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张爱玲刚在美国安定下来，和赖雅沉浸在宁静的生活中，突然收到来自伦敦的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重，急需动手术。
恍惚间，她和母亲上一次见面是十年前，那时张爱玲28岁，还在香港求学。其实那次就是最后一次母女见面了。
黄逸芃，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在垂死挣扎之际给女儿发了这样一份电报，像是委婉的乞求，想见女儿最后一面。可是张爱玲实在没有能力去见她，生活已经够捉襟见肘了，买一张去伦敦的机票更是困难。况且那时她还没有获得美国身份，说走就走确实不现实。
所以，她只能写一封充满情意的信，附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并且隔着千山万水为母亲祈祷。她能做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并不是所有的祈祷都会灵验的，黄逸芃没熬过那次手术。她死前，把一箱珠宝寄给了唯一的女儿。
箱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值钱，有皇帝赏给李鸿章的瓷器，也有家传的玉器、还有在天津搜集的古玩等等。
看着这些东西，张爱玲回想起一幕幕往事。四岁时，母亲第一次离家，那时她还叫叫黄素琼，小女孩的她叫张瑛。
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张廷重依赖遗产坐吃山空的样子。分家后，不到两年的功夫，嫖、赌、抽大烟、在外养姨太太，样样俱全。夫妻两人沟通无果，黄素琼要走了，和她一起走的还有小姑张茂渊。
在英法游学6年，她以为时间让她忘记了曾经的伤痛，丈夫也给出了承诺，加上对儿女的牵挂，她决定回来了。这时她改名为黄逸芃。张廷重刚开始是履行诺言的，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幸福生活了一阵子。然而后来还是鸦片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黄逸芃彻底绝望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丈夫还活在旧的时代。后来爱玲小说中有许多遗老遗少，他们的时间比外面的时间过得慢，这些都有自己家庭的影子。
这次黄逸芃决定再也不回头，请律师办了离婚。
走之前，她还要送两个孩子进新式学校读书。那一年是1930年，张爱玲10岁，新式教育已经在中国推行了20多年，而张家姐弟还在家接受私塾先生的四书五经，虽然增加了英语和数学，终究是封闭式的学习环境。在这个问题上，张廷重依然站在对立面，死活不答应。
争执无果，黄逸芃像拐卖人口一样的把张瑛送进了圣玛丽女校。儿子就无能为力了，那是张家未来的希望，张廷重未来的指盼。
这样的局面已经能让双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填入学证时，黄逸芃觉得“张瑛”不够响亮，把英文ailing（烦恼）译成“爱玲”作为女儿的名字。
在张爱玲13岁时，母女再次分离，黄逸芃到学校告别，这次她要一个人去法国。
此时这个小女孩，对惜别没有过多的表示。她不想表示她需要呵护，她认为她已经足够坚强，尽管事实不是那样。黄逸芃看上去也很高兴，她也不愿看到女儿为了挽留她而痛哭流涕。
而她走后，女孩终究是哭了，也许就是在这次哭泣中张爱玲就已经懂得：人生的旅程，多半是需要一人独行的。
18岁那年，张爱玲逃离了父亲的家，投奔母亲。那时，黄逸芃手头并不宽裕，但是还是省钱送她去香港大学读书。后来儿子也从家里出逃，想要投奔黄逸芃，但被她拒绝了，她已经力不从心了。
而黄逸芃于1948年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个家。
上世纪20年代，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一经引入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讨论。鲁迅说，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回来，二是堕落。
脱离了家庭，一个女人能走多远？作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黄逸芃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几分黄逸芃的倔强：不甘心受男人摆布而努力寻求自救之道。其实黄逸芃比白流苏更独立：在英国时，她学了很多东西。男友死后，她为卖掉遗留的皮革去工厂做女工，为的是学习皮包制作技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她飘洋去了印度。为了生计，她曾做尼赫鲁姐姐的秘书……
尽管她有一箱子宝藏，万不得已她不会以卖古董生活。她一生都在自力更生，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
一双金莲，却走过千山万水。
我想张爱玲对母亲虽然有遗憾，但是没有怨恨，四岁那年母亲离开时穿的衣服的颜色成了她小说中最偏爱的颜色。那是白流苏在门上涂的绿色的油漆，是王娇蕊穿的鲜辣的绿色长袍。
罗素说，幸福的本原是参差多态的，只有一种参照物可以选择的幸福，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不想以“当妈的应该如何如何”对黄逸芃进行道德绑架，有一种鸟儿宁愿漂泊一生也不愿在安定的小屋里行尸走肉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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