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華仔
鲁迅和他二弟周作人反目成仇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日本女人。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官宦之家，1886年，鲁迅在他叔祖开设的私塾里面启蒙。1892年，进入绍兴最严厉的“三味书屋”读书。1893年，祖父因为考场舞弊案被革职。1896年，父亲病逝，剩下母亲鲁瑞拉扯鲁迅弟兄三个，非常辛苦。
1898年，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把二弟周作人也接到了南京，1902年赴日本留学，又把二弟带到了日本。1906年鲁迅在仙台学医期间，鲁迅受“幻灯片”事件影响，决定弃医从文。周作人认识了未来的妻子羽信太子。也是在在仙台学医期间，鲁迅被迫回家与原配朱安成婚。
1909年，辛亥革命前期，鲁迅回国，在好友沈钧儒和徐寿堂的推荐下，进入浙江师范学堂当教员。
1912年，鲁迅进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担任教育课科长，在此职位一干就是十二年。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引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1919年春天，周是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在北京买房，拿出了兄弟二人积蓄一千银元，又把绍兴祖宅卖掉，凑了两千银元，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罗姓房屋，分为前院和后院。
其实，当时兄弟二人的工资是相当高的，两人合计600银元，而当时北京的普通劳动力月工资才一块银元。到了后期，周作人做教授的收入、加上兼职收入，要远超过鲁迅的。
在北京买房之后，鲁迅把母亲、妻子朱安接到了北京，还有二弟、二弟媳妇、三弟都住进了八道湾的宅院。
八道湾宅院分为前院和后院，后院朝阳温暖，鲁迅把后院让给了周作人夫妇和母亲，自己住在阴冷的前院。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掌管财务的问题，由于鲁迅的原配朱安不识字，管家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二媳妇羽信太子身上。鲁迅只留下烟钱和少量的零钱，剩余的全都给了羽信太子。
鲁迅认为日本女人是勤俭节约的，但是这次，鲁迅看错了，羽信太子出手阔绰，买日用品都是从日本进口，孩子生病请日本医生，出门不坐黄包车，专做轿车，饭菜不合口立马换掉重做，家里雇佣的仆人比当京官的公公还要多。
在生孩子期间，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来北京照顾姐姐，与三弟周建人认识，不久结为夫妻。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工资时有拖欠，家里有鲁迅和周作人一块赚钱，还是经常入不敷出，为此，鲁迅说过羽太信子，说她应该注意节约，为以后着想。
羽太信子认为鲁迅没有把工资都交出来，又受到鲁迅批评，怀恨在心，经常在周作人身边吹枕边风。主要就是男女那点儿事，诬告鲁迅偷看自己洗澡，偷听她们说话，甚至调戏她。而周作人耳根子软，害怕老婆，在兄弟感情与信子之间，周作人选择了后者，他只想有一个安静的写作边境，只要息事宁人就好。
1923年7月19日，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绝笔信，主要内容是：我以前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才是真的人生。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进入新的生活。希望以后不要再到后院里来了，自重。
鲁迅突然收到这样的信件，想要去找周作人询问缘由，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想见自己，也许，自己赚的比鲁迅多，再也不用兄长照顾了，自己可以独立生活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鲁迅只能搬家，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搬到了砖塔胡同，不久鲁迅母亲也不堪忍受，搬到了鲁迅那里。这在周作人看来，是全家人都偏向鲁迅，这更加刺激了周作人的情绪。
也正是周作人软弱的性格特点，日军攻占北京后，周作人在日本人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出任汪伪政权的教育督办，彻底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捕入狱。
而周建人不久也和羽太芳子离婚，全身心投入人民政权的建设当中，出任新中国政协委员。
鲁迅和周作人反目成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在中间挑拨离间，因为她想独占八道湾房产。这在周建人和周海婴的日记里有清楚的交代。
至于羽太信子说鲁迅偷听、鲁迅偷看她洗澡、鲁迅调戏他，则纯属无稽之谈。做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如何在母亲的眼皮底下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来？
再说，就羽太信子那长相、身材和学识，能比许广平还要优秀？她能否引起鲁迅的兴趣，我甚为怀疑。
品读春秋001
看了其他的答案，觉得其实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各种史料、信件、传言以及推测，基本上很全了。所以，我就在大家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二周失和没有“真相”。历史的原貌到底是怎样的，现在谁也不知道，所有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提，死之前谁也没说。所以，八卦传闻也好，史料推测也罢，是不可能得出一个真相的，也是没有答案的。
因此，追求二周适合的历史真相，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会改变文学史，不会改变二周所撰述的作品的意义。两兄弟无论是谁的责任，或者说无论谁的责任更大，也都不会改变二周的历史评价和定位。
这就像王国维自杀，到底是殉清，还是被朋友逼死？同样是没有真相的。
二、那如何看待二周失和？
我们不妨同样借鉴王国维之死，陈寅恪等人所提出的“殉文化说”。
我们不从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去研究二周失和，不去找到底是那个具体的事儿导致了二周失和。而是相信一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周之间，一定是因为早有隔阂，所以才会最终酿成失和。即使今年没有反目，明年也会反目；即使没有羽田信子或是那个别人在场，他们也会反目。
关于鲁迅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国民性。
关于周作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附逆。
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写下了关于国民性的《阿Q正传》，周作人为这篇小说写了评论；也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二周反目；最后，还是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在附逆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限于篇幅，我不能引用太多资料，但大家去读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就会发现，周作人是把国民性作为一种无关优劣的文学特点来看的，换言之，周作人看待国民性的时候，就像对一个客体进行审美，而他作为审美者，是不属于这一客体的，也就是不属于这一国民性的。周作人对国民性的认识，早就显示了他审美趣味的不同，并由审美而转移于政治，实现了“脱中入日”的心路历程。
但鲁迅则是在国民性中发现了绝望，他既对传统文化里那种死板的、僵化的、吃人的黑暗进行批判；又对当时革命党人的相互吞噬而感到反感。在鲁迅看来，这些革命与反革命固然有不同，但都没有跳脱出国民性的悲剧，而他本人也在其中。所以，鲁迅是绝不可能通过审美而将自己跳脱出历史的，也就绝不可能屈服，始终要当一名反抗者。
因此，二周在思想上的差别实在太大，当这种思想进化到一定程度，两个人势必会分道扬镳。对于曾经的亲兄弟，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分道扬镳往往会更加及激烈。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越是感情深厚的两个人，在绝交时往往更剧烈。没什么交情的两个人也谈不上反目。
所以，与其去寻找绝无证据的所谓真相，不如沉下心来思考二周之间的思想分歧，这或许对我们自己更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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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三兄弟，尤其是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文坛上各自占据了顶峰一角的人物。两兄弟曾一同留学日本，后来更是举家搬到了一个院子里居住。
然而，原本亲亲密密的兄弟，在一起住了没多久就反目成仇，落了个形同陌路的结局。
鲁迅先生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书君遍查资料，认为其左不过因为“误会”二字。细究下来，两兄弟反目大抵因为两人之间出现了以下四个误会：
一、女人乱吹枕边风造成的误会
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出现嫌隙，始于周作人的那封信。在信里，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昨天才知道”，而他知道的这些信息超出了他的认知。
具体是什么信息让他大惊失色呢？因为他妻子羽太信子告诉他鲁迅对她有非分之想。
这种非分之想体现在，鲁迅不仅偷偷听她的窗子、偷看她洗澡，还趁他不在家调戏于她。
羽太信子是周作人和兄长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时所识，更准确地来说，羽太信子认识鲁迅还在认识他之前。
试想，羽太信子跟周作人说这些的时候，两人肯定是在被窝里的。
周作人温香软玉在怀，再联想到久久不愿跟长嫂朱安同房的光棍大哥，几乎是在瞬间就信了妻子这番言论。
虽然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后来写书回忆，羽太信子的房屋窗边有土沟，还种着花，人根本是无法靠近的。
可是，周作人一介男子汉，一听兄长竟然敢觊觎自己的媳妇，瞬间就爆了，哪还会注意到这一天大的漏洞。
于是，因为羽太信子一番枕边风造成的误会，也就成为了兄弟失和的导火索。
二、钱财用度上的误会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第二大误会的产生源跟钱财用度有关，但其中造就误会的最大主角，仍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当时，鲁迅和母亲合计卖了绍兴祖宅，然后添钱在北京购置了一所大宅院，然后接来了母亲和原配朱安，连同兄弟周作人一家住在了一起。
朱安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旧式妇女，母亲又年迈，于是鲁迅便将管家的权力交给了弟媳羽太信子。
鲁迅和周作人都有正规职业，两兄弟一个月下来几乎能上交600元钱。那时候，600元钱养家是极宽松的。
可是，鲁迅千算万算，没算到羽太信子是以节俭著称的日本人里的异数。
作为其中之一的产出者，鲁迅最大的财务支出就是日常吃食和写作时的一点香烟钱。
可羽太信子可好，家里大小统共七口人，光是仆人就养了十几个。饭吃得好好的，说要吃饺子就要吃饺子，原本做好的一大桌饭只能弃之。
如果只是好吃懒做一点鲁迅可能也就忍了，关键是她还特别讲派头。
出行必坐汽车，小孩生病必须请外国医生，就连日常用品都要托人大老远从日本捎来。如此种种，原本宽裕的经济时时崩溃，捉襟见肘。
后来，国家逐渐堕入动乱，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也开始时时出现拖欠。这下，羽太信子不干了。
她觉得鲁迅是故意不上交工资给她，时不时就要因为这个跟周作人大吵大闹。话说得多了，假的也成真的了，周作人思想单纯，竟也信了。
于是，又一道误会横亘在了兄弟俩的中间。再加上羽太信子的挑拨，周作人自然就憋不住要发作了。
三、兄弟俩性情相异造成的误会
周家两兄弟反目后，其实鲁迅一直在尝试重新与周作人讲和。
但是，周作人完全不搭茬，甚至还在鲁迅和许广平结婚后公开讽刺鲁迅“纳妾”，觉得他对不起朱安。
并且，鲁迅在弥留之际还念着周作人，周作人却连兄长的葬礼都没有出席。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脾性相差之大。而这种性情差异造成的误会，也是他们兄弟俩失和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一生追求“书桌上的平静”，对妻子的种种劣行不是不清楚，而是懒得管。
就像他可以放任孩子在一边哇哇大哭然后自顾自沉浸于书本当中，但鲁迅却做不到。
有时候他也觉得妻子有些过分了，但羽太信子一闹腾，他就投降了。
世间的事情再大，大不过他的平静生活。于是，这种自私遇上鲁迅委曲求全的无私，自然误会重重。
一个卯足了劲想跟他说个一二三，一个觉得你真烦，影响到我看书写作了。
再相比妻子虽然大手大脚，但提供给他的生活是舒适无比的，他自然私心里倾向了妻子。
于是，他听任妻子诋毁兄长，并毫不犹豫地做了帮凶，还誓不与其再来往。
四、母亲偏私的误会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反目的原因，史学家一直有人在研究，可有书君发现他们都对其中一个原因避重就轻，那就是两兄弟的母亲存在偏私的嫌疑。
原本，周作人的信只是让鲁迅再也不要进他的屋子，可是，随着鲁迅愤而搬走，年迈的老母亲竟然也毫不犹豫地随着大儿子搬走了。
这样的明显站队，搁谁心里会没有点疙瘩呢？何况对象还是自己的亲儿子。
可是，鲁迅先生母亲一边倒的态度，其实就代表着其余亲属对这件事的态度。周作人心里没有委屈吗？
纵使觉得妻子有污蔑的嫌疑，但无风不起浪，大家一边倒，尤其是母亲也一边倒地支持鲁迅，总归是寒到了周作人的心。
再加上，鲁迅先生的母亲还数次对人直言，认为鲁迅真真是委屈极了。
换言之，周作人自然也就混蛋极了。周作人心里不顺，还没来得及解释，听众们又传来一句，“就当我这辈子没生那个儿子吧”。
这下，周作人一口老血就呕了出来。这样的心理伤害对于周作人来说，恐怕抵得过以上种种的误会。
于是，他索性“坏人”做到底，处处与鲁迅对着干，就像是在对母亲的偏私进行无声的讨伐。
综上，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真实的原因并非出于政治立场，皆因种种的误会造成。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再大的文豪也是断不清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
有书君语：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别忘给有书君点个赞哦~关注有书君，私信回复句子，有书君送你一句特别的话
有书共读
鲁迅兄弟共四人，小弟夭折，余下三个。兄长周树人即鲁迅，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三个人均是各有成就，鲁迅父亲早故，鲁迅作为长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与弟弟们之间亦兄亦父，是弟弟们的精神导师。鲁迅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认为"长兄如父"，并且对于自己的兄长身份也是亲身实践的，例如：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弟弟接过去上学；鲁迅去了日本留学，也将周作人接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还定期给留学的弟弟汇款，资助他的学业。对于自己的弟弟，鲁迅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论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给予关心和帮助。
兄弟之间感情可说十分融洽，后来鲁迅在北京安定以后，干脆离开了老家绍兴，举家搬迁到了北京，来实现他"兄弟怡怡"的愿望。也就是从1919年11月21日鲁迅弟弟周作人搬到鲁迅买下的八道湾处一所院子，到1923年8月2日与朱安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总共住了1317天。那么，问题来了，鲁迅如此费劲心力的把全家集结在一起，还没呆多久，就离开了这儿，并且从此之后，兄弟之间反目，再无来往，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要了解其中的原因，这事儿还得从周家后院说起。
一、 周家后院、"其乐融融"
前面我们说了，鲁迅将全家接到了北京的八道湾处一所院子里，希望全家人都能够生活在一块。
鲁讯的妻子是朱安，她与鲁迅的结合是封建家长制度下的产物，实际上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幸福，他们之间既无爱，更无性，因此，朱安始终未能留下一儿半女，她这个周家长媳的位置形同虚设。
这边弟弟周作人是自由结合，取了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跟随周作人来到了中国，羽太信子因为怀孕分娩，所以她的妹妹羽太信子从日本来到中国照料姐姐，不聊渐渐与周建人产生了感情，在姐姐和周作人的推促下，羽太芳子与周建人结了婚，两兄弟俩娶了姐妹两个，也是一桩奇谈。
当时周家后院可谓热闹非凡，查一下他们家人口，母亲鲁瑞、鲁迅、朱安；周作人、羽太信子、孩子丰一、静子、若子；周建人、羽太芳子、孩子鞠子、丰二、丰三。全家一共13人，其乐融融啊。
这么大一个大家庭，总需要一个管事的人，婆婆年纪大了，按说是长媳，可偏偏朱安不受重视，丈夫对她轻视，于是家里的财政大权放到了二媳妇羽太信子手里，羽太芳子是她的妹妹，也欣然接受，于是羽太信子负责起全家日常。
当时过得好不快意！为什么？有钱任性呗！鲁迅在教育部上班，兼任北大、女师教师，二弟北大教授，两兄弟俩又写作、又翻译，稿酬不菲，两人每月600大洋，当时是有钱上等人家。于是渐渐生活奢侈了起来，吃穿用度也是越来越繁复，羽太信子还有私人医生，出门必做轿车，后来每个月的收入仅仅勉强够支出，甚至还入不敷出，但是出手姐妹俩出手却越来越阔绰。鲁迅妻子老实本分，从不乱花钱，也花不出去，鲁迅看在眼里，没有明显说出，但对羽太信子姐妹俩早已不满，周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涌流。
二、风云突变、猝不及防
1923年7月19日，这天对于鲁迅、周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灰色的日子，这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封信，便是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书，周作人不称呼为大哥了，直呼"鲁迅先生"，并且告知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明摆着要断交，并且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说明他以前对亲人、兄弟抱有信任之情，但是现实却是丑陋不堪的，这一切都是假象。
之后，便是鲁迅带着朱安离开，再之后，根据鲁迅日记记载，1924年6月11日，两兄弟甚至开始谩骂殴打。无疑，从那封绝交信递出去后，兄弟两人便断绝的关系，并且事态进一步恶劣，那么，"昨日"周作人究竟知道了什么，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两兄弟失和呢？
三、兄弟反目、疑窦重重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众说纷纭，疑窦重重，两人都没有公开，惹得大家纷纷猜测。
第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
兄弟两个人本来月收入过600大洋，然而家中还是月月亏空。鲁迅先生出门喜欢坐黄包车，周作人一家出门喜欢坐轿车，就是现在的专车服务。鲁迅先生曾感叹，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了轿车运走的？
周海婴曾描述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两个子女，全家雇佣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6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孩子偶有伤风感冒，就要请日本医生出诊。
鲁迅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被败光了，自然心里不爽，多次劝她省着花，羽太信子觉得鲁迅碍手碍脚，不时地向丈夫吹"枕边风"，说他的坏话。
第二个原因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
这个原因有些牵强，鲁迅怎么会偷看弟媳洗澡呢？要说是一场误会，鲁迅找大哥，敲门不应，不巧撞见她洗澡，不过这么狗血的剧情应该不会发生在鲁迅身上吧，就算是这个原因，也多半是羽太信子造谣的，况且鲁迅不屑于对此解释。
第三个原因是鲁迅在门外听窗。
这个原因更牵强了，如果洗澡还有可能是误会，那这个简直是无稽之谈了。
第四个原因是鲁迅非礼信子。
鲁迅拿到稿费给信子，信子说他非礼自己。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现在无从知晓，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一切迹象都指向一个女人——羽太信子，可以说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与羽太信子有密切关系。羽太信子看不惯鲁迅，不喜欢他管着自己，时常向周作人说鲁迅的坏话，周作人性格软弱，怕老婆，竟然为了家庭和平，牺牲大哥，更相信了信子的谎言，被她蒙蔽，与大哥失和，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可悲可叹！后来，周作人更是因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这层关系，当起了汉奸，被万人唾骂。看来，古语说的不错，"娶妻当娶贤"，只有一个好女人，才可以旺三代！
一往文学
我看见有一个叫做 的，拿周作人做过汉奸来影射鲁迅也“不是一个东西”。这位历史作者的逻辑真的很厉害，要是早生40年，绝对可以参加江姚班子。
他的厉害逻辑是——1，人以类聚，鲁迅的两个兄弟都是人渣，所以鲁迅也是。2，周作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可能轻信谣言，所以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说的话靠谱。3，羽太信子除了乱花钱，没有什么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她说的话可信度很高。
真是厉害了，我的 哥。和珅是一个贪官，为什么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很好呢？高级知识分子就一定“神目如电”，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做神探呢？羽太信子的人品，您亲眼看见过，还是从书本里面臆测的？
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失和的来龙去脉，我有必要在这里简单的叙述一遍。
鲁迅到北京工作之后，在八道湾购买了一套大房子，把母亲和弟弟都接了过来。鲁迅把最好的房间都给母亲和弟弟居住。之后，鲁迅和周作人合作完成了很多文艺上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和睦的气氛仅仅持续了三年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他改在自己的房间吃饭。也就是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这天晚上，他不再与周作人一家共同进餐，而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过了几天，19日的上午，周作人拿了一封信，一言不发地走进了鲁迅的房间，重重的放在桌上，转身就走。鲁迅拆开信件一看，里面写道，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那“自重”二字，让鲁迅感到愤怒。鲁迅立即让佣人请周作人过来，要他当面说个清楚，但是周作人不做理睬。
8月2日，鲁迅和妻子朱安离开了这个家，搬迁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鲁迅后来向许广平解释道，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到了第二年，即1924年，又发生了一场冲突。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的老宅，去取回他的那些书籍和古玩。不料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突然冲出来，对鲁迅进行拉扯打骂。并且用电话将北大教授张凤举等人招来。距鲁迅回忆，羽太信子当着其他众多人的面，诉说了他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很多污言秽语。而周作人却站在旁边，帮妻子辱骂自己。最后，鲁迅的财产并没有被取出，他是被弟弟赶出来的。
许寿棠与周家兄弟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也是周作人的朋友。他在40年代写过一篇《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棠这样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西医说的西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似乎恭顺，实则嫉妒。周作人则一贯的糊涂，听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在一些史料里面记载，羽太信子曾经当着北大两位教授的面，数落鲁迅的不是。大家可以逻辑分析一下，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羽太信子会不会说这是由于鲁迅非礼她？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作为当时的在场人，张凤举和章廷谦说，鲁迅和周作人吵架，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他。章廷谦说，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家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依据周建人回忆，当时鲁迅在八道湾的住宅家里住了很多人。家里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以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等打杂采购的男性仆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女仆。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照看孩子等女仆三四人。鲁迅的两个弟弟，共有五个孩子。加上一些来访的客人。常住人口，达到了30位。
而周作人夫妻的卧室，在房子的最后位置，相当于一个死胡同。如果想要去偷窥，就要避开过众多人的耳目，从整排的住满了很多人的房间穿过，然后溜到住宅的最里面的角落。这可是一个死胡同，万一被人撞见，连躲都没办法躲。
而且，如果要偷窥或者听窗，还要避开台阶下茂密的花丛，攀上很高的台阶。依据鲁迅纪念馆的房屋模型以及现场照片，可以清晰的看见，周作人住的屋子台基很高，高达四五个台阶。而他卧室的窗子前，种满了鲜花和其他植物。鲁迅真要攀上去做这种事情，其难度可想而知。
有很多的人证实，羽太信子是一个臆症患者，也就是妄想症，她本来就在精神方面有毛病。依据周建人的回忆，羽太信子做派很大，挥金如土，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候饭菜烧好，突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的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周作人和他的夫人出行都要打黄包车。有时候看见一套昂贵的家具，眼皮不眨一下就立即买了下来。
而鲁迅是一个挣钱养家的人，生活简朴。我们看他的照片，从来都是一袭长袍。我们看他的日记，连一元两元的小支出也要详细的进行记账。对于羽太信子的任意挥霍，鲁迅一定是深有不满，发生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鲁迅因此与羽太信子发生矛盾，被鲁迅指责的女人由此嫉恨在心，向周作人煽风点火，最终造成兄弟二人失和。而后来鲁迅回家取用自家财产发生冲突，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为了争夺书籍和古器。兄弟二人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共同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古物，往往难分彼此。因为夺取这些东西，以至于发生冲突，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怀疑探索者
我是萨沙，我回来回答。
说了很多遍了，鲁迅兄弟关系本来非常好，突然破裂。
一般认为，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对她调戏。
而周作人作为一个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不可能没脑子，却当时就相信了。
一般认为，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一定是拿出了什么确切的证据。
在文革期间，因为政治原因将鲁迅塑造为斗士，这段历史不为人知。
但后来，逐步有人知道这回事。
有些人认为是羽太信子诽谤鲁迅。但羽太信子除了花钱稍多以外，总体还是不错的人。他的丈夫周作人因为汉奸罪被监禁多年，羽太信子含辛茹苦的养育子女，等着周作人出狱，吃了很多苦，不像是随便诽谤的人。
同时，周作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智商不低，绝对不可能被一面之词忽悠。
这里需要介绍鲁迅。
鲁迅有个原配妻子，叫做朱安，这是鲁迅母亲选好的人。鲁迅和朱安没有感情，一年同床不过一二次而已。朱安嫁给鲁迅是1901年。
后鲁迅纳妾许广平，是1927年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26年前，鲁迅没有正常的男人的生活。
而鲁迅是1881年出生，也就是从18岁到46岁基本就是一个人的禁欲生活。
看着文章的人，基本都是男人，和萨沙一样。
大家都知道，男人这个年龄，一般性欲很强，除非体弱多病或者太监。
而鲁迅受当时教育家名声的限制，不可能像一些商人一样去八大胡同，基本只能禁欲。
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禁欲长达28年，我想一般人都是忍不住的。
下面的话，萨沙自然就不敢说了，大家自己领悟去。
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都人聚集在一起。鲁迅兄弟三个，他的两个弟弟基本都是人渣，一个汉奸，一个抛弃妻子、逼得亲生儿子自杀。至于鲁迅自己选择妾许广平，私吞鲁迅财产，不拿钱赡养鲁迅的母亲，还说出：我是没钱，你要钱恐怕只能让我去卖身！之类的话来。
鲁迅身边都是这种人，大家觉得呢？
我在多说几句。
第一，鲁迅是秋瑾、徐锡麟的战友，但后者回国革命，并且邀请鲁迅时，鲁迅拒绝。
第二，鲁迅大骂满清腐败，却从日本回国，做了满清的公务员，算不算人格分裂，为敌人服务？
第三，鲁迅大骂民国政府，却做了十多年的教育部小职员，这怎么理解？
第四，满清时期，攻击满清政府要杀头，秋瑾和徐锡麟就这么死的。鲁迅在当年并没有骂满清政府，等到民国建立以后再骂，摆明了没风险打死老虎，这种事谁不敢做？
第五，大家如果觉得鲁迅是斗士，举一个鲁迅参与任何一个革命的例子来听听。实际上，鲁迅一生非常谨慎，从不骂自己居住地的军阀甚至流氓，也从不敢骂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还给他发巨额的工资。
很多人说鲁迅是斗士，实际上鲁迅一辈子基本没有任何参加革命的举动，唯一就是写写文章。
而鲁迅写文章是为了什么？千万别说不是2为了钱。实际上，鲁迅写这些骂人的政论文章，放弃小说，赚了巨额的稿费，按照今天说法有几千万之多。
再说透彻一些，鲁迅不过是一个为钱写作的普通文人而已，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拔高了他。
这是萨沙读了所有鲁迅著作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萨沙
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涉及兄弟二人的关系那就简单了点，我们从周作人投敌被刺杀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周作人与鲁迅为何反目的原因。
1919年11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下了一套住宅。不久之后，二弟周作人也搬来同住。1922年，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绝交。鲁迅一怒之下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离开了八道湾住宅，转到砖塔胡同84号居住。
从此，周作人就这样“鸠占鹊巢”地成为了八道湾唯一的主人。
八道湾11号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正在八道湾的家中与前来祝贺新年的得意门生——“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聊天。
沈启无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兼追随者。
二人聊得正欢，此时工役徐田轻轻走了进来，递上了一封信后说到，有两位学生要来拜访周先生。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周作人作为文化名家，经常去学校上课、开讲座，经常会有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拜访。
周作人虽然表面看上去人很孤傲冷淡，却有一个习惯，那便是对来访者一律不拒绝。
于是周作人让徐田叫两名学生进来见面。
周作人
两位学生进了客厅，只见一位穿着青色大衣，戴着黑色皮帽，另一位穿着古铜色大衣，戴着灰色毡帽，二人都穿着黑色皮鞋，手捂在袖子里。
周作人见学生到了，站起身来迎接。
穿青色衣服的学生对另外一位学生说道：“这位就是周作人先生”。
此时，那位距离周作人有1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袖子从抽出手枪，抬手对着周作人就是一枪。
子弹朝着周作人的腹部打去，不料子弹却离奇地击中了周作人毛衣的铁纽扣，子弹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缓冲力，另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周作人结果只被擦伤了一点皮，周作人假装重伤，扑倒在地。
砖塔胡同
旁边的沈启无听到枪声，吓得跳了起来。学生以为他要反抗，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
行动结束后，学生立刻向外跑去。周作人赶紧躲进内屋，沈启无也爬进了屋里。
不料，仆人徐田在听到枪声后，立刻引来几个人力车夫与学生们厮打在一起。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学生的援兵赶到，来人迅速地朝着人力车夫连开三枪，一名车夫被当场打死，一名车夫受伤。
三名学生刺客迅速从八道湾互通西口撤退，消失在了人群中。
刺杀（剧照）
周作人被刺杀后，日本人对他进行了2个小时的询问，并派了一个伪军便衣小队到周家，一来监视周作人，一来保护他免被刺杀。
学生为何要刺杀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周作人呢？原来周作人在1937年当上了伪教育总署的督办，在伪报纸上鼓吹日军亲善，彻底当上了文化汉奸。
无数抗日志士为除之而后快，周作人的学生也以有这样的老师为耻辱，于是纷纷组成锄奸暗杀团要拔除这颗毒瘤。
1945年周作人被逮捕入狱
不料由于阴差阳错，一颗纽扣救了周作人的命，沈启无也仅受重伤未死，此义举也成为了遗憾。
稗史候说
鲁迅先生兄弟反目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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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血浓于水”的道理，兄弟姐妹情同手足，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过着过着却反目成仇？甚至父子爷们都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对于普通人，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认为那是认知错误，可我们的精神领袖，鲁迅怎么也逃脱不掉这样的困惑？
虽然大家一般认为其有太多的偶然性，却也有其必然性。每一个人的认知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所处环境，所学知识，拥有地位，拥有财富和思想都是不同的，那么他们有不同想法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不同看法，不同三观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因为争也没有用。
就像夏虫不可语冰，一个根本没有经历过冬天的虫子，怎么可以知道冰是什么呢？
关于鲁迅和弟弟反目，更多的是因为观点不同造成的“误会”，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真正理解公平正义的含义。
鲁迅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正能量十足的正义的代表，有着很足的正气。
而他弟弟由于正能量不足，导致的负面思维，总是先看到别人的缺点，一有矛盾冲突，总是觉得别人错了，总觉得是别人对不起自己。
他们固执己见，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特别执拗的“犟”，是标准典型的负面思维模式！
因为负面思维的人，总是看不见别人的优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严格要求别人，却总是放纵自己，不愿意对自己严格要求。
他们总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错了哈哈一笑了之，对别人却总是吹毛求疵。“自己一身红毛衣，说别人是妖精”，是这类人的基本特征。
另外作为鲁迅弟弟的媳妇，羽太信子是个日本女人，是不是日本特务，也值得商榷和怀疑。
她不显山不露水做着，挑拨离间当时中国两个大老级文化工作者，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都起到了精神打击的作用。
鲁迅是当时新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文化最前沿的冲锋者和战斗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作为日本社会是恨之入骨的，他们侵略中国很重要一条，就是要摧毁中华文化，摧毁中华文明，让中国人变成奴性十足俯首帖耳的被奴役者！
所以周家兄弟作为日本特务攻击的对象一点也不足为奇，虽然他们认识羽太信子是在抗战爆发之前，结婚是在1909年。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培养了大量的特务。
有资料显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就在有计划的做着侵略中国的打算！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是一个明显的负面思维者，这一类人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做调查，不讲求实事求是，喜欢道听途说喜欢凭空想象。
并且总是从坏处着想，总是从负面看问题，对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无限放大，更不愿意靠实践去检验是否错了。
再加上日本妻子的煽风点火，十二级床头狂风乱吹，弟弟早已被温柔乡的妻子，吹的欲罢不能，只能被妻子牵着鼻子，顺着妻子的意思往前走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站出来，给周作人批评指正，也许兄弟二人不会发展到反目地步。
但作为唯一一个可以做周作人工作的周家老太，鲁迅的母亲，此时此刻却选择了随着鲁迅一起离开了这个大家庭。
并且还大骂儿子周作人不是东西，只当没生这个儿子，在这样情况下，负能量爆棚的周作人，感到很委屈，感觉就连母亲也不信任自己，也偏袒哥哥，所以就更倒向了妻子羽太信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兄弟反目已经无法阻挡了，因为鲁迅采取了不争，不理，不解释的态度。
他觉得，不争，是一种宽容：不理，是一种智慧：不解释，是一种成熟。而他弟弟却觉得哥哥是理亏了才不敢争辩的。
因为你们的思想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争又有何用？不同看法，不同三观，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
所以不要和不同看法争论，因为争也没用。就像夏虫不可语冰一样，它就没有见过冬天，怎么知道还有冰？
人分三六九等，下等人人踩人，中等人人挤人，上等人人帮人。
你说雷锋是傻子，我说雷锋很聪明，你不相信我，我却懂得你。
因为我知道雷锋是真正理解了“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真正含义，他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而你却认识不到，觉得钱只有从别人的口袋里转移到自己口袋里，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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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不是傻瓜，都不会花钱花时间去做让自己不痛快的事情，谁也不愿自己费时费力又花钱让自己难受。
不要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去揣测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会发明这个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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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失和”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在失和之前，鲁迅与兄弟周作人相处和睦，思想接近，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并且两人还曾约定，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共同孝敬年轻就守寡的母亲。然而，这一对兄弟却于1923年7月失和，再也没有来往。鲁迅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鲁迅（右）与周作人
对于此事，目前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一是鲁迅偷窥弟媳羽太信子沐浴，造成兄弟反目。
1927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午池上来诊。”周作人后来还承认，这篇日记中还有一段涉及到鲁迅的话，但被他剪掉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池上就是经常来给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信子有癔病，每当受到刺激或者心情不好，总要发作，有时甚至会昏厥。由此可见，羽太信子在17日以前受过刺激。
第二天，也就是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文字不多，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周作人信中的语气，比如称哥哥为“鲁迅先生”，“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等，再结合日本医生来给信子看病，研究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鲁迅在后院干了不合适的事情，引起周作人夫妇反感，但对于究竟是什么事情，兄弟二人均没有透露一字。由此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两人都不好张口，所以有学者由此断定鲁迅骚扰了弟媳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旧居八道湾，兄弟在此失和
多年以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重提此事，他认为按照日本习俗，家庭成员沐浴别人都不回避，就是鲁迅偶然遇见弟媳洗澡，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周海婴的本意可能是想替父亲洗清此事，但隐隐约约总让人感觉他承认了“偷窥”一事。
二是经济问题，造成兄弟失和。
周作人画像
这是第二种观点，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都归羽太信子支配，因为鲁迅母亲和妻子都不管家，所以由周作人妻子信子管理家庭日常开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空余时间在大学兼职教书，还有稿费；周作人是大学教授，稿酬也不低，所以兄弟的收入很高，在当时的北京属于高收入阶层。
按理说周家兄弟这个收入不会缺钱花，但信子花费很多，并且没有计划，大手大脚，还要寄钱接济日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如此一来钱就不够花了，据鲁迅日记记载，每当家里有大项开支，他都要出去借贷，比如1921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就借了700大洋。这样鲁迅经济负担就比较重了，难免向信子说要节俭之类的话，信子对此一定反感，于是向周作人吹枕边风，造成兄弟失和。这是另一种说法。
三是羽太信子要独霸八道湾，不允许其他人在此居住。
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周海婴，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周海婴在书中透露，羽太信子一定向周作人说了什么，而周作人又一向耳根软，所以就和哥哥绝交了。
失和后的周家兄弟再也没有弥合他们的裂痕，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周建人作为家属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但周作人没有到场。他在鲁迅去世当天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1949年后，鲁迅成为新政府推崇的新文化旗手，而周作人则灰头土脸地生活在北京，靠出版社预支的稿酬度日。即使如此，周作人还是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上海那高高在上的鲁迅铜像非常可笑。其实，周作人说的并不是铜像多么高大，而是不要神话鲁迅——他知道，鲁迅也是普通人。
民国年间那些事
看了部分答案和评论，发现竟然还有很多答案与评论仍在喋喋不休地将兄弟失和的原因归结于鲁迅私生活的不点检(偷看弟媳洗澡)这件子虚乌有的事情，实在是可笑至极，忍不住要来说一说。
从羽太信子留存的照片来看，姿色平庸、身材臃肿，而且出身于日本底层家庭，也便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学识，更谈不上什么才气，而且性格暴戾，经常发作竭斯底里症，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羽太信子，是个已经36岁并且生育过多个小孩的中年妇女。
一无美貌，二无身材，三无气质，四无才学，既不温柔，也非妙龄的这样一位中年大婶，对男人很有吸引力吗？吸引力能够大到饱读诗书的大伯子、蜚声四海的鲁迅不顾人伦羞耻去偷看她洗澡？而这样一位丑妇洗澡，不知道有什么看头。而据当年曾住过周家客房的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间，窗户外都有土沟，还种着花草，人是无法靠近的。鲁迅不是蜘蛛侠，如何去偷看？
仅仅因为她是女人？也就是某些人口里津津乐道的"性"和"自古文人都好色"？这样的臆断更是无稽之谈。以羽太信子的姿色，跟朱安相比又能好到哪里去呢？难道朱安不是女人？鲁迅却能几十年不碰朱安，忍受有名无实的婚姻，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人就算家有娇妻，也是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逛窑子、追美人的，而鲁迅，作为一个收入丰厚的教育部官员、北大教授，知名作家、名人加大款，他的学生甚至追随者中，不乏秀外慧中的年轻女性，但在一九二五年遇到许广平之前，却一直毫无绯闻，也没有逛窑子喝花酒的不良嗜好。可见因为自身的修为和素养，让他在私生活方面是极为自律的。
更重要的是，偷看洗澡自始至终都是羽太信子个人的一面之辞。当时八道湾四合院里住的，有厨子、佣人、周母、朱安、周作人、周建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少说也有十几口人，又有谁见到过鲁迅平日里对羽太信子有过任何非礼之举呢？
所以说偷看洗澡事件不过是那个无耻恶毒的日本女人血口喷人的凭空捏造，某些以讹传讹借此来攻击非议鲁迅者，身上恰恰体现了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看客性、盲从性。
好女人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坏女人也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周家兄弟失和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这个女人。而羽太信子为什么要让他们兄弟反目成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字——钱。
1919年，鲁迅以一千元银圆的价格卖掉绍兴老宅，加上多年积蓄并申请了500元贷款，以3500元的价格买下八道湾前后三个院落的大四合院，加上佣金和税费等等，大约共花了约四千银元。然后，鲁迅忙不迭地把母亲、朱安和周建人、周作人一家搬进了四合院。然而花了近十年积蓄买的豪宅，鲁迅只住了四年。就因为羽太信子那个女人，"兄弟怡怡"的生活也在那一刻嘎然而止。
羽太信子本来是周家兄弟在日本时请来做饭的佣人，出身低下。按说出身贫苦的人应该会勤俭持家吧？但恰如流行语所说:"那是因为她没尝到金钱带给她的好处"。当时的鲁迅，工资加稿费每月收入高达300元以上，而当时北京的年人均收入也才160元，(当时有位大人物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月薪是8块银元)。鲁迅出于长子的责任感，每月都差不多将全部收入都交给了羽太信子做家庭开销。
每月300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加上周作人也有收入，久贫乍富的羽太信子立即开始了挥金如土的生活:出入都得坐汽车，吃饭更是奢侈，每天七个碟八个碗的，不合口味又撤掉重做，雇佣的男女仆人多达七八个;日常用品全部得买日本货，因为这个花着中国人的钱住着中国人的房子的日本女人看不上中国货，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本的好;连家里人生了病，也只相信日本医生，都要花钱租来小汽车请日本医生上门诊疗。当时日本医生出诊和小汽车租金都要价不菲，常常为个小病都大费银子。
如此的奢靡浪费，节俭惯了的鲁迅当然是看不下去的，难免颇有微词，他曾经无奈地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抵得过用汽车带走呢？"以鲁迅的性格和脾气，不满的事情自会直说，羽太信子花钱正花得过瘾，又家庭大权在握，哪受得了大伯子的指责？积怨自此而生。
而这种矛盾随着经济的紧张，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进入二十年代，随着经济萧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欠薪状况，北京亦不例外，鲁迅有时甚至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即便拿到，到手的也经常只有40%左右。为了养家，鲁迅有时甚至连买香烟的钱都拿不出来。然而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铺张浪费惯了的羽太信子在经济如此窘迫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享受奢侈的生活是理所当然。她不仅改不了奢靡的习性，又对鲁迅的批评耿耿于怀，甚至嫌弃起收入减少的鲁迅来，便动起了把鲁迅赶走独霸院子的心思。
这个缺乏教养又自私自利的日本妇人开始用恶毒的心来对待鲁迅，比如告诉孩子们不要靠近鲁迅这个孤老头子，而且把鲁迅买给孩子们的糖果扔掉，鲁迅只有感慨地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都是脏的。"
矛盾的累积终于导致激烈的爆发。羽太信子使出她最卑鄙的一招:诬陷鲁迅偷看她洗澡。
一向惧内的周作人在1923年7月18日给兄长送了一封绝交信。鲁迅接信后，在19日欲约二弟一谈，但周作人"不至"，兄弟复合的大门也自此关闭。
1923年7月19日，鲁迅带着朱安和母亲搬出了八道湾的四合院，曾经情深意重的兄弟从此恩断义绝。
鲁迅被净身出户，连买后来的砖塔胡同的小院子的800块钱都拿不出来，分别找许寿裳等人各借了400块大洋才有了安身之所。而赶走鲁迅后羽太信子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仅独霸了鲁迅出资购买的房产，而且甩掉了对她生活也有不满的家婆。
更过分的是，一年后鲁迅前往八道湾收拾属于自己的书籍和物品时，"启孟及其妻突至骂罣殴打"，周作人居然拿起一个大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被人阻拦，又打电话叫来多人，"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启孟即作人。
虽然追求着自由与民主，高举着进步与革命的旗帜，但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鲁迅，并没有丟掉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责任感。所以经历了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后，作为长子的鲁迅早早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仅成了家里经济上的顶梁柱，还是弟弟们学业事业上的引路人。三兄弟求学也好，就业也罢，都是长兄开路，两弟亦趋亦步。而周作人在日本的家庭生活及留学开销，亦概由鲁迅承担，甚至包括羽太信子娘家人的一些费用。鲁迅在1909年回国，关于回国原因，他在自传中写道:"终于，因为我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于是回到了中国来。"这别的人里，就包括了周作人夫妇和他们的日本家人。
有据可查的，就有1910年至1917年之间，鲁迅多次给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寄去钱款。不仅负担了弟弟夫妻的生活，还负担起弟弟岳家的开支(甚至羽太妹妹福子的学费)，有兄如此，夫复何求？
然而这世上即然有农夫，也就从来不缺少恩将仇报的毒蛇。
由此看来，兄弟反目，羽太信子是主因，但周作人也是有责任的。除了惧内，周作人亦很看重钱，几乎锱铢必较。据人回忆，周作人每译书写稿总会仔细计算字数以自计稿酬，曾为向商务印书馆追回"大洋十几元几角几分"而沾沾自喜，为如此小钱而花大气力，在金钱方面六亲不认也便在情理之中。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鲁迅于庚子三月写下这首七绝《别诸弟三首.其一》时，可曾想到，最是令人凄绝处，远不止"孤檠长夜雨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