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可以擔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擔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項工作我是不會辭掉的，就是科研。
——王淦昌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
1907年王淦昌出生於江蘇常熟。先讀私塾，13歲到上海，就讀浦東中學。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1929年留校任助教。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到德國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化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師從著名的女核物理學家L·邁特納（Meitner），1934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
1956年，王淦昌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並被選為副所長。他領導的物理小組首次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
△年輕時的王淦昌
1960年12月王淦昌從蘇聯回國，受命秘密參加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於1962年基本上掌握原子彈內爆的手段和實驗技術。
1964年12月，王淦昌獨立提出激光驅動核聚變的建議，中國激光核聚變研究開始起步。
1984年，王淦昌接受柏林大學授予的榮譽證書，這是專為獲博士學位50年後仍在科研第一線工作的科學家設立的，人們稱之為“金博士”。
1998年12月10日21時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兩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當還是柏林大學的一名研究生時，年僅23歲的王淦昌，就有過一次擁抱諾貝爾獎的機會。當時，王淦昌向他的老師邁特內提出，用雲霧室對一種貫穿射線進行實驗。邁特內是享有盛譽的核物理學家，這一次卻低估了中國小夥子的創造力，她兩次拒絕了王淦昌的申請。兩年之後，英國物理學家查德威克採用了王淦昌提出的實驗手段，發現了中子，從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邁特內教授被譽為“德國的居里夫人”
1941年，王淦昌發表短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美國物理學家艾倫按照王淦昌論文中的建議實驗，接近完成了中微子驗證。這時，身在大西北的王淦昌，囑咐助教孫溈和學生許良英，希望他們把實驗進行下去，可惜他們都沒有沿著王淦昌的設計走下去。1995年，美國科學家F.萊因斯因證實發現中微子的存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傳來時，88歲高齡的王淦昌淡淡地說：榮譽應當歸於最後做出結果的科學家。
桃李滿天下
王淦昌曾擔任大學教授20年，桃李滿天下，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是他的弟子。在國防科研領域，他言傳身教，周光召、鄧稼先、于敏、陳能寬、程開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呂敏、丁大釗、王乃彥、賀賢土都曾接受王淦昌的直接指導。
我的父親
資料提供/王遵明（王淦昌之女）
父親是一個平凡樸實的人，物質享受對他來講是格格不入的。
抗日戰爭年代，生活極端艱苦，我們全家七口人隨浙江大學輾轉遷到貴州，全靠父親微薄工資維持生活。那時父親得了肺結核病，境況十分艱難，就在此時，為支援抗日戰爭，父親將結婚時僅存的金銀首飾全部捐給了國家。後來家中養了一頭羊，以羊奶補充營養熬過了艱苦歲月。
1947年，父親獲得範旭東獎金，他將所得的1千美元分給經濟上更困難的老師、同事、學生，而對還很拮据的家，卻沒有拿出一分錢來給予補貼。
1960年，正在上大學的我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這一年，父親奉命從蘇聯回國，他將他積攢下來的工資14萬盧布（舊幣）全部交給駐蘇大使劉曉，希望能為國家困難出一綿薄之力。父親回國後並沒有給家人及子女帶來任何物質改善。
△左一為王淦昌
在兩彈研製工作中父親長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灘，很少回北京。按國家規定可享受高原地區的補貼和特殊照顧。但他不僅不要補貼和照顧，每次從核基地回北京的旅差費都是自己掏腰包。當秘書要把車票拿去報銷時，他說錢夠花了，報它幹什麼。後來秘書揹著他報銷了，他知道後還很生氣。
1982年他將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3000元人民幣獎金全部捐獻給原子能所，他在給院黨委信中寫道"我自願將獎金全部捐獻給原子能所中、小學，願祖國的娃娃們能茁壯的成長，從而為娃娃們的父親減少些後顧之憂，好為原子能事業多做工作。"這筆獎金成立了"王淦昌獎學金"。
1986年，父親捐出4萬元，原子能院成立"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自1986年至1999年已有616人次獲得此項獎金，其中許多學生後來取得了優異成績。
父親去世後，我們秉承他的遺願捐款50萬元設立"王淦昌物理獎"，獎勵在慣性約束核聚變和粒子物理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研究人員。同時為他的家鄉常熟市捐款10萬元，用以發展當地文化教育事業。
《那個在金銀灘潛伏17年的“王老頭”》
本文原刊於中國科技網，有刪改
1958年，一支部隊剛剛從朝鮮戰場上凱旋而歸，他們卻沒有解甲歸田，而是直接開赴沙漠深處，他們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不要問幹什麼，不准問到哪裡去。
兩年後，一位享譽世界，最有潛質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也突然消失了。而與此同時在中國西北出現了另一個人，名叫“王京”。
他們，為的是共同的使命。
△王淦昌
從“王淦昌”變成了“王京”，他說：我願以身許國。
1960
年，蘇聯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單方面撕毀200多項合同，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此時的王淦昌，正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與來自於各國的原子和專家利用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加速器開展研究。王淦昌和他的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個反西格瑪負超子。這個發現，足以證明，當時的王淦昌想獲得諾貝爾獎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然而這時，一個來自於中國的電話，改變了王淦昌的命運。
1961年4月3日，剛剛回國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傑部長約他即刻見面。在辦公室，劉傑與錢三強一同會見了王淦昌，並向他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並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後問他是否願意改名。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並擲地有聲地說：
“我願以身許國。”那時的王淦昌已經五十多歲了。
燕山腳下的“17號”工地，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爆轟實驗的第一樂章。
背井
離鄉、隱姓埋名、絕對保密、斷絕與海外的一切關係，就這樣，王淦昌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製工作當中。
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為了培養爆轟實驗的隊伍，王淦昌專門給年輕人上了一週的培訓課，從數學到物理再到實驗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就緒後，他們一行人就來到了燕山山脈古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
一座碉堡，幾排簡易的營房，十幾頂軍用帳篷，這就是中國第一個原子彈爆轟試驗場和部件研製基地。王淦昌和陳能寬在這裡帶領著一支人員平均年齡只有20來歲的年輕的攻關隊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爆轟實驗。
△王淦昌（右一）指導工作
工地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更艱苦的是科研環境。最初爆轟實驗用的炸藥和部件，全都是在帳篷裡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攪拌出來的。在帳篷中攪拌炸藥十分辛苦，因為帳篷通風不好，整個帳篷內都充斥著炸藥粉塵，古怪難聞的氣味沖鼻而入，並且攪拌者還要快速攪動。雖然工作辛苦，但年輕的小夥子們卻都幹勁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爭著去幹，最後乾脆輪流攪拌。50多歲的王淦昌也要爭著幹這個活，大家看著心疼，就把他推到帳篷外，但只要沒人注意，他又會回到帳篷裡。
作為負責爆轟實驗全面工作的領導人，王淦昌對實驗的各個環節都要抓。從炸藥的研製，炸藥成型研究，到爆轟物理實驗，再到最後的測試工作，他都要親自指導。王淦昌從前的研究領域是實驗物理，對炸藥學、爆轟學、爆炸力學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從頭學起，學會了就到17號工地給大家講課。講課中，時常會遇到難題，他就發動大家一起討論，能者為師，會者為師。在17號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緊張工作，晚上鑽研書籍。就這樣，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實驗改進後，終於解決了炸藥質量問題。
△王淦昌（左一）
隨著17號工地爆轟實驗的成功，中國的核武器試驗也拉開了序幕。有人說，燕山腳下的隆隆炮聲，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爆轟實驗的第一樂章。在離開爆轟現場那天，55歲的王淦昌拔下了幾根白頭髮，放在石縫中留作紀念。 20年後，他因17號工地的爆轟實驗而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
走進大西北，潛伏金銀灘，221廠裡的秘密歲月。
1963
年3月後，大部分科研人員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試驗基地。因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訴妻子吳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時間，隨後，就前往了青海金銀灘。
金銀灘地處青海省海晏縣，而位於金銀灘草原中心地帶的核武器研製基地，對外稱221廠據說，為了共和國的核事業，當年金銀灘草原的1700多戶牧民全部搬遷出去，無償地讓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青海金銀灘
在221廠，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轟實驗，也就是“冷實驗”工作。爆轟實驗分散在幾個離他住地很遠的實驗基地進行，這裡遠比當年17號工地大得多。為了隨時掌握實驗進行的情況，他便走馬燈似的穿梭在幾個實驗基地之間。每天，人們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著一身統一配發的軍用大衣，腳上穿著一雙高筒靴，坐著吉普車匆匆而過。在基地，小夥子們都幽默地稱他為“王老頭”。
工作時，王淦昌的“牛脾氣”是眾人皆知的。有時工作出了差錯，他便會大聲發脾氣。就連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因為實在忙不過來，想要遲一點再上交推導數據，在跟這個王院長請示的時候，心裡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憶錄中寫道：“任務非常緊迫。原子彈研製，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理論方案確定之後，生產實驗的各個方面，必須做到周恩來總理要求的‘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極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點信息，而工作人員的行蹤、與何人會面也是有著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剛從基地回到北京，還沒顧得上喘口氣，就又接到了讓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馬上啟程離京。後來他才知道，當時來北京的日本科學家想要見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無法會見外賓的，於是周總理通知他趕快離京，返回基地，同時告訴外賓，王淦昌不在北京，無法約見。
氫彈原理實驗成功後，王淦昌只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不輕鬆！”
那時候
的西北核試驗基地，條件艱苦到難以想象。有限的試驗條件，有限的設備，就是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的科學家掌握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關鍵技術。王淦昌帶領他的團隊，從長城腳下到戈壁草原，一次又一次的進行爆轟試驗，摸清了原子彈的內爆規律。
1963年，陳毅問王淦昌“你那個東西什麼時候響？”
王淦昌滿有自信的回答：“再過一年。”
陳毅高興的說：“好！有了這個，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就硬了。”
在錢三強的提議下，我國在研製原子彈的同時，就已經開始著手氫彈的探索。在原子彈成功爆炸後，身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實驗的副院長，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氫彈實驗中。1966年初，年近60歲的王淦昌和實驗部的同志們一起，制定了爆轟模擬實驗方案，在一次次“冷實驗”中解決了引爆設計技術中的關鍵問題。
在氫彈的研製過程中，我國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尖端科技領域還算相對平靜。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王淦昌也依舊無法倖免，遭受到過批鬥。儘管如此，他還是頂住壓力和委屈，始終以科研為重。氫彈原理實驗成功後，聶榮臻激動地握著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不輕鬆！”
就這樣，從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在離諾獎最近的時候，選擇了放棄。他用他生命中本該最輝煌的17年，隱姓埋名，託舉起一個國家的核大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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