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五四运动真的爆发，32名学生被捕，历史的声响就更是嘈杂得几乎听不见谁在说什么了。其中蔡元培既要向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又在努力劝学生复课；段祺瑞向报纸表示同情学生，吴佩孚为学生向当局请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先后出走，使混乱的局势更形混乱……
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没有不对“五四”耳熟能详的。但我们记忆中的“五四”，是那个真实的“五四”吗？对此理应有所怀疑。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
天纵英明的同志除外，愚钝如我者，学完正统的历史书，印象中是联成了这样一条特别明晰的线索：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条线当然也没错，但过于简单了。如果我们亲自来到历史的回音壁前仔细聆听，响起的将会是一片喧哗的声音。
我们必须记得，“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对于国内各个阶层来说，这种体验都是全新的，没有任何本国先例可循，而可资借鉴的外域经验又极为芜杂。比如北京大学为各校之首，所谓“罢不罢，看北大”，但北大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段锡朋却根本没有预料到五月四日会出现暴力行动，他们饱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一心想让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当游行的人群受阻东交民巷，愤而向东北方的赵家楼进发时，身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第一个出来劝阻，后来又和其他学生领袖一道竭力维持秩序，直到来至赵家楼时，群众还没有真正失去控制，据外国报纸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用另一位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然而并非每个学生都如傅斯年、罗家伦一样的想法。大多数学生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加入游行队伍，没有多少具体的目标。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指出的：如果不是五月四日那天天气炎热，游行学生又因为当天是星期天，无法向使馆递交说帖而心生愤懑的话，五四运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不应忽略另一些人。有他们的存在，五四运动恐怕很难和平收场。
早在头天晚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匡互生、熊梦飞等几名学生就已经形成决议：“大众都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于是决定“作一度流血大牺牲”。他们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打听好了曹汝霖家的地址，派人到照相馆去认清曹、陆、章的相貌，据说有人带了煤油和火柴，他们还试图借一把手枪，摆明是要“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这一切准备和沙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刺、晚清革命志士的暗杀是如此相似，不难看出其间的渊源。从结果看来，五四运动基本上是按他们设计的线索发展的。
当两股力量相遇时，场面就有点戏剧化了。据和匡互生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周为群回忆：“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五四运动纪实〉附录》）这条材料不见得十分可靠，但其中传达的意义却耐人寻味。
被烧毁的 赵家楼大门
等到五四运动真的爆发，32名学生被捕，历史的声响就更是嘈杂得几乎听不见谁在说什么了。其中蔡元培既要向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又在努力劝学生复课；段祺瑞向报纸表示同情学生，吴佩孚为学生向当局请命，内在动机则难讲得很；大总统徐世昌刚刚对曹汝霖、章宗祥等的辞职表示慰留，又不得不下令将他们免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先后出走，使混乱的局势更形混乱；最有意思的是“南海圣人”康有为，他发表通电，认为巴黎和会的失败和五四运动象征着民国“于民之所好则必恶之，民之所恶则必好之”，暗示还不如实行君主立宪……更不用说多少青年在运动中默默形成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以离运动中心较远的清华学校为例，高等科学生闻一多从此将“五四精神”作为了自己人生的指南，他后来和国民党决裂的开始，就是因为政府把青年节从5月4日改到了3月29日；而另一名高等科学生梁实秋则从清华学生焚烧挡路的汽车、捣毁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初恋中，将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各种思想纷纷登场，向社会展露风姿。原来表现为“新”与“旧”的知识分子两大阵营出现了空前的分化，每一个人都拥抱着自己的理想，幻想着中国的明天。很难将这样的态势简单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肇始”或“传统的断裂”，“五四”给予了各种各样的人以截然不同的思想滋养，给每种言论以互不干涉的自由空间。那是政治史上的混乱年头，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是最好的年代，又是最坏的年代”（狄更斯）。正是在这种“众声喧哗”中，“五四”的意义才得以凸现。
1919年5月6日，报纸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和支持
最后引一条有趣的小资料，以为收束：
日本人冒充中国人
日前清华学校学生组织通俗演讲团巡游街市演说山东问题，旋有日本人假扮中国装，自称中国人，操京语，在哈达门一带当众演说，略谓青岛之不能交还，须怪英美两国不尽力帮忙，切莫怪日本，因日本为我们同种，而英美乃异种，不可亲异种而排斥同种也云云。识者笑之。（《晨报》1919年5月14日）
我觉得其有趣在于：（1）怎么知道演讲者是日本人？难道中国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要知道这就是后来许多汉奸降日的理论依据；（2）大庭广众中发这种谬论，居然只是“识者笑之”，而没有“暴力的革命”，“五四”比起后来的运动，毕竟还算是平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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