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為是最後一個由漢民族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最早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王朝，介乎東西方社會轉型鉅變的特殊時期的王朝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和熱切討論。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歷史上沒有哪個王朝的熱能夠超過他。所謂
“資於往事，以鑑來今”因為愛之深，所以責之切，關於明朝何以滅亡的討論數百年來從未曾停止過。近來，坊間又有“明非亡於萬曆，實亡於張居正”的說法。對此，個人不揣寡陋，希望能夠拋磚引玉，一正視聽，見笑之處，尚望海涵、指正。
一：“萬曆新政”的改革和空前絕後的創舉“一條鞭法”
公元1572年，隆慶皇帝猝然崩逝，年僅十歲的萬曆繼位。按照慣例，為了確保朝政能夠穩健運行，盛年而崩的隆慶帝命高拱和張居正二人輔佐新君。但萬曆繼位之初，張居正即與大太監馮保結成政治聯盟，之後又受到孝定李太后的垂青，以“專政擅權”之罪將對自己有提攜之恩的高拱罷官遣返。以此取而代之，一躍成為大明首輔，從此獨掌國政、予取予奪達十年之久。
不得不說作為繼任者的張居正不僅極富政治眼光和戰略意識，而且有著極強的家國天下的權謀抱負。自明朝中期開始，朝廷吏治腐敗、社會矛盾積聚、土地的大量集中直接導致流民四布、逃亡無數，甚至還出現了嘯聚山林、結黨起義這種王朝末世的可怕現象，大明朝到了星火四起、危機四伏的境地。當此之際，身為首輔大臣的張居正在孝定太后和萬曆小皇帝的支持下，毅然決然的發起並推動了改革變法運動，史稱
“萬曆新政”。 而在所謂的“萬曆新政”中，“一條鞭法”的稅政改革最為顯眼，收效最好、影響最大，他不僅有效的解決了百姓逃稅的問題，還建設性的開創了一種新型的納稅模式——“一切實物皆以白銀為度量”，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貨幣化納稅制度，不僅有效的擴大了貨幣的流通範圍、而且削弱了人與土地的捆綁關係，這在“隆慶開海”政策的前提下，無疑將大量的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對生活有了更多的選擇 ，並且隨著海外貿易的蓬勃發展，“四民之末”的工商業者不僅獲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又盡大限度的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而伴隨著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張居正又應對性的維持農業稅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開始徵收“商業稅”，在一系列的組合政策得到切實貫徹之後，萬曆初年“貧病交困、生民維艱” 的社會現狀一改而為“國庫充盈、生民樂業”的勃勃生機。行將遲暮的大明王朝再次煥發出無與倫比的生命力，當此之際，誰又能想到國勢蒸蒸日上的大明朝會在六十年以後轟然倒塌呢？
萬曆十年，一代權臣張居正病逝，原本對其“恭順敬讓”的萬曆皇帝卻突然翻臉不認人，對張居正展開了慘無人道的政治清算。並隨之廢黜了“新政”的部分內容，但“於國甚利”的“稅制政策”卻並未因此而停歇，唯一的區別不過是由國營的“商業稅”變成了萬曆皇帝的“內帑”。而後世泰昌、天啟、崇禎三朝所奉行的經濟制度也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修修補補，其實並無本質上的變化。
二：言傳甚於身教的張居正——被理想和現實擊潰的萬曆皇帝
在張居正死後，青春正盛、聰慧睿智的萬曆帝不僅沒能成為人們所期待的千古聖君，反而成了“悖逆師尊、釋心怠政” 的昏君。“事出反常必有因”，若我們願意追本溯源的去探求萬曆轉變的契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造成萬曆這種報復性反彈的是他自幼接觸的教育。值此之故，帝師張居正本人難辭其咎。
當我們翻開《明實錄》，我們就會發現，張居正和萬曆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明史》所渲染的那樣“君臣和洽，魚水相得”，反而還異常侷促而緊張。因為有孝定太后的全力支持，張居正對待萬曆就像對待尋常村塾的童蒙一樣，嚴厲而苛刻，“一字之誤，即行呵斥，輒見折辱，直視天子若子侄”，這使年幼好動卻異常自尊的萬曆備受打擊，對張居正更是恐懼殊甚。“戰戰兢兢，不敢稍有違逆”畢竟，同樣“望子成龍”的孝定太后曾因萬曆的頑劣而一度想要廢君他立。試想，彼時年僅十餘歲的萬曆，即便再聰慧果決、機敏狡慧，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少師張居正和生母李太后的對手。所以，為了自保，機敏警覺的幼帝開始學會了如何委曲求全、艱難自保。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了教育好萬曆，張居正可謂是費盡心機、苦心孤詣。他嚴格依照儒家對聖君的定義，精心制定教育方針、親自編撰御用教材，甚至還專門將歷代治亂教訓彙編成書、配以插圖，作為年輕好動的萬曆皇帝的課外讀物，以此薰染心性、磨鍊意志。但是，自古以來，最好的教育，永遠不是“大言炎炎”的誇誇其談，而是
“腳踏實地、身履其責”的躬親實踐。出於教育的需要，張居正一再要求萬曆要節儉為本、潔身自好。為此，每逢皇室要求增加宮廷用度之際，張居正皆以“奢靡鋪張、不念民生艱難”為由嚴詞拒絕，甚至還廢黜了宮中節慶張燈的開銷。所以，在幼帝萬曆眼中，少師張居正決然是個“秉性剛直、自持甚謹、道德仁義無不充備”的能臣能吏。話說，青少年階段最容易產生榜樣和偶像的崇拜，可一旦偶像崩潰，隨之而來的就是毀滅性的打擊。而張居正和萬曆的關係正處於這樣一個節點。
顯然，大言炎炎的張居正是個“嚴於律人，寬以待己”的角色，因為，在他要求萬曆“克勤克儉、多念民生”的時候，自己卻過著鋪張浪費，貪情縱色，奢靡無度的生活。譬如：
1、張居正每次用餐，菜色蔬果逾百品，但卻還是有“不足於心，無處落箸”的感嘆，不僅如此，其府邸之中更是“美女充盈、佳麗排列”。驕奢淫逸已經到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地步。
2、在其父去世之際，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所乘的轎子竟由32人共同扛抬，沿途“郡邑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吳中善庖者召募且盡”。地方上的郡縣州吏更是“執臣禮”以恭迎之。場面之豪盛、壯觀，大有帝王出巡、列觀天下的意思。為人不知避諱一至於此。
試問，如此“人前一套，背後一套”的作風，在萬曆得知真相之後，心中焉能無所怨恨？而當原本“高山仰止”的老師不再“凜然不可冒犯”時，萬曆心中的信仰也就隨之崩塌，對於年輕人而言，自尊和尊嚴往往是最不能被無視和踐踏的，更何況張居正這種帶有“欺君之罪”的誆騙？
所以，在張居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時候，尚且年輕的萬曆不過是虛應其事的哀悼了一番，其心中最想的怕就是如何戳穿老師的“西洋鏡”一雪被“欺瞞多年”的恥辱吧。而正是這種“報復心理”使萬曆在張居正死後毅然決然、無所顧惜的對其進行政治清洗。因為，他唯有徹底抹去張居正在他心中的烙印，他才能破繭重生，做回真正的自己。當然，當此之際，在政治上去“張居正化”反而變得不再那麼重要而迫切。
此外，由於張居正在萬曆心中留下的難以磨滅的醜惡印象，也造成了萬曆自私、冷漠、猜忌的秉性。而這也就是他之所以數十年來始終和文官集團針鋒相對、怠政無為的原因之一。畢竟，受過欺騙的人最怕的就是在被欺騙。
二：“萬曆新政”開啟了明朝的“白銀時代”
萬曆初年，因為“隆慶開海”所帶來的巨大商貿紅利，棄農從商、棄地逃亡的農民越來越多，民間經濟雖然日漸繁榮、大明社會雖然日益富庶，但國家財政卻因此而日漸崩毀，入不敷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深知病根所在且有心謀國的張居正在孝定太后的支持下，毅然開始“一條鞭法”的財政改革，以此開源節流，開發財政渠道、增加財政收入。“不十年，而倉廩豐充，人民殷富”。
在政策上，“一條鞭法”雖然減輕了百姓不合理賦役負擔，但在具體的施行過程中卻也給胥吏們留下了橫徵暴斂的機會。同時，“賦役、賦稅一概徵銀，田賦和力役亦皆折銀納稅”的措施，雖然有效的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即改變了當時極混亂不均的稅賦制度。也達到了精簡人手，優化資源的目的。但也因此而造就白銀大量湧入，寶鈔日漸廢除的客觀現實，而“白銀代替寶鈔”的市場選擇。對大明朝而言，卻極其兇險而致命。
1、明朝國內並不產銀，但因為“開海運動”的持續深化，江浙地區百姓殷富，工業繁榮。頻繁的對外貿易導致大量白銀源源不斷的湧入國內，使當時社會對現行的官方貨幣——大明寶鈔產生了懷疑和牴觸的心理。以“白銀取代寶鈔”實現白銀貨幣化成了當時社會的主要呼聲，而張居正的變法運動，正是從國家的層面來應和社會的需求，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直接在全國範圍內確立了“銀本位”思想。如此一來，大明朝固有的貨幣政策徹底崩壞，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建的貨幣政策，使大量的錢財積聚在部分商人和官員的手中，而明朝本身的商業稅又低的超乎想象，如此一來，大量囤聚生產資料和白銀貨幣的商人階級和市民群體迅速崛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官商、市民階層的崛起激發了他們染指國家政治的慾望，至此，明朝跨入君臣相爭的階段，並最終在這種
“上下交爭利”的困境中走向滅亡。
2、“銀本位”制度的確立是間接的把本國的經濟命脈交託給了境外的產銀國。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民以食為天”的時代裡。在一切靜好的時候，大家自然是“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大量產銀的國家和地區的被發現和開發，使白銀的保有量也迅速膨脹，白銀亦隨之而貶值，通貨膨脹以隨之而來，
而又因為白銀本身既是貨幣，又是商品的特殊性，受到市場規律的支配，為了使其保持一定的對換平衡，白銀的開採和出口量自然又隨之而減少。如此一來，對於本國不產銀的大明朝而言，通貨緊縮也就隨之而來了。再之後，到了萬曆末年，大明朝又恰好進入所謂的“小冰河時期”，天災人禍接踵而至，“通脹、緊縮”疊相交錯、土地矛盾日漸尖銳、階級鬥爭日趨白熱化。再加上遼東地區虎視眈眈的滿清王朝，末世的大明朝當真是內憂外患、岌岌可危、改朝換代迫在眉睫。
“世殊事異，事異則備變”雖說“時勢決定政策”，但並不是所有符合時勢的政策都是對的。早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國家貨幣主權拱手相讓的時候，就註定了大明朝的崩潰和滅亡。而這或許也正是為何自滿清以來，歷任帝王選擇閉關鎖國，不與外交通的原因之一罷。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明朝的覆亡，說“明非亡於萬曆，實亡於張居正”也是不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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