且具有安全感的地方。
但要到達那裡，往返行程至少1400英里，還需要一艘最大吃水為5英尺的船，讓它能在名為卡約斯德聖費利佩(Cayos de San Felipe)的一系列島嶼和大得多的松樹島之間的淺灘上航行。休伊特想讓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划著一艘玻璃纖維的獨木舟，載著300磅的補給品逆流而上，到達滲透點。
當休伊特向邁阿密的其他情報官介紹他的想法時，他們認為他“瘋了”，魯迪·恩德斯(Rudy Enders)說。魯迪·恩德斯是一名準軍事官員，在邁阿密期間與休伊特合作密切，後來他負責CIA的準軍事行動部門SOG的運作。情報站沒有任何一艘船有這樣淺的吃水，也沒有一艘船具備足夠的航程。邁阿密只有一名官員支持休伊：恩德斯，他和休伊特一樣，是商船學院的畢業生。“我認為這很容易做到，”後者在他向雅虎新聞(Yahoo News)展示的一個未公開的檔案中寫道。
恩德斯和休伊特提出的計劃是，用一艘二戰登陸艇，將 “森林約翰遜巡遊者”號拖到古巴西端距離卡約斯德聖費利佩(Cayos de San Felipe)不到10英里的地方。儘管它只能以每小時10海里的速度航行，但登陸艇可靠性很高，且具備足夠的航程。“巡遊者號”僅有4.5英尺的吃水，這意味著它可以安全地穿越卡約斯-聖費利佩島和松樹島之間的淺灘。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巡遊者號”的船員可以把獨木舟放入水中，裝上補給，然後讓特工們上路。邁阿密站的高級官員對恩德斯的提議表示懷疑。
休伊特和恩德斯需要獲得該站站長洛奇範斯沃斯(Rocky Farnsworth)的批准，才能將計劃付諸實施。由於無法安排會議，恩德斯把他逼進了男廁所。恩德斯寫道:“我一邊撒尿，一邊告訴他這個主意行得通，如果行不通，我就放棄。”範斯沃斯同意繼續實施這一計劃，但要先對這個概念進行一番測試，視海上試驗是否成功而定。
恩德斯說，後來的測試“完美無瑕”，他設計了一種特殊的安全帶來牽引“巡遊者號”。行動被批准了。情報官和特工做了最後的準備。除了補給以外，休伊特向他的團隊提供的物資包括兩臺RS-1對講機、個人武器、地圖和現金。
這次滲透被稱為眼鏡蛇行動;特工們登陸聖地亞哥河岸的地點代號是海倫。美國中央情報局還為這些特工提供了用於所有通信的密碼:埃斯特班·馬爾克斯·諾沃的代號是AMBANTY-1，耶約·拿破崙的代號是AMBANTY-2。(中情局所有與古巴有關的人員代號前兩位字母都是AM)
恩德斯為這次任務召集了一支全部由古巴人組成的船員隊伍。登陸艇的船長和大副在革命前都是一家輪船公司的專業水手。雖然他們沒有軍事經驗，但他們自願參軍反對卡斯特羅，而且每個人都有在豬灣(Bay of Pigs)事件中的痛苦經歷。恩德斯說：“事實證明，這些相對年長的人願意為古巴的解放冒很大的風險。”“人們必須尊重和欽佩他們。”
登陸艇離開基韋斯特，與“巡遊者號”在距離海岸8英里的沙基燈塔處會合。從那裡開始，環繞古巴西端為期三天的航行平安無事，船長確保全程都呆在國際水域。但當船長靠近卡約斯德聖費利佩時，他的神經開始緊張，於是他把“森林約翰巡遊者者”號放在了比預計地點更遠的海面上。儘管如此，這艘木船上的三名船員還是順利地把它駛到了獨木舟的出發位置，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划著木船離開了。他們到達了寬闊的聖地亞哥河口，繼續往前劃了幾英里才找到上岸的地方。他們把補給品卸了下來，貯藏在河岸附近，然後把獨木舟小心翼翼的沉入河底，以備再次使用。接著，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在夜色中悄悄溜走了。
恩德斯後來在給米莉·休伊特的信中寫道：“這次行動將成為經典。”“我們用事實證明懷疑論者錯了。”
埃斯特班·馬爾克斯·諾沃
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立即開始工作。休伊特後來寫道：“這個兩人小組的任務是聯繫任何現有的地下組織，與邁阿密基地建立無線電聯繫，打通用於特工們滲透、撤離行動的海上通道，並提供有關當地情況的情報。”
由於馬爾克斯以前在反對卡斯特羅的抵抗運動中有不少聯繫人，而且他對這個地區很熟悉，他利用這個大家庭招募新成員，用不了多久他就在當地吸引了不少人員加入。在滲透之後的幾個月裡，他穩步建立了自己的間諜網絡，並將其命名為“FUO(Frente Unido Occidental)”，翻譯成英語即“統一西部陣線”(United Western Front)。
馬爾克斯·諾沃嚴格遵循湯姆·休伊特傳授給他的諜報技術，確保他的信使從不走公路或小道，而是在田間地頭穿行，並在婦女或動物身上使用隱蔽裝置來傳遞信息。FUO說服有同情心的當地人使用一種視覺信號系統，通過在他們的晾衣繩上掛不同顏色的衣服來通知他們當前的狀態是安全還是危險。補給品要麼被埋起來，要麼小心翼翼地藏在掩體裡。
隨著間諜網絡從朋友和親戚擴展到警察和民兵，馬爾克斯·諾沃通過一名只對他負責的信使與他的下線特工取得聯繫。在招募前，他和邁阿密站核對了所有潛在特工的身份背景，甚至還密切監視拿破崙的行蹤。FUO監聽了卡斯特羅民兵和海岸警衛隊哨所的電話線。綽號“普萊西多”(Placido)的馬爾克斯·諾沃在農村地區維持著一支獨立的嚮導部隊，其任務是帶領他的隊伍安全地穿過這些地區。該情報網絡還擁有一支反間諜隊伍，負責審查新成員並調查安全漏洞。
這些技巧都使馬爾克斯·諾沃的工作在一開始非常成功。休伊特寫道：“從最初的兩個人小組的核心開始，迅速發展成一個廣泛的抵抗/情報綜合體，延伸至比納爾德里奧，分支機構覆蓋哈瓦那和松樹島。”
事實證明，海上行動成為了間諜網絡運作的關鍵，它使該網絡能夠獲得再補給，並能讓新招募的人員秘密離開古巴前往美國受訓。
第一次類似的任務發生在1962年5月24日,儘管與古巴巡邏艇近距離接觸,中情局還是在聖地亞哥河的河岸邊，代號海倫的地點成功完成了第一次的水上補給行動，為AMBANTY間諜網絡提供了約1500磅的武器和各種其他物資。
很快，這個間諜網絡就引起了美國政府高層的注意。肯尼迪政府顛覆古巴和推翻卡斯特羅的貓鼬行動由陸軍准將愛德華·蘭斯戴爾（Edward Lansdale）負責 ,他在1962年7月25日的備忘錄中提到，中情局已成功將11個特工小組送入古巴本土 ,“最成功的是比那爾德里奧省的一個。與此同時，蘇聯人在半個地球之外做出的一個決定，將使馬爾克斯·諾沃和他的下線特工獲得更重要的地位。
摘自愛德華·蘭斯代爾准將的貓鼬行動備忘錄節選
1962年8月1日，一名特工報告了馬裡埃爾皮納爾德里奧港發生的一些非常不尋常的事件。那天，一艘蘇聯大型貨輪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抵達。“任何人都不允許靠近這艘船，連海關官員也不行，”這名特工報告說。“在港區所有正式員工都被清空後，該船開始卸貨。”
特工認為包括“中國人、捷克人和蘇聯人”在內的“很多人”下了船，當然“中國人”可能是來自蘇聯遠東地區的蘇聯人員。然後，卡車被吊到船上，放到貨艙裡，裝上貨物，蓋上帆布，然後被“極其小心翼翼地吊回岸上，就像他們是玻璃製品一樣”。一上岸，卡車就在蘇聯人員的護衛下開走了。這名特工隨後發表了令人信服的評論：“很可能卡車上裝載的是火箭、火箭的彈頭部位，或者最有可能就是核彈頭。”
這名特工比中情局總部幾乎所有人認為的都要接近港口。
1962年夏天，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進行了一場西方几乎沒有人預料到的賭博：他下令向古巴部署中程彈道核導彈。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武器庫比不上美國。但是古巴的中程彈道導彈可以通過將美國城市置於危險之中來彌補這一不足。如果蘇聯能在美國意識到他們在做什麼之前就把導彈部署到位並投入使用，他們就能給美國一個既成事實，把美國城市作為人質，可以讓這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在未來的談判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1960年，蘇聯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哈瓦那通過翻譯與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交談
但是，在一個與蘇聯隔海相望、地處兩個不同大洲的國家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並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部署數以千計的部隊，建設導彈基地，部署和安裝SA-2防空導彈來保衛這些基地。最後的步驟才涉及運送彈道導彈本身及其核彈頭。
前蘇聯部署導彈的第一階段被休伊特的AMBANTY間諜網絡發現並報告。在古巴西部,馬坦薩斯省的下線特工將情況報告給了休伊特的密友吉恩·諾文斯基（Gene Norwinski），與此同時，剛抵達美國的古巴難民在接受美國官方的篩選詢問時也提到了前蘇聯軍事力量的加強。8月20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約翰·麥科內(John McCone)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到，他收到了“大約60份報告”，內容是蘇聯集團加大了對古巴的軍事支持。
這時候正是埃斯特班·馬爾克斯·諾沃和他的團隊證明他們價值的時刻。在休伊特提供給雅虎新聞的AMBANTY間諜網絡的未註明具體日期的編年曆史中，有一行簡單地寫著:“1962年夏天——導彈危機的建立——報告導彈基地的準備工作。”
然而，當來自古巴特工的報告傳到蘭利時，他們遇到了一堵叫做懷疑的無形牆。中央情報局分析人士普遍自大的認為，蘇聯不敢向古巴部署彈道導彈。批評人士後來表示，這讓他們對相關報道產生了非理性的懷疑。
與此同時，由於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緊張情緒，他們在不久後便叫停了中央情報局的U-2偵察機對古巴本土的照相偵察行動。自1962年2月以來，中央情報局每月兩次在古巴上空執行偵察任務，從未發生過事故，但在8月29日一次飛行中拍攝的照片顯示，古巴西部至少有8個新建的SA-2地對空導彈發射場。正是這種SA-2地空導彈在1960年5月擊落了由美國飛行員加里·鮑爾斯(Gary Powers)駕駛的，侵入蘇聯領空的U-2偵察機。蘇聯將其部署到古巴，正是為了阻止美國通過空中偵察的方式瞭解隨後的核彈道導彈部署情況。
為了避免重蹈鮑爾斯事件的覆轍，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重新規劃了U2下一次飛越古巴的航線，原定於9月5日飛越古巴西部的航線被臨時調整。9月11日，肯尼迪簽署了一項命令，要求U2不得飛越古巴西部。至此，中情局能夠偵察蘇聯在比那爾德里奧的擴張進展的資源，就只剩下了休伊特的古巴特工們。
1962年10月23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內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會議結束後離開白宮
但即使在蘇聯開始部署SA -2地對空導彈之後，中情局的分析人士仍拒絕相信蘇聯即將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中央情報局唯一一位對這一觀點給予高度重視的高級官員就是局長本人。然而，在八月底，麥康尼和他的新婚妻子去法國度蜜月，好幾個星期都沒有回來。相關的辯論在蘭利中情局總部展開，唯一一名認為蘇聯可能會向古巴部署彈道導彈的美國高級官員卻仍在國外。
就在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對一份預測蘇聯不太可能向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的文件進行最後修改的時候，AMBANTY 間諜網絡卻向邁阿密發出了重要信息，該信息最終將證明中情局的評估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中情局於1962年9月18日分發了這份特工報告。報告稱，在比那爾德里奧省，有大片地區“在秘魯和哥倫比亞人的協助下，由蘇聯人嚴密守衛”。報告特別強調了嚴密的安全措施，阻止人們進入附近的鄉間莊園，“那裡正在進行非常秘密和重要的工作，據信與導彈有關。”報告給出了標誌著警戒區域邊界的四個小城鎮的網格座標。“如果你拿起鉛筆,把這四個城鎮用鉛筆連線,你會發現正好是一個梯形,” 中情局官員塞繆爾·哈爾佩恩（Samuel Halpern）在98年接受CNN“冷戰”系列紀錄片製作組採訪時說，他當時在蘭利負責古巴問題研究。 “所以後來我們就叫那個地方為梯形區域，並最終讓U-2偵察機從這個區域上空飛過拍照。”
10月14日，美國空軍少校理查德·海澤(Richard Heyser)駕駛的一架U-2偵察機飛越古巴西部，在AMBANTY間諜網絡確定的區域拍攝了數百張照片。截至10月16日，這些照片已被仔細判讀，它們直接證實了休伊特的特工報告的具體內容，即中程彈道導彈的存在。肯尼迪總統現在有了圖片證據，他可以向世界展示蘇聯在古巴部署進攻性導彈。至關重要的是，他還知道導彈尚未進入可操作狀態，這使赫魯曉夫在隨後的談判中失去了一個關鍵優勢。整整六天，肯尼迪和他的顧問們聚在一起，考慮各種選擇，從全面入侵古巴到僅僅接受蘇聯的部署。10月22日，總統向全國發表講話，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通報了古巴的導彈發射陣地，並解釋說，美國海軍將封鎖古巴，以防止更多的導彈部署。在將近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肯尼迪和赫魯曉夫為他們各自國家的命運進行著一場生死攸關的意志較量。
肯尼迪(右)會見並讚揚兩名在古巴上空執行偵察任務的空軍飛行員以及負責評估其報告和照片的五角大樓官員
對於埃斯特班·馬爾克斯·諾沃和他代號為AMBANTY的間諜網絡的其他成員來說，這次行動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據古巴共產黨報紙《格拉瑪報》報道，隨著危機的加劇，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躲在一個安全屋中，那裡距離比那爾德里奧省的恩托克•德拉杜拉(Entronque de Herradura)村約3英里。在休伊特的簡短時間軸歷史中，有一個簡單的單行條目：“導彈危機-特工顯示出突出的重要性。”休伊特寫道，該網絡還在當月報告了蘇聯在松樹島的施工進度，以及蘇聯船隻進入馬裡埃爾和哈瓦那港口的情況。這些特工都冒著巨大的風險，休伊特說，10月10日，一名頭目被捕，被判處五年監禁。
10月28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電臺宣佈，蘇聯將從古巴撤走導彈。肯尼迪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議，私下同意從土耳其撤回美國的“木星”導彈。肯尼迪還公開保證不干涉古巴內政，尊重古巴的主權和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在他們的安全屋裡，馬爾克斯·諾沃和拿破崙看到蘇聯軍隊的導彈開始撤離古巴。導彈危機已經結束，但對於AMBANTY間諜網來說，更黑暗的日子還在後面。
到了1963年秋天，馬爾克斯·諾沃變得不耐煩了。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抵抗組織，但中央情報局拒絕了他對卡斯特羅政權進行遊擊戰的請求。11月15日，他通過無線電向休伊特發送了一條加密信息：“我必須在叛亂和離開古巴之間做出選擇。”我已決定起義。我希望你能幫我拿到我需要的武器。”
休伊特第二天回答說。“正如你在邁阿密時所同意的，除非有可能在古巴全境同時發生叛亂，否則不得擅自行動。目前不可能發生這樣的全面起義。”他在同一天發送的另一條信息中重新強調了自己的觀點：“如果你在全國性的起義準備好之前堅持行動，你將會把敵軍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你和皮納爾德里奧人民這裡，這將徹底摧毀你和團隊辛苦建立的一切。我們現在不能支持起義。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們和我們達成的協議。”
西部統一戰線的規模和組織架構對馬爾克斯·諾沃來說是一個弱點。他的組織是為游擊戰而建立的，但它所做的一切只是收集情報。“這兩個基本上是不兼容的，”魯迪恩德斯(Rudy Enders)在寫給雅虎新聞(Yahoo News)的電子郵件中寫道。“要實現第一個目標，就需要引進大量人員，而這肯定會被卡斯特羅的情報人員所滲透，而情報收集單位則是由高度隔離的三人或四人小組組成。”
與此同時，克格勃正在幫助卡斯特羅的安全部隊實現專業化。休伊特說，馬爾克斯·諾沃剛滲透時，卡斯特羅當局鬆散的控制為其建立間諜網絡提供了合適的環境，到了1964年，這種控制已經演變成一個更加專制的體系。任何沒有加入共產黨或其他群眾組織的人，在政權的眼中都是可疑的。卡斯特羅的反諜報機構在調查可疑的反政府活動時採取了一種更為耐心的方法，如果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罪的人願意提供情報，他們將被給予自由。
中央情報局想要滲透特工進入古巴變得越來越困難，此前進入古巴的特工也越來越危險。
對於像FUO這樣的網絡，有人估計成員有1000人左右，這麼龐大的網絡，毫無疑問最終都會被滲透。但AMBANTY間諜網絡通過大量且毫無必要地違反間諜活動的基本規則，使整個網絡更容易被卡斯特羅的反間諜機構所滲透。休伊特說，從本質上講，古巴特工無法保守秘密。一些特工遭受了休伊特所說的“被迫向任何值得信賴的朋友或親戚透露他們地下活動的細節”。他說，他們有時會穿戴或公開攜帶一些間諜裝備，這些設備本應“只用於地下工作”。特工人員在他們自己的家裡同潛在招募對象聯繫，同時，沒有被正式招募的人有時也會被要求協助行動。馬爾克斯·諾沃自己有時也無法完全評估他招募的特工的動機，於是就把這個網絡和休伊特所說的“一些相當不情願的特工”綁在了一起。
但休伊特也批評美國政府對古巴秘密行動的政策，他寫道，這種政策“忽冷忽熱”。他補充說，“沒有一致的計劃來發展全國性的抵抗運動。”休伊特沒有指名道姓地指出，美國對FUO的要求過於嚴格。他寫道:“他們一直要求在古巴的間諜網絡提供情報，來自上面的壓力非常大。”他補充說，有時CIA自身也有過錯，在同一個地理區域運行兩個諜報網絡，結果一旦出事，就兩者都暴露了。
一九六四年“鼠洞行動”期間，從聯合西部陣線(FUO)成員處繳獲的武器、通訊設備及用品
馬爾克斯·諾沃和中央情報局在AMBANTY間諜網絡上已經努力了兩年。1964年春天，這種好運開始消失。休伊特在報告中寫道:“1964年2月4日，在皮納爾德里奧省中部的帕索-里爾市，一名由該網絡培訓的特工被逮捕，這是間諜網陷入危險的第一個跡象。”“這個人顯然是在對反革命嫌疑犯的例行圍捕中被捕的，但是他後來被轉移到哈瓦那，最後於4月15日被處決。”
據《格拉瑪報》(Granma)報道，5月15日，一名運煤工人在比那爾德里奧省的聖胡安·馬丁內斯(San Juan y Martinez)附近的一個農場參觀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埋藏著軍火和通訊設備的貯藏處。他通知了安全部隊，安全部隊搜查了附近的一間小屋，發現了一個公文包，裡面有被報紙描述為“一名間諜的日記、情報信息、指令和從‘Otto’到‘Placido’的信息”。
休伊特說，他們在48小時內逮捕了該網絡的一名主要特工。休伊特說:“就在同一天，BANTY -1中斷了與邁阿密基地的聯繫，通知該基地，在當地局勢得到恢復後，他將重新與邁阿密聯繫。”“後來他再也沒有在電波中出現過。”
到那時為止，古巴安全部隊已經突襲了古巴西部和松樹島的房屋和安全屋，逮捕了數百名網絡成員。據《格拉瑪報》報道，其中一名被拘留者告訴逮捕他的人，“Placido”——馬爾克斯·諾維——躲藏在赫拉杜拉（Herradura）市中心的一家菸草公司裡。
對於接下來發生的事，說法不一。據《格拉瑪報》報道，5月20日，安保人員包圍了這棟建築。馬爾克斯·諾沃點燃了隨身攜帶的文件，沒有讓它們落入敵人手中，他決定繼續戰鬥，向安全部隊開槍。據《共產黨報》(Communist newspaper)報道，當安全部隊最終強行進入室內後，他們發現馬爾克斯•諾沃已經死亡，致命傷顯然是他朝自己的太陽穴開的那一槍。他的屍體邊上是一個裝有1萬美元215比索金幣和近4.4萬比索現金的公文包。
10年前，在接受《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採訪時，馬爾克斯·諾沃的侄女阿拉切利斯·羅德里格斯·聖羅曼(Aracelis Rodriguez San Roman)講述了這個故事。在她的版本中，她的弟弟吉爾伯託(Gilberto)在與古巴軍隊的槍戰中喪生。吉爾伯託是馬爾克斯·諾沃的侄子，在馬爾克斯死前一週剛剛重新潛入了古巴，羅德里格斯·聖·羅曼告訴《先驅報》，當馬爾克斯·諾沃得知吉爾伯託的死訊時，他開槍自殺了。(據《邁阿密先驅報》報道，阿拉切利斯·羅德里格斯·聖羅曼是FUO僅存資料的持有者，但她拒絕與雅虎新聞進行接觸，但是她的侄子說他只聽到過這一個馬爾克斯自殺的版本）
休伊特對馬爾克斯·諾沃死亡的描述更加黑暗:BANTY-1被古巴情報機構“嚴刑拷打致死”。
根據《格拉瑪報》和前古巴高級反間諜官員法比安·艾斯卡蘭特（Fabián Escalante）的說法,馬爾克斯發給休伊特的最後一條消息內容如下:“今天是FUO成立2週年紀念日,我相信,我在這段時間的工作對我們的事業多少有一些幫助。”“……敬酒，用威士忌或香檳，我和我的人用浸滿鮮血的手帕擦乾眼淚。”
在卡斯特羅政權摧毀整個AMBANTY網絡之前，約翰·f·肯尼迪的遇刺以及東南亞的秘密戰爭，已經大大削弱了中央情報局官僚機構對古巴項目的注意力。
隨著美國的意識形態戰爭重點轉移到東南亞，邁阿密站的許多工作人員也轉移到了那裡。1960年代中期,休伊特曾在美國秘密戰爭期間在老撾工作，然後又去了越南。在他CIA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年，他作為中情局聯絡官，到布拉格堡特種作戰中心和學校，協助陸軍上校查爾斯·貝克威思（Charles Beckwith）建立了三角洲特種部隊，後者是美軍最精銳的反恐怖部隊。
湯姆·休伊特(右)在1966年至1968年中央情報局秘密戰爭期間在老撾任職，圖為他與 “道路觀察”小組一起的合影。該小組的任務是報告胡志明小道的情況，北越曾利用這條小道向南越運送兵力
2004年10月1日，弗吉尼亞州麥克林市米莉·休伊特的公寓電話響了，電話的另一端是CIA禮賓處的一名女性。她說，她打電話給米莉，是想告訴她，中情局決定授予她已故的丈夫傑出情報獎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Medal)，以表彰他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工作。傑出情報獎章是中情局的最高獎項。據蒂姆的妻子帕姆說，米莉非常震驚，她以為這可能是一個搞怪的電話。但電話是真實的。
休伊特去世大約六年後，出於某些至今不明的原因，鮑勃·沃爾(Bob Wall)發起了一場運動，讓中情局認識到湯姆·休伊特在導彈危機中扮演的角色。沃爾曾是休伊特在邁阿密站的直屬上司，也曾與他一起在農場和越南服役。他甚至寫信給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納，敦促他給休伊特頒獎。中情局拉丁美洲分部的人員開始進行調查。他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仔細研究從舊文件中找出的資料，逐漸收集證據來支持沃爾的論點。
2005年1月一個寒冷的日子裡，大約30名訪客聚集在蘭利中央情報局一個被稱為“舊總部大樓”(the old headquarters building)的會議室裡，向休伊特致敬。客人大多是休伊特的家人和朋友。當時只有兩名邁阿密站的老兵在場:鮑勃·沃爾和基恩·諾文斯基。如果沒有沃爾，就不會有這個獎項。通常情況下，由中情局的高級官員負責頒獎。
200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負責行動的前副局長傑克•唐寧向米莉•休伊特頒發了她丈夫的傑出情報獎章。這枚獎章是為了表彰休伊特在工作中培訓以及領導的一個特工團隊在1962年發現了蘇聯向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
但在促成這一獎項誕生的事件發生這麼久之後，這已不再是通常的獎項。米莉要求由退休的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傑克·唐寧頒發該獎項。唐寧自1969年以來一直是休伊特夫婦的朋友。唐寧送給米莉一個文件夾，裡面有一枚巨大的銅牌，還有一段褒獎文，敘述了這一段改寫古巴導彈危機的歷史：
“1961年1月，休伊特先生作為古巴項目的準軍事人員加入邁阿密站。此後不久，他發展和管理了本組織歷史上最成功的行動之一。休伊特發現、發展、招募併為一支滲入古巴的特工小隊提供了密集的準軍事訓練。正是這個小組報告了在皮納爾德里奧省存在核設備的情況。根據休伊特先生小組的報告，情報局向該地區派遣了U-2型飛機。
他們的照片證實了搭載核彈頭的中程彈道導彈的存在。剩下的就是歷史了，今天被稱為“古巴導彈危機”。在古巴發現導彈的功勞歸於U-2偵察機，以保護休伊特創建、訓練、管理和激勵的團隊的安全，這個團隊經歷了冷戰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他對古巴任務的關注、獻身精神和對一線特工的承諾，促成了關鍵情報的收集，並對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
在接受雅虎新聞採訪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言人薩拉·利希特曼重申了這一信息。她寫道：“要改變歷史進程，需要像湯姆•休伊特這樣的人的聰明才智和勇氣——他們不是為了榮譽或認可，而是因為責任和對國家的熱愛而工作。”“我們非常感謝他的同事讓人們注意到休伊特的貢獻所帶來的全部影響，促使中情局授予他最高榮譽——傑出情報獎章。”
湯姆·休伊特的傑出情報獎章褒獎文，獎章於2004年8月授予，頒獎典禮於2005年1月舉行
湯姆·休伊特的兒子蒂姆上高中時，父親告訴他在導彈危機期間取得的成就。蒂姆說：“他說他的團隊發現了這些導彈，但他從未因此得到任何榮譽。”
說來可能有點奇怪，休伊特自己的專業精神，可能也部分導致了中央情報局花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他的功績和他的間諜網。“我一直聽說爸爸的行動保密工作做的非常好，”蒂姆說。“這就是為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查證出來。”
湯姆·休伊特時刻認真對待情報界稱為“按需知曉”（ need-to-know）的原則，甚至對傑克·唐寧也是如此。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前，唐寧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負責行動的副局長，幾乎掌握了所有可能的安全權限。唐寧在休伊特在蘭利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對在場的一小群人說：“湯姆和我交往了近30年，但他從未向我透露過這個秘密。”
直到最後，湯姆•休伊特似乎都堅持母校商船學院的校訓：“行而不言”。
休伊特的傑出情報獎章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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