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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議罪銀製度讓乾隆後期的官場徹底潰爛。
雍正時期開始實施的“養廉銀”制度為學者周知，但乾隆時期的“議罪銀”制度卻知之者甚少。
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自請認罰銀”“自議罰銀”“認繳銀”“上交銀”等等。在《高宗實錄》《清史列傳》等清代官書和後人著述中，又通常成為“罰銀”“罰款”“罰項”“罰緩”等等。由此可見，清代官書對“議罪銀”的命名是造成學者將議罪銀製度與罰俸制度混淆的重要原因。
關於議罪銀製度的產生，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與權臣和珅的得寵秉政有關，而直至嘉慶四年正月乾隆死後，有關議罪銀製度執行情況的記載才消失。那麼，議罪銀為什麼沒有延續下去，成為後代定製，而是成為了乾隆後期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和中國舊有的罰俸制度又有什麼區別呢？學者林新奇在《論乾隆時期議罪銀製度與罰俸制度的區別》一文中，從二者的產生時期、辦理機構、懲罰對象、原因、數量、繳納方式、繳納期限、性質、作用等方面，比較分析了議罪銀製度與罰俸制度的區別。
理清了議罪銀與罰俸制度的區別，才有助於我們深入地剖析議罪銀背後所隱藏的君臣之間的“交易”模式：一方面弘曆通過“小過重罰”，讓官員、商人認繳鉅額銀兩，從而達到擴充自己內庫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官員、商人通過這種“捐輸”“罰款報效”的形式賄買平安，向弘曆表忠心。
與罰俸制度針對於所有各級官吏不同的是，一般而言，議罪銀製度主要針對督撫等地方高級官員，包括佈政史、鹽政、織造、稅關監督以及個別富裕商人，如鹽商、參商等，議罪銀所針對的對象要麼坐擁厚廉，要麼家財萬貫，於是，這很難不讓人對議罪銀製度的出發點提出疑問。
《密記檔》是專門記載議罪銀製度執行情況的珍貴資料，《密記檔》的資料並未發現完全，其最早議罪銀的記錄是從乾隆四十五年開始的。其實，在這之前早有關於議罪銀製度執行的例子。
乾隆三十三年，在兩淮鹽引案中，高晉因其弟高恆的緣故自請交部嚴加治罪，這似乎是第一個奉旨罰議罪銀的督撫。奉硃批：“交部議罪，不過革職留任，汝自議來！”高晉遵旨覆奏：“惟闕廷伏地，仰求皇上準奴才捐銀二萬兩，以贖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產計值不過二萬兩，一時變賣又恐不能得價，查以前奴才承審段成功之案，辦理舛謬，叨蒙皇恩，準奴才將贖罪銀分四年完繳在案，今次贖罪銀兩並懇聖主天恩，俯準奴才照段成功贖罪之案，每年於養廉銀內扣解銀五千兩，分作四年完繳。”
由此可見，在這起案件中，高晉是否真的有罪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晉已成驚弓之鳥，害怕受到牽連的高晉自請交部嚴加治罪。弘曆正是抓住了高晉的這個心理，順水推舟讓高晉認繳鉅額銀兩。
在這二萬兩議罪銀的背後，隱藏的便是弘曆與高晉之間的一次“交易”。高晉花二萬兩保身，由國庫分發的二萬兩養廉銀在高晉手上轉了一手，最後落進了內務府的口袋——皇帝的私囊。
儘管弘曆曾為自己辯白：“即或議繳罰項，皆留為地方工程公用。”但是據《密記檔》記載，在現存的六十八件議罪銀案中，奉旨結交戶部或地方工程備用的議罪銀件數不及總數的五分之一，其餘的都入繳內庫。
而對比乾隆前、後期內務府財政的變化可以發現，由前期的入不敷出，還需“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到後期扭虧為盈，“每歲將內務府庫銀，命撥歸戶部者，動以百萬計。”不難看出，內務府財政的變化與議罪銀充入內庫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儘管弘曆聲稱議罪罰銀“亦不過偶爾行之，非定例也。”但實際上，議罪銀製度不僅有專門的辦事機構和人員，有嚴格的值班、檢查和定期匯奏、呈報規定，有特定的議罰對象，而且有一套完備的自行議罪罰銀手續並持續實行了很長一段時間。通過日常實踐的反覆重演，議罪銀作為一項制度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儘管議罪罰銀已成定例，但也不能說議罪銀就是弘曆盤剝督撫等地方高級官員，擴充內庫收入的藉口，其實弘曆也有自己的考慮。議罪銀針對的主體是官秩甚高的邊疆大員，這一層次的人才的確難得其選，非真才實學者無法勝任，若是因為這些疆臣因一些過錯而遭貶職棄用，那麼很快便會達到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相反，給疆臣的懲罰以一定的伸縮性，通過認繳鉅額銀兩從而達到讓他們洗心滌慮，知過從新的目的。但事實上，目的和效果卻是南轅北轍。
乾隆年間功令森嚴，對於督撫等大員來說，往往是賠項、扣廉、罰廉、議罪銀等“多管齊下”，使得官員們“無廉可養”。官員們認繳的鉅額銀兩往往是通過層層盤剝而來，官員們以權力大肆聚斂錢財，搜刮民脂民膏，最終使得貪汙、腐敗、賄賂的風氣更加嚴重。
而從幾件議罪銀案件可以看出，官員貪汙受賄似乎是得到弘曆默許的。
據《密記檔》記載，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監督李質穎上奏 : “ 奴才於浙江巡撫任上，未行參奏王燧，情願罰銀十萬兩，粵海關監督任上，奏事錯誤，情願交銀二萬兩，四十六、七兩年，關稅盈餘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六千餘兩；審理廣東鹽案不實，情願罰銀十萬兩，共銀二十五萬六千餘兩。荷蒙皇上天恩，準每年交納二萬兩 。 ”
在這起案件中，李質穎於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被免除浙江巡撫之職，但同年二月，李質穎便被任命為粵海關監督。短短一個月，李質穎便從一個負有“徇庇”之罪的罪臣轉變為佔據粵海關監督這個“肥缺”的地方高級官員，這其中，與他“情願罰銀”有很大的關係。
弘曆將李質穎從浙江巡撫的職位上撤下，後又將其委任為粵海關監督，此舉若不是為了讓李質穎更便於搜刮錢財以抵交罰項，那便很難解釋得清了。
兩淮鹽政全德的案子也是一例。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以“溺職”罪被內務府議處革任的全德通過繳銀十萬兩換來弘曆降旨從寬留任。次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議罪，奏請於兩淮鹽政任內收受商人“供應銀”十九萬二千兩，情願加一倍繳出，共交銀三十八萬四千兩，分限五年完交。
全德的“情願罰銀”帶來了可喜的回報，弘曆非但沒有治其貪汙受賄之罪，反而讓他繼續留任，令其三年完繳全部銀兩。短短三年時間需要繳納三十八萬四千兩，而一名地方高級官員一年的養廉銀最多不過三萬兩，面對如此巨大的款項，全德只有選擇加緊貪汙受賄，搜刮錢財，而這弘曆不會不知道。
乾隆後期貪汙虧空案件的大量發生，議罪銀製度的存在成為了官員們貪汙受賄而無所顧忌的藉口。議罪銀製度背後隱藏的君臣之間彼此心領神會的“交易”模式，讓絕大多數的官員都緘口不言。但內閣學士尹壯圖是個例外，他站出來戳穿這場君臣“交易”的虛偽面孔，而代價是——回家“歸養”。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尹壯圖上疏：“請停督撫等罰銀之例，將罰項改為記大過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弘曆雖然表面上認為“將罰銀之例永遠停止固屬不為無見”，但他辯解此舉是“愛惜人材起見”。二十一日，尹壯圖覆奏請求派大臣隨同“密往各省盤察虧空”，弘曆沒有答應尹壯圖的請求，而是派侍郎慶成隨尹壯圖赴各地公開盤查，而所謂的公開盤查，地方官員其實事前就已經收到了消息，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其結果可想而知，地方督撫在尹壯圖的面詢下都一口咬定“罰項並非勒派屬員”“實系養廉完繳”。面對無奈的現狀和險惡的處境，尹壯圖只能違心地承認“各省多有虧空原是揣度之語……”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心灰意冷的尹壯圖“遵照”弘曆的旨意——回家“歸養”。
議罪銀製度作為乾隆時期獨出心裁的創造，其體恤官員、愛惜人才、寬大處理的初衷隨著“盛世”的落幕而漸漸走偏。一個好大喜功的專制君主，在其統治的後期為了追求生活上的奢靡享受，不惜通過議罪銀製度來達到聚斂錢財的目的，而深知天威的官員們則十分識相，通過認繳鉅額銀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換取平安，或是表示忠心，或是希冀調換“肥缺”，繼續貪汙受賄。
在議罪銀製度的背後隱藏的就是君臣互惠的“交易”，而這些“交易”帶來的結果就是“奢侈之風，與貪風競長”，“州縣剝削小民，不盡自肥己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層層朘削……” 吏治的敗壞、社會民生的危機很好地解釋了議罪銀製度走向終結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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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輯:《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一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至三十三年九月，臺灣故宮博物院1984年印行，第5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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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O
[7] 王先謙撰：《東華續錄》，乾隆一百十二，見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374，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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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麗霞，《清朝養廉銀立法問題研究》，第24頁。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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