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先後在齊、秦等國經商，他經商有道，即使成了鉅富，也是把錢投資於擴大再生產，而他自己的生活卻是“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常常“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故深受人們愛戴。他是我國最早的經濟謀略家、理財家，商人的祖師爺；宋朝皇帝真宗曾封白圭為“商聖”， 從此民間稱他為“人間財神”，為他建廟，並設立神牌供奉。
白圭自成體系的商業經營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幫——徽商還保留了許多兩千年前他的遺風。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宗敬也還恪守白圭“人棄我取”的經營原則，而南洋最著名的華僑企業家陳嘉庚所奉行的“人棄我取，人爭我避”的經營思想，也是對白圭經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 貨殖列傳》裡就曾經高度評價白圭，並說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的經營思想，對今天的經營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經營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樸素有效”的經營之術
白圭因擅長經商而名滿天下，范蠡都曾向他求教過致富的方法。實際上，白圭的經商之術之所以對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是因為我們也正在遵循或已經實施著他的這些經營之道。白圭在實踐中探索出的經商理念很多，其經營原則主要有以下特點：
1.“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具體的做法是，當商品供過於求、無人問津時，趁機買進；當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應求、價格大漲時，趁機賣出，其關鍵點是要把握時勢和時機。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原則體現的是一種經商智慧：不盲目跟風、不人云亦云，這個經營原則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2.“樂觀時變、兵貴神速”：即商人要有興趣觀察市場行情變化，掌握市場行情的動向、年成豐欠及季節差異所造成的商品價格變化。商場如同戰場，當抓住了由於時間、地點不同而造成的物價差異和市場變化的有利商機時，就得有“若猛鷙鳥之發”的作風，即要當機立斷，像猛獸、猛禽撲捉食物那樣，迅速、敏捷地集中全力做好商業運作。商業行動要果斷、迅速，若發現在儲存、發運、銷售等方面出現了“漏洞”，就得及時採取緊急措施，予以補救，只有這樣才能取得 “出奇制勝”的效果。
3.先“待乏”後出售：即對社會尚未迫切需要的商品，或供過於求、價格比較低的商品，予以大量收購，以待社會需求。在該商品出現求過於供而物價上漲時，高價出售，從中取利。這就是低價買、高價賣，利用價格上下波動而贏利的規律。要善於觀察市場行情變化，及時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信息是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信息就是財富，因此，必須善於捕捉和運用有價值的信息，並做到決策迅速，儲今日之饒，以待他日之乏，從而獲取更大的商業利潤。
4.“薄利多銷，積累長遠”：據《史記• 貨殖列傳》記載，在經營上，白圭一直主張“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在白圭生活的時代，由於銷售對象都是平民百姓，所以白圭一直採取薄利多銷的經營策略，不提高商品的價格，而是通過加快商品流通、擴大銷售來獲取更多的利潤。
而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要講究商業謀略，要“幹一、研二、想三”，即幹著現在的生意，同時研究下一步做什麼生意，再就是不忘觀察市場的“風雲變幻”，琢磨第三步往哪個方向發展。只有這樣做，企業才能穩步發展，增強實力，持有後勁，保證能夠獲取長期的、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注重實效”的商業之道
戰國時期，社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社會經濟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新興的封建地主制先後在各國確立。由於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市場上的商品數量急劇增加，人們的消費能力也迅速提升。同時，長期的兼併戰爭改變了過去小國林立、交通阻塞、市場分割的情況。在這些因素的推動下，商業的發展十分迅速，社會上出現了大批的鉅商大賈，白圭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白圭與孟子同處一個時代，在那諸子百家爭鳴，古聖先賢雲集的時代，白圭是較為完整的商業理論體系的管理理論家和實踐者，並非紙上談兵之人。白圭的商業理論和實踐主要表現在：
1. 經商要善於用人：白圭認為經商或管理一定要選好人。他認為，一個好的管理者在與被管理者共事時要“ 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他已經認識到，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們的人品、情緒、心理有重大關係。因此，在用人時不主張靠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和鳥盡弓藏的利用，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們內心引起一種“激發動機”，這一思想今天看來仍然非常先進。
2.關心下屬重視團隊：白圭認識到，童僕的工作效率與他們的情緒、心理有密切關係。因此，他在用人時不是一味地靠強壓和利誘，而是與童僕打成一片。這不僅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還消除了與童僕之間的隔閡，使主僕關係更加融洽。作為大商人，白圭獲取的利潤是很大的，而利潤是從交易對手和幫助自己經商的團隊裡的人身上賺來的。對於團隊的管理也正是“先取欲予”的體現。如果光“取”不“予”，就很快會無處可 “取”了。白圭已經認識到，
要“予”交易對手一些利益，要“予”幫助自己幹活的勞動者一些利益。管理關係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實現。
3.提高商人素質修養：白圭提出了商人
素質的四個要求——“智、勇、仁、強”。“智”即機敏靈活，能夠隨時應對各種變化，就是要求商人具備善於分析形勢，及時採取正確的經營策略的智慧；“勇” 即判斷果決、當機立斷，絕不可坐失良機，就是要求商人行動果敢，勇於決策，如果勇不足以決斷，在商業活動中畏首畏尾，肯定失敗；“仁” 即取予適當，不要一味地與人爭利，就是用優質商品和服務對待顧客，而不要像一些奸商那樣；對待下屬、供應商和其他一些對我們有恩惠的人要捨得施與。“強” 則是說要意志堅定，時機不成熟絕不能輕舉妄動，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堅強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認為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須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如果你沒有那麼高的素質，即使想向我請教經營之術，我也不會告訴你。”商人一定要注意培養和提高個人素質，要有智慧，有魄力，講道德，能堅持，有不服輸的精神。
經商不比治國“低賤”
白圭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還是一個學者，是一個思想家。戰國時期，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把經濟提高到了等同於政治和軍事的地位。白圭之所以會“棄官從商”，其中主要原因是他認為經商不比治國“低賤”。
白圭曾是魏惠王的大臣，當時，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西北）靠近黃河，經常遭受洪水之災。白圭施展了他傑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由於魏國的政治越來越腐敗，白圭毅然離開，到中山國和齊國遊歷。這兩個國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幫助自己治理國家，不過都被白圭婉言拒絕了。離開齊國後，白圭來到秦國。當時秦國正值商鞅變法，白圭對商鞅重農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對，因此沒有在秦國做官。經過一番遊歷後，白圭對各諸侯國的政治局勢看得更是透徹，也對政治產生了很深的厭惡感，於是他棄官從商。白圭反對商對商人的歧視，提出了“我從事商業活動，如同伊尹、呂尚為國謀劃，孫武、吳起用兵使計，如同商鞅推行變法來治理國家”。他認為經商也是一個正當且高尚的職業，並不比治國“低賤”
戰國時期的商人大都喜歡做珠寶生意，但是白圭沒有選擇這一當時最賺錢的行業，而是另闢蹊徑，開闢了農副產品貿易這一新行業。白圭才智出眾，獨具慧眼，他看到當時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就意識到農副產品的經營將會成為利潤豐厚的行業。經營農副產品雖然利潤率較低，但成交量大，因此同樣可以獲取大利。於是，白圭選擇了農副產品、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的經營。由於面對的是廣大比較清貧的老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不提高商品的價格，而是通過加快商品流通、擴大銷售的方法來獲取更多的利潤。在經營穀物時，白圭以薄利多銷為原則，照顧到農民的利益，糧食是人們賴以活命的必需品，只能取微薄利潤，然而進出的數量大，亦能獲得可觀的利潤，同時這也是一種為民造福、惠及廣大百姓的事業。
由於戰國時期各諸侯稱霸爭雄的需要，紛紛加重賦稅政策，以富國強兵。儒家反對重賦，主張推行“什一之稅”。而白圭認為，即使實行“什一之稅”，其稅負依然偏重，因而提出“二十之取一”的主張。白圭“二十取一”的稅收思想雖無法兌現，但體現了商人在政府重農抑商政策之下希望減輕商稅的要求，他的思想代表了新興商人的利益，亦是為提高商人在社會中地位的體現。白圭這些難能可貴的操行，從商業道德的角度講，確實是一位良商，也正是一代儒商風範的體現。
閱讀更多 燈影夜明安樂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