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
100年前，广大热血青年走上街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喧嚣的百年大幕后，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历史的接力棒下，100年后的青年又有着怎样不同的面貌？“五四青年”对当下青年有何借鉴意义？
在「听好书」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一丹的采访中，或许你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采访：常少华 受访：袁一丹
01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这些人？
袁一丹：如果把“五四”比作一出戏，在这个大舞台上，不同成员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不同的。
比如，鲁迅当时是一个教育部官员，在北大只是兼职做他的小说史讲义。那他为什么会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在他的《呐喊》自序里，他说，“我是听将令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这个运动的指挥，他是听主将号召的，他是有感于这批人的勇气，然后加入到行列中来。
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有一个背景：在晚清时，他自己已经想发起一个文艺运动——通过文艺、思想的方式来改变国人的头脑，但那时候他失败了，没有人响应他。通过这个失败的经历，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加入“五四”，是因为看到又有一批新人出来，他们跟当年的自己有同样的志向。
▲五四运动被拘学生获释合影
第二个是胡适。胡适当时其实是最年轻的。他是留美学生，因为“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年少成名。他当时的主张是通过思想、教育这种常规的方式去改变中国。“五四事件”的爆发，其实跟他当时的期待是不完全一致的。
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他比鲁迅和胡适他们都稍微大一点，有很丰富的革命经历。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跟胡适不太一样。比如，他们两个在当时都有两篇很重要的文章，胡适的文章叫做《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章叫做《文学革命论》。
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已经看出两人的性格很不一样。“改良刍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提出一个看法，我来和你商量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是很谦虚平和的商量的口气。但“革命论”是什么意思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主张就是绝对的对的东西，不需要跟那些反对派商量，这是一个干革命的口气。
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的性格很不一样。鲁迅正好对这两个人有很好的观察。他说，如果把两个人的韬略城府比成一个武器库，陈独秀在这个武器库门口会说，里面有很多武器，你们来的人千万要小心，是一种虚张声势，其实里面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胡适会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你们来的人不用担心，那其实里面有什么呢？看得并不太清楚。
蔡元培比他们几人的年纪都要大很多。蔡在清朝的时候已经是翰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所以当时能出任北大校长。他把陈独秀请到北大来做文科学长，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决定。陈独秀后来又把胡适请到北大文科来做教授。所以，因为蔡元培提供了这样一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然后有了这样一批人，才有“五四”这个很热闹的戏。
▲陈世宁画作《历史的瞬间》
在“五四”发生前，他们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有自己的政治观念，有他们先前的一些看法。
他们进入到“五四”这个场地当中、上了这个台以后，就是同一个阵营里的人。但是，在这个新文化、新青年的阵营里，因为他们各自的经历、文化政治立场不同，今天我们听“五四”感觉像是一个大合唱，好像听到的是同样一个声音。但你仔细去听，会发现在这个大合唱里，在这个交响乐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太一样的。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唱，它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部，声部里也有不同的音色：谁的音色高一点，谁的音色低一点，谁在这个问题上发出的这个调不一样。这是一个交响乐式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一个独唱的历史事件。
02
五四时期，不管是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还是北大当时的教授们，他们当时的年纪类似于现在的80后和90后。但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跟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青年和“五四”青年有哪些不同？
袁一丹：“五四”那一代青年，不是简单的生理特征所能界定的，而是包含了很多内在的、心理的、精神的规定性。比如，他们对进步的诉求和对开放性的诉求。
“五四”青年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正好处在一个破坏的时代。以前信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来走？其实没有答案。
▲周令钊画作《五四运动》
所以，“五四”的文章最常使用的一个标点符号是什么？是“问号”，不知道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谈恋爱？怎么对待我的父母和家庭？怎样处理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所有都是问号。
这些问号的背后，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典与行为指南被抛弃了，但新的标准和行为范式还没有建立。所以，他们为什么苦闷，为什么彷徨，就来自于他们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行为标准，所有人都在探索、寻觅、寻找出路。
出路在哪？有些人可能找到自己发展学问的方向；有些人是投入政治，通过参与政治运动、加入政党，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选择，真的是“我的选择”。
所以“五四”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我是我的我”。“我”是一个个体，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母亲，不是谁的谁谁谁。我有自己的精神需求，我要找到我要走的路。所以“五四”的一代，他们遇到了一个最为破坏性的时代，让他们能够充分探寻自己的可能性。
▲“空巢青年”
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让当代青年活得更原子化、个体化、小圈子化、部落化。我们的时代表面上看起来充分开放，你好像可以做很多的选择；但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精神状态又十分闭塞，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蚕茧里，通过微信朋友圈、豆瓣小组来寻找同类，很少关注这个小世界之外的其他平行世界的人，他们的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我们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苦恼、烦闷当中。
所以，“五四青年”能给我们当下青年的一个很大启发在于，他们是寻路人，不断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们更愿意从他们的小圈子、小组织里探出头来，了解和参与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了解其他社群、其他社会阶层，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不是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悲欢喜乐当中。
03
回溯五四青年，对当下青年有何意义？
袁一丹：“五四青年”可以分成几大类型：一是文学青年；第二是所谓的“政治青年”，就是更多参与到社会实践中的青年；第三是学术青年。青年人会根据自己的所长、抱负和困惑去寻求不同的大的出路。这种分类的背后，就是刚才谈到的，五四青年跟我们最大的不同，用一个词形容他们叫“造社会”。
什么是“造社会”呢？所有的建筑都被拆毁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地基，他们要重新来造这个空间，重新来造这个社会。无论最后他们走向的是文学的道路、学术的道路还是政治的道路，他们都有这个野心，敢自己去“造社会”，要改写自己的命运，甚至不仅是要改写、创造“小我”的命运，而是要改写整个“大我”的、群体的命运。
这背后有这样的魄力：他们是这个时代里创造和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而不是服从游戏规则的人。但今天的青年是被社会所制定和规定的人。今天很少有人敢开口说“我要去创造一个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我如何适应这个游戏规则，如何在游戏规则里获得胜利”。
今天的青年，之前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佛系”。为什么会“佛系”呢？虽然这是一个自我调侃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相对分化，青年人感觉不到自己的上升空间，或者感觉不到可以融入社会主流中。所以，他们采取这样一个相对超然的、自我调侃的姿态。我们经常会说，“安于你的命”，这里面甚至有一种抱怨和吐槽。
▲五四青年浮雕
“五四”的核心精神，首先是怀疑的精神。这个“问号”的意义在于，你不迷信权威。这个权威可能是你所在的行业的权威，也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权威。在权威的面前，你敢于保持自己的想法。
第二，行动能力。刚才谈到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就是他们能找到合适的途径，介入到现实社会当中，而不是躲在自己虚拟的空间当中。正视现实，然后介入现实，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发挥作用力的点。
这样的行动意愿和介入意愿，前提在于你对外部世界保持好奇心。不仅是你的小圈子，还包括可能跟你现实生活没有交集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苦痛，你有了解、好奇的意愿，然后才有介入的可能。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五四”精神对于当下青年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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