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喝酒，中國人有一種心理情結，認為能喝的人豪爽、大氣、義薄雲天，把喝酒當成了一種生活儀式，其實，在喝酒這方面，日本人也不遑多讓，以至於幕府將軍專門頒佈了數道禁酒令，限制酒徒的肆意妄為，但還是擋不住日本群眾的喝酒熱情，酒徒們甚至舉辦了“大喝會”來比拼酒量。任何社會現象都有深刻的歷史邏輯，日本的酒文化根植在武士文化之中，有一種特殊的無可奈何的悲涼感。
江戶人的酒量——正史與野史
根據日本史料記載，19世紀前期，江戶（東京）市民每年喝下超過90萬桶的清酒。裝酒的桶叫“四鬥桶”，實際容量約為三鬥五升，因此90萬桶實際上是56700升。假設當時的江戶人口是一百萬人，每人的平均消費量約為一天155毫升。
跟過去相比，現代日本人酒量如何？根據日本政府統計的2011年度“酒類銷售（消費）數量等情況表”，可以發現東京人喝酒最兇，成人平均一天消費301毫升（全國平均是224毫升）。
相較之下，似乎現代日本人的酒量漲了。然而這是以成人人口計算的數字，以所有居民來計算，人均每天255毫升，和江戶時代的差距並不是很大。不過，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只喝清酒（日本酒），酒精度一般6度；而現代人消費的酒類將近一半是啤酒或發泡就，它們的酒精濃度只有清酒的三分之一，單論酒精度數，江戶人沒有輸給現代人。
但還應該注意一點，江戶的市面上流通的不只清酒，還有大量的濁酒，而這部分酒的數量沒有被記入歷史。始於天保四年（1833）的大饑荒導致米價攀升，為了抑制米價，幕府命令降低釀酒量，減少至原本許可量的三分之一。
由於幕府的限制，江戶市面上流通的酒大幅度降低，但是對於酒的需求市場還在，於是出現許多釀造濁酒的人，利用濁酒填補清酒需求。根據天保七年（1836）的紀錄，原本“以釀造濁酒為生者”共330人，到了天保八年（1837）增加了1533人，合計為1863人。如果將這部分不載於正史的濁酒產量一併計算，江戶市民消耗的酒量就很大了。
出現於1796年的笑話集《輕口筆彥咄》就記載江戶人的酗酒情況，書中描寫三都（江戶、京都、大阪），分別介紹到“江戶重酒”、“京都重穿”、“大阪重吃”。在所有人眼中，江戶是個泡在酒罐子裡的城市。
幕府將軍德川綱吉發佈《禁止酗酒令》
江戶市民酗酒的毛病，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是一種匪夷所思的奇景。公元1563至1597年到日本傳教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歐文化比較》中寫到：
“我們不會喝酒喝到超過限度，也不會有人一直勸酒。日本人會不斷互相勸酒，有人因而喝到嘔吐，有人因而酒醉。”
“我們覺得喝酒喝到不省人事是一種恥辱，十分丟臉。日本人卻以此為榮……”
路易斯·弗洛伊斯提到西方人與日本人飲酒的差異，其實存在於整個東亞的生活習慣中，日本人互相勸酒，一直到喝醉，而且只有喝醉才算是到位了。面對這種不體面的情況，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決定加以管制。
德川綱吉於元祿九年（1696）八月十七日發佈公告，主要說了三點：
第一、很多人喝醉後，雖然處於無意識狀態，但做出了違法亂紀之事，一律按清醒算。
第二、不得強逼客人喝酒。如果有人發酒瘋，灌酒的人同罪。
第三、減少賣酒者，減少酒類供應。
德川綱吉禁止的正是弗洛伊斯指出的不良飲酒習慣：喝多了發酒瘋和強逼他人喝酒。
德川綱吉
德川綱吉在歷史上素以愛護動物出名，他頒佈了“生靈憐憫令”禁止日本人殺狗，但其實除了討厭日本人殺動物，他也不喜歡日本人喝酒。所以日本官員當時都互相提醒：將軍討厭酒，須各自剋制，同時告知部下剋制。
由於這道公告沒有引起重視，第二年幕府再度頒佈《酗酒禁止令》。為了降低飲酒人數，這次增加了飲酒成本，幕府開始向江戶的酒廠“抽稅”（營業稅）。這筆營業稅一則是用來填補當時已經惡化的幕府財政，同時也希望通過增稅來調高酒價，以降低市場對酒的需求量，抑止百姓酗酒。
營業稅不僅針對江戶，最終擴大至全國的酒廠，據《正寶事錄》記載，酒的“售價高於當時市價的五成，多出的五成作為營業稅上繳國庫”。營業稅完全被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引發了眾多酒徒不滿。德川綱吉在寶永六年（1709年）一月薨，同年三月營業稅就被廢除了。
《酗酒禁止令》是基於德川綱吉個人對酒的厭惡所頒發的命令。因此儘管酗酒禁止令並未撤銷，但還是隨著德川綱吉的死而名存實亡，後代的將軍也不再頒佈相同的命令。
幕府再次出手，酗酒武士沒收雙刀
德川綱吉死後，幕府雖然放寬了對酒的禁令，但並未放鬆對醉漢的管理。針對發酒瘋的醉漢而引發的治安問題，當局制定了嚴格的法規，下重手懲戒。
德川吉宗
在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授意下，特別創制了針對醉漢的法律，特別說明了武士喝醉後殺傷人的處罰辦法：
第一、“發酒瘋殺人者”死罪。
第二、“發酒瘋致人受傷者”，高低級武士有不同的處理辦法，越是高級的武士受罰越重，如果沒錢支付傷者的醫藥費，則需要把長短兩把刀交給傷者。刀對於武士來說就是臉面和生命，從這裡看，對於武士酗酒鬧事的處罰不可謂不重。
第三、“發酒瘋而毆打人者”的罰則與第二條傷人條款相差無幾，唯一不同的是武士如果無法支付罰款，無須交出長短兩把刀，而是將持有的其他財產交給受傷者。
這項法令雖然嚴格，但卻治標不治本，沒有禁止飲酒。日本有句俗話說“江戶的特色是火災和打架”，所以，基本上一有人喝醉，就會當街打架，治安問題很突出。
江戶飲酒浮世繪——武士的沒落
雖然當局三令五申，不準酗酒，不準酒後鬧事，但當時的人不以為意，反以酗酒為榮，甚至還舉辦了比較酒量的“大喝會”。大喝會出現時間很早，根據《近世奇蹟考》（1804年）記載：慶安年間（1648—1652）頻繁舉辦酒戰。喝酒的人分為兩方，邀請酒量大的人擔任雙方大將，酒徒們充任酒兵，以大杯喝酒，比賽酒量，最終分出勝負。
大喝會這種奇葩的活動到了19世紀又再度流行。根據當時人的筆記，所謂的大喝會邀請酒豪與不善喝酒的人分坐左右兩排，由主辦人記錄雙方吃喝的數量，並張貼出來，供看熱鬧的群眾觀摩。
筆記還記載了一場大受歡迎的大喝會，中屋六右衛門為慶祝生日，舉辦了一場“酒戰”，邀請了各路酒豪。當天參賽者約一百多人，準備了六種酒杯，最大的一杯容量將近三升。比賽結果是下野小山的佐兵衛喝了七升多，吉原的伊勢屋原慶喝了三升多，大阪屋長兵衛喝了四升多……
雖然數字有些誇張，不過也證明了江戶是一個酒徒聚集的地方。為什麼日本人如此熱衷於飲酒呢？這個問題得從武士階層的沒落說起。
日本武士的古典稱為“葉隱”。《葉隱聞書》是江戶時代流傳的武士修養書，可以說是一部關於武士言行舉止的“論語”，所以又稱《葉隱論語摘抄》。“葉隱”一詞源於古詩，意指武士就應當像樹葉的樹蔭，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奉獻終生。這本書一開始就寫“武士道者，死之謂也。”要求武士為了主人的事業慷慨現身。
武士是為主人征戰的附庸，問題是江戶時代日本閉關鎖國，武士毫無用武之處，於是他們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混亂——如果不打仗，還要武士幹什麼？同時，由於地位和作用的下降，武士們的收入也一落千丈，吃喝都成問題。雖然自己身份很高，但生活還不如“低賤”的商人體面。
時代的拋棄和生活的艱辛，造成了日本武士大量酗酒的問題，由於武士酗酒，很多模仿武士言行的平民也開始了醉生夢死的生活，全社會的自發行為，最終造就了日本的酒文化和酒問題。
《幕末御觸書集成》
《御觸書寬保集成》
《輕口筆彥咄》
《正寶事錄》
《德川實紀》
《德川禁令考》
《近世奇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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