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50年代，鄧稼先、許鹿希夫婦及子女
許鹿希，“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夫人，1928年生於上海，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德珩與核科學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勞君展的長女，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學部博士生導師。
1953 年，許鹿希從北京醫學院（現為北大醫學部）畢業後留校任教，與鄧稼先結婚，婚後度過了5年寧靜的幸福生活。當鄧稼先領受任務神秘“消失”的那一年，她才30歲，而家裡既有雙方的老人，還有兩個少不更事的孩子……全家團聚，已是28年之後。
我同許鹿希相識，緣於多年前拍攝楊振寧的電視傳記片之時。楊振寧有個與之有著半個多世紀友誼的朋友鄧稼先，但當時已不在世，我便希望能與他夫人許鹿希取得聯繫。
電話撥通卻始終無人應答。直到第三天，才聽到話筒裡傳來她平靜的聲音。原來之前她出差去了。我立刻十分激動地說明來意並提出希望採訪她，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斷地回答說，她不接受這個採訪。
我越說越詳細越急迫，但是，說了半個小時，她始終只重複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採訪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彈的。”可能是因為我的韌性堅持，最後，她沉默了一下，答應我第二天上門去見一面，不過規定在中午11點半。“我12點吃午飯，這之前你必須走！”接著又補充一句，“你得帶介紹信來。”
採訪遭遇這樣冷峻的拒絕，在我還是第一次。但正因為這樣，使我要探個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強烈了。
上世紀80年代，“兩彈元勳”鄧稼先
她看上去像個勞動婦女
在去許鹿希家之前，我先訪問了位於西絨線衚衕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其前身崇德中學，是鄧稼先和楊振寧的母校。
一位老教師接待了我。得知我要去採訪許鹿希，她提醒說：“可能難有結果。”原來，鄧稼先逝世後，母校想為他立個雕像，可是家屬堅決不同意，因為這之前光是出了個紀念性的小冊子，就為他們家找了很多麻煩。
有一些大學生看了鄧稼先的經歷後說：“這是個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國外，不知能掙多少大錢，也不會這麼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內開展鄧稼先事蹟的宣傳教育活動，不料十幾歲的娃娃們也疑問不少，說：“像他這樣值嗎？”老師們痛心疾首，大聲問：“都是這樣的價值觀，今後我們國家發展靠什麼？”
顯然，許鹿希對採訪的冷淡態度與這背景是大有關係的。
許鹿希的家在北太平莊的一個大院落裡，很普通的平頂式住宅樓。進了門只見裡面水泥地，白灰牆，裸露的管道和電線，像是沒有經過什麼裝修一樣，更沒看到有成套像樣的體面傢俱和擺設。
她把我引進一間顯然是待客的房間，那裡除了兩個布沙發，兩把鋼管椅，一個寫字檯，一個小書櫥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貼在牆上的毛筆字：“兩彈元勳鄧稼先”，那是張愛萍的手跡。下邊有一張裝在小鏡框裡的鄧稼先半側遺像，斜靠在書櫥頂上。
上世紀90年代，許鹿希在家中
相比之下，許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她那件駝灰色的對襟外衣，那頭隨意梳攏的齊耳直髮，那個膚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絕對像個勞動婦女，與我頭腦裡預先勾勒的“元勳夫人、名門之後、大學教授”的形象相去實在太遠了。
“也許是上天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
面對面時的許鹿希，比電話裡溫和親切多了，一說起鄧稼先和楊振寧的友誼，立刻變得言辭委婉語意綿長。她告訴我，鄧稼先和楊振寧同是安徽籍，各自的父親鄧以蟄、楊武之都是清華大學教授，兩家同住清華西院宿舍，9號、11號更是緊近鄰居。鄧教美術史，楊教數學，性格很合得來。鄧稼先的媽媽和楊老太太都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婦女，關係也很好，所以兩家是世交。
鄧稼先出生於1924年，比楊振寧小兩歲。他們兩人生性都很頑皮，興趣也一致，兩人都曾在西南聯大讀書，但因為中學時楊振寧跳了一級，大學裡要比鄧稼先高三級，就更是一個大哥哥了，所以鄧稼先對楊振寧很親密。
鄧稼先在西南聯大就讀時的註冊表
1947年，鄧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費研究生，須由自己聯繫學校。楊振寧那時在讀的芝加哥大學學費較貴，他就幫鄧稼先聯繫了離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學，這樣他們來往就很方便。
1949年，鄧稼先(中)與楊振寧(左)、楊振平(右)兄弟
合影於美國芝加哥大學
1950年8月29日，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當即回國，那時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之後兩人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儘管是英文譯音，但是楊振寧一看就認定其中一人是鄧稼先。許鹿希說：“後來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鄧稼先？楊振寧說，中央情報局是不可能去編一個名字恰好與鄧稼先同音的。”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號外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中國，到上海之後定了一份要見的親友名單，其中第一個就是鄧稼先。
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輕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慘，那些忠實可靠功勞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很多人遭了殃。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
因為不能在北京搞，他們就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鬥他，理由是有兩次核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抓住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目的就是要把負責人鄧稼先搞掉。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北京，鄧稼先僥倖得救。
“我儘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似有安排，也許是上天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後來我去美國時，與楊振寧談起，他大吃一驚：‘有這樣的事？’其實，他不僅救了鄧稼先一個，還救了一大批中國搞核武器的人。”
1971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楊振寧（前排右五）等
最初見面，楊振寧問鄧稼先在什麼地方工作，鄧稼先說“在北京之外”，“什麼單位呢？” “京外”。楊振寧不明究竟，後來到上海就問弟弟楊振漢“京外是什麼單位”，楊振漢聽了哈哈大笑說，“哪有這個單位啊！”
許鹿希說：“實際上那之前楊振寧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彈的了。後來他們兩人見面什麼都談，楊振寧就不再問稼先有關單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後，在離開北京去上海回美國的飛機舷梯旁，楊振寧突然問送行的鄧稼先：據說中國搞原子彈有美國人參加？鄧稼先為難地推說：快上飛機吧，我以後告訴你。因為鄧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實；否定吧，那就證明他自己也在搞。
事後鄧稼先馬上報告周總理，總理指示要儘快答覆楊振寧：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都沒有外國人參加。鄧稼先連夜寫了封信，交專人送到上海。這時上海革委會的頭頭們正在為楊振寧返美餞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給楊振寧，楊振寧打開一看，知道是中國人自己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搞成功了這樣的大事業，頓時激動得流下了眼淚。為了不至失態，他馬上起身到洗手間去了。
那以後，楊振寧每次來中國，當鄧稼先和他在一起時，總是楊振寧口若懸河地講，鄧稼先在一邊靜靜地聽。因為楊振寧瞭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進展，什麼都是公開的；而鄧稼先恰好相反，什麼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謹慎開口，生怕洩漏任何一點“天機”。
“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鄧稼先去世時患的是直腸癌。許鹿希非常痛惜地說，照理，當時直腸癌已經不是絕症了，有好幾個他們相識的人，相同的病，動手術後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鄧稼先因為長期從事這工作，骨髓裡就有了放射線，所以一做化療，白血球和血小板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麼大，嘴裡全是血，耳朵裡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難挽救。
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的合影
那時他已被放射線摧垮了身體，右臂幾乎只剩空空的袖管
她特別給我解釋道：中國的核試驗，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實有好幾次失敗，而且事故很嚴重。那種時候到事故現場去，鄧稼先總是衝在前頭。有一次空投預試，氫彈從飛機上下來，降落傘沒有打開，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沒有爆炸，但是摔碎了。這是一次後果嚴重得難以預測的事故，核彈非得找回來不可。因為沒有準確的定點，一百多個防化兵去找都沒有找到。鄧稼先就親自去了。結果核彈被他找到了。當他用雙手捧起碎彈片時，自己也就受到了最嚴重的放射線侵害。
許鹿希保存著一張特殊的照片，那是鄧稼先尋得那顆未爆核彈時拍下的。平時的鄧稼先從來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這核彈以後，已意識到了這事對自己的身體將有決定性的嚴重後果，一反平素的習慣，在上吉普車前，主動要求同去的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一起拍了這張照片。之後，鄧稼先怕許鹿希擔心，從沒給她看過這張照片。現在這張，是她在趙副部長那裡見到之後自己翻拍的。
1979年，尋回未爆的核武器彈頭後，鄧稼先（左）與趙敬璞
合影於新疆核試驗基地的戈壁灘
“外國情報說中國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而我們自己則說進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傘沒有打開的這一次。後來核彈照原樣重做一個，降落傘打開了，也就成功了。”
“稼先他要親自去找”。許鹿希聲調變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片子裡決不能出現許鹿希”
去北京實地拍攝前夜，我給許鹿希打電話落實第二天的拍攝內容，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是想請她講一段話。想不到許鹿希又斷然拒絕了，“這絕對不行！”並且嚴肅質問我，“你上次怎麼沒說要拍我？”
她說：“在楊振寧的片子裡決不能出現許鹿希！不論你怎麼說，我都拒絕！即使楊振寧來動員，我也堅持自己的意見，相信他是會尊重我的。我堅決不拍，因為我不是搞原子彈的！”她又說，“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門，你們只能在我家裡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們去許鹿希家，見了面，她卻又是那樣溫和與善解人意。她已準備好了七張照片和兩份信函的複製件，不但給我們開電風扇納涼，還端上了冰鎮西瓜。指著一張他們夫婦在醫院裡與楊振寧的合影，她深情地說，這是鄧稼先最後一張照片，當時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還有擦不淨的血痕。這張照片對她是最寶貴的紀念，她絕對不讓它離開自己一步。
在人生最後的日子，鄧稼先與許鹿希、楊振寧等合影
我見她這麼平和，就又試著說服她接受拍攝採訪，不料她馬上“絕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經說過了，絕對不行！我接受拍攝採訪只有一次，是在《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電影片子裡稍微講了幾句，那是中央軍委下了命令我才說的。”
沒有辦法，我們只得作罷。等大家坐下來休息時，許鹿希又談笑風生了，還為她昨天和剛才的堅決拒絕道歉。她表白說：“希望你們理解我們這樣一撥人，因為如果為了多賺錢，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傢俱，那鄧稼先肯定不會回國的。我自己也兩次去美國，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裡，那裡的工資是國內的一百倍……所以我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種東西，希望你們能理解。”
許鹿希語調沉重地感嘆：“對鄧稼先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應該被很準確地表達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認為很不妥當，所以你最初來聯繫採訪，我就不同意，因為對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
曾經有個記者去採訪許鹿希，說著說著兩人就吵起來了，因為那人事先就有個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鄧稼先塑造成像蘇聯電影《播火記》中的人一樣，“他鄧稼先出門一定要有車隊、有保鏢，家裡要有洋房草坪，否則怎麼能代表我國的成就呢？”她回答：“你一定要這樣寫，那你就去寫吧，但那是不真實的，而且你不能用鄧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會把人吹死的。鄧稼先儘管做了些事，但如說過了頭，也把別人抹煞了。現在九院還有一批非常好的人，還在默默地幹，鄧稼先不過是個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們的，一生隱姓埋名，儘管現在條件好一點了，但是總的說還是很艱苦的。要是沒有這批人，我們怎麼同別人對抗呀！”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幾次三番地說“希望你們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們平時竟然就這麼不被人理解？以致她總是擔心我們也理解不了他們……
不管站著還是坐著，她都舉著鄧稼先的照片遮住自己的臉
後來，我在談家楨家見到幾張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頒獎典禮的照片。在1994年和1995年的頒獎典禮上，獲獎科學家行列中都有許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別，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都舉著一個裝有鄧稼先側面照片的小鏡框，嚴實地遮住自己的臉。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頒獎典禮上，
代鄧稼先領獎的許鹿希始終用丈夫的照片遮著自己的臉
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獎由香港查濟民家族出資設立，只頒給在世的有貢獻的科學家。但是1994年那一屆，十個大獎得主中卻有鄧稼先這位多年前已去世的科學家，評委們一致認為，在中國的核科學中，論功勞貢獻，不頒給鄧稼先很不合理，所以儘管他已去世，也要給他這個榮譽。許鹿希是代鄧稼先去領獎的。
我給許鹿希打了個問候致意的電話。在話筒的那一端，她顯然有些動情：
“那天我舉照片得罪了好多記者。他們非要我把照片放下來，說應當正面地顯示自己。我沒有照辦，所以有好多記者不高興，拉我，要我放下來……宴會上，楊振寧和夫人杜致禮坐在主桌，他們特意來找我，找了好久才見到我，說你怎麼坐在這裡？意思是太邊上了吧。他們夫妻倆同敬了我一杯酒，楊振寧說非常理解我當時的心情，他們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從他們的眼神裡看出，他們也是希望，這時候鄧稼先如果自己能來……”
“人家都高興，我怎麼哭起來了呢？”
上世紀末，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兩彈一星功臣表彰大會。在中央電視臺所作的實況轉播中，會場裡始終洋溢著昂奮、激動人心的氣氛。但是突然間，一個插入的鏡頭，使我看到臺下的坐席裡，有一位老年婦女，突然撲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來。當時我心裡馬上有一個反應：這會不會是許鹿希？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決定》，同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表彰大會。圖為獲得功勳獎章的部分科技專家
事後，我打電話到北醫大解剖學系找許鹿希。在電話裡我首先提到上面這個猜測，許鹿希回答說：“那是我。”
許鹿希沉默了一會，似乎是在平靜情緒。她說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攝像師拍下的：“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周圍。事後非常後悔，我應當背過臉去，人家都高興，我怎麼哭起來了呢？同這個場很不合拍的，挺抱歉……”
我們在電話中足足談了兩個小時，我問了她好幾個問題，她都詳盡地回答了。她說，“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後，有人問我：‘當時你是不是高興得跳起來了？’我回答‘不是的。’因為平時家裡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這時只是鬆了一口氣，心放入肚子裡去罷了。
”從事原子彈研究的這28年，對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對家屬也是非常殘酷的損傷，這點旁人是無法體會的。在外國，搞核武器的科學家是輪換的，而我們中國是同一批人搞到底，從原子彈到氫彈到中子彈，作為家屬就這麼長期地提心吊膽著。這次發獎只是感覺到，他如果還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興，非常快樂，唯獨我這樣的家屬心情不一樣。所以幾十年來從來沒有像別人一樣狂喜過。”
當鄧稼先領受任務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許鹿希才30歲，而家裡既有雙方的老人，還有兩個少不更事的孩子……
許鹿希是五四運動先鋒、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的女兒，她的母親勞君展早年求學於巴黎大學，師從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學。談起父母，她不由感慨萬分。
上世紀20年代，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合影
“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憶到這些事，我心裡就難過。許多人認為我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優越，其實正好相反。我父親年輕時主張抗日，所以被捕了，經過宋慶齡、楊杏佛營救才出獄。五四運動時他是北大學生會主席，也被捕過；後來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別處去教書，為之家裡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長女，所以許多事情得我做。父親雖然沒有像領袖那樣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中華民族不受欺負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後來會那麼支持鄧稼先搞原子彈。”
按北方一般的習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來幹活、向老人問寒問暖的，而鄧稼先非但做不到這一切，還去向不明，還要家人成天為他提心吊膽。之前，許德珩儘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彈，但知道是搞國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問，唯有把好煙好酒留給稼先……
上世紀50年代，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及家人合影
後排左二、左一分別為鄧稼先、許鹿希
“說稼先是傻瓜的人確實很多，不光當時，到現在還有。我家兩個孩子早已習慣了，由人去說。他們覺得父親是了不起的，有這麼大的學問，要不是做這事，吃了放射線，可以多活好多年。因為稼先的父親20歲得了結核病後來還活到了81歲，母親活到70歲，稼先卻只活了62歲……“
“現在在美國的女兒，不滿15歲就插隊去了內蒙古，說到當時邊界上集結了蘇聯的百萬軍隊，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認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個事業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機會去貢獻的，他使國家有了脊樑骨……”
（雜誌編輯：陸其國 | 新媒體編輯 周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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