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2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七节葡萄牙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葡萄牙的传教士早在明代后期就已开始到华传教，1563年，波瑞亚教士(Jaeques Pereira) 和波瑞兹教士(Francois Perez)等人到达澳门，申请进入广州，遭到拒绝。但是葡萄牙的传教士并不死心，自此以后连续几年中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进行传教。如，瑞华若教士(Jean Ba ptiste Ribeyra)曾经密谋在夜间由水路登陆。
在西方各国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初期历史上，葡萄牙传教士的人数和学术贡献是不容 低估的。但是近代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正式展开的汉学史上的传教士时代以后，葡萄牙的汉 学明显地走了下坡路，因此上，我把葡萄牙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定位为自1641年开始，到十 九世纪末为止。
第一、桑德和葡萄牙汉学史的开端
1590年，桑德教士(Edouard de Sande)的著作在澳门正式出版。见费赖之所作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一书：“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dialo gus 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用拉丁文及日文写成，in4, in Macae nsi portu regni Sinici, 1590。据大英博物院藏本提要云：是为欧罗巴人在中国首先印行之书……Henri Cordier云：‘是为澳门刊行第一书，极罕觏。’”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ographiques sur les Mission de I'aneienne de Chine 》，冯承钧译，土山湾印书馆，1932年。
相传，桑德教士曾写有《汉文教义纲领》一书，但一直不见有人著录，或许早已不存，否则 葡萄牙的汉学史就自他这里开始了。而在1649年死于广州的葡萄牙人费奇规教士(Gaspard F erreira)，传说他曾著有《汉葡字书》及其他汉学著作二十多部，可惜也是不见有人著录和出版，至今无法查证。
第二、鲁德照的汉学研究
1641年，鲁德照教士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这是葡萄牙汉学史的正式开始， 在本书中，他向葡萄牙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并介绍了由他 受洗的中国信徒的情况。此书出版后也马上出现多种西文版本。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 中国研究》一书中介绍说：“意大利文本有1643年版、1653年版、1678年版。法文本有1645 年版、1667年版。英文本有1655年版、1670年版。”石田干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昭和7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文本中《支那的语言文字》一章中，连“土”、“王”、“玉”等汉字的象形字也登出来，并附有对各个字的字义说明。
鲁德照教士还著有《汉葡字书》和《葡汉字书》各一部，但是并未见到出版。因此之故，葡 萄牙汉学史上的早期时代自此时开始。鲁德照教士就是葡萄牙的汉学研究之父。
第三、郭纳爵的汉学研究
郭纳爵教士是1634年来华的。他先后在福建、广东、陕西等地传教，信徒众多。
1662年，郭纳爵教士和殷铎泽教士合译的儒家经典《大学》，以拉丁文正式出版。1667年， 他们二人又把《中庸》以拉丁文合译出版。从此，葡萄牙的汉学一直以对儒家传统经学的思 想史的研究为主导。
第八节捷克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捷克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期的1918年为止，前后约四 十年左右。
第一、传教士时代的汉学研究
在近代外国人来华传教士中，捷克籍的传教士和波兰籍的传教士都是只有数人而已。自然也 没有产生出有影响、有成果的汉学家。早期的传教士时代的汉学研究，和西方各国来华的传 教士们的研究一样，都是以对汉语和汉字的理解和应用、以中文讲解基督教教义为主。在这 一时代的汉学研究，没有给我们留下值得说明的一页。
第二、杜威若克的汉学研究
1884年，查理大学正式设立了东方研究讲座，该讲座是以汉学研究和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为主的。由著名汉学家杜威若克博士出任第一任东方学教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性的汉学研究的开始。
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使整个汉学界具备了训诂学的基础。杜威若克博 士的研究和他的东方学讲座，以对古代中国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为基础。他本人对《诗经》 、《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有很深入的研究，又长于对《老子》思想和秦汉原始宗教思想的研究，由于他的出现，导致以后在东西方汉学发展史上有了一个声名赫赫的捷克学派。 1889年，杜威若克博士出版了《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Confucius's life story and hi s theory》)一书。1895年，他又出版了《中国宗教》(《China's Religionen》)一书。189 7年，他翻译的《诗经》一书出版。
从此奠定了杜威若克博士作为捷克汉学之父的地位，到1918年捷克独立前，为以后西方汉学 史上捷克学派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第九节瑞典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在《汉学的传来》一章中，我曾把瑞典汉学的诞生定在1697年罗兰博士出版《中华大帝国》 一书上。在本章中，我把瑞典史上汉学的早期年代定位在从1697年《中华大帝国》一书的出 版到1916年高本汉博士(Bernhard Karlgren)的《汉语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 ologic Chinoise》)一书出版为止。其中，赫定博士(Sven Hedin)的三次大漠远征和安特生博士(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中国史前期的考古，和传统汉学的研究无关，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故此略而不论。张静河《瑞典汉学史》中把此类问题作为重点推出，以我对汉学和汉学史概念的理解来看，这是不适当的。
第一、儒家思想的传入
在这219年间，早期时代的瑞典汉学经历了和俄罗斯早期汉学相类似的发展过程，即：最初 是以对传教士们的汉学著作之翻译和介绍为主要特征，然后形成独立的汉学研究。
如，1710年，出版了格利希斯博士(Olavus Celsius)编著的《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研究》(《 Exercitis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 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一书。1723年，出版了贝尔曼博士(Johan Arndt Bellman)编译的《圣人古训录》(《Les Conseil de la Sagesse》)一书，等等。但是，以上的著作大都是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翻译和解说，没有形成有独特风格的研究论著。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中评述说：“瑞典学者的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都是对西欧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的翻译或改写，或是对译成其它欧洲文字的中文典籍的间接译介。”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其实，不光是瑞典，在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的早期阶段，或说在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的早期汉学，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都从这种研究和介绍开始的。
第二、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统一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1758年，出版了罗迪格特教士(Jacoh Rodingd)的《历史新探：中国、日本、印度支那等国古史的研究》(《Nya Historier om Chineserne Japaoneserne Indianeren & Persianeren》)一书，在这部说明有关中国、日本、印度支那等国家历史的一部著作中，中国历史第一次被一个瑞典人写成瑞典语的著作正式出版。距此六十一年前，在罗兰博士的《中华大帝国》一书中，只是一部介绍古代中国历史的专著，而这本书则把研究的视角扩大成了远东社会。这和以后日本学术界所谓的东方学、东洋学的概念是十分接近的。
在此时的瑞典汉学史上，居然产生一部不可思议的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现使瑞典汉学开始露 出“异相”。即：1853年，阿马斯顿教士(Teoder Hamberg)出版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 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Chinese Rebel Chief Hung Siu Ts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一书。在这部近似采访报告的著名汉学中，阿马斯顿教士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由来及其洪秀全的生平，当然他是以基督教信徒的立场上来说明他所看到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实际上是向西方基督教世界和教皇报告发生在中国的一场为争取基督教对国家统治权力的自发战争。但是，此书的意义乃在于：赋予了传统的“领事馆汉学”以现实化和学术化的意义，开启了以后中国研究一类现代派汉学研究的先河。我所谓的瑞典汉学开始露出“异相”正是由此而来。
1916年，高本汉博士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一书的出版，从此宣告了瑞典汉学史上早期时代的终结。
第十节其他
正如我在《汉学的传来》一章中所说的那样，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和对其自身的文化 寻根活动是有直接联系的。1845年，匈牙利学者英德利施尔博士(Stefan Ladislas Endlich er)就正式发表了研究汉语语法的论文《汉语语法基础》(《Anfangsgrunde der Chinsische n Grammatik》)一文。把匈牙利的早期汉学定位于1845年至19世纪末期，以对汉语语法的研 究开始了不同于东西方各国的早期汉学时代。
罗马尼亚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本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的。尽管罗马尼亚的知名东方学家迪雷 阿诺博士(Florin Deleanu)曾主张：罗马尼亚的东洋学研究开始于17世纪晚期时代的康坦米路大公(Dimitrie Cantemir)。但是，康坦米路大公的著作和汉学无太大关系，他感兴致的学问是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史和奥斯曼史的研究——作为东洋学的构成之一的边缘性学科。1864年，布加勒斯特大学(Bucuresti)创始之时并没有汉学讲座或东洋学讲座的设立。当然，到了20世纪，在东西方各国著名大学中，几乎都有汉学讲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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