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一期的膠東歷史沙盤推演，介紹的是清軍攻打於七之戰，這一期要覆盤的戰事，則是明軍平定孔有德“登萊之亂”的過程。在古代，膠東半島偏於一隅，大的戰事數量不多，明末清初是一個集中期，以上兩場戰事，均發生於這一時間段內。）
1、導火索
明崇禎四年八月，關外的大淩河之戰爆發，皇太極率領後金主力圍困大淩河城，守將祖大壽告急。明廷隨即調兵遣將，準備增援。
增援有梯次之分，關寧（山海關、寧遠）距離大淩河較近，率先派出援兵，但未能解圍。於是，明廷開始從較遠的地方徵調兵力。駐驊山東登州的登萊巡撫孫元化，在接到朝廷調令之後，決定派遣麾下的遊擊將軍孔有德率領軍增援。
孔有德原系皮島守將毛文龍部將。皮島孤懸海外，明廷難以有效掌控，只能以高官厚餉羈縻。毛文龍的部屬，私人軍隊性質濃厚，多數士卒只知有大帥（毛文龍），不知有朝廷。多年之後，孔有德以清朝定南王的身份攻取桂林，俘獲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敞時，曾被後者痛罵為“毛文龍家提溺器奴”，其與毛文龍之人身依附關係，可見一斑。
私兵的性質，養成了跋扈的習氣。即便是在崇禎二年毛文龍被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斬首之後，其部下雖然人心惶惶，但跋扈本性不改。孫元化此前曾在遼東任職多年，認為遼人可用，因此在就任登萊巡撫之後，很快將流落登州的皮島舊部毛承祿、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提拔為登州駐軍的將領，為後來的“登萊之亂”埋下了伏筆。
以皮島舊部為代表的遼人，在登州意常怏怏，頗有“寄人籬下”之感。雖然正史中沒有詳細的記載，但蓬萊民間有個傳說，孔有德當年一度曾給登州大戶人家放羊，受到鞭打之後一直存心報復，最終釀成“登萊之亂”。
放羊之說不可信，但遼人與當地人的“土客矛盾”，的確是“登萊之亂”的導火索之一。
崇禎四年十一月，在朝廷和孫元化的催促下，孔有德一行，才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整裝出發。
從山東登州到遼西的大淩河，走陸路基本就是環渤海轉半圈。孔有德所部剛走出山東，到達直隸的吳橋縣（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時，這支軍心不穩的隊伍就出現了狀況。
路過吳橋時，遭逢雨雪天氣，孔有德所部糧草不濟，士卒滿腹怨氣。有位小卒偷吃一位王姓大戶的雞，結果對方找到孔有德“怒訴”。此時的孔有德還頗為“正派”，將偷雞的小卒鞭笞了一番。沒想到，正是這次“吃雞事件”，成為了“登萊之亂”的直接導火索。
2、叛軍回攻
二十多年後，清朝定南王孔有德被南明的李定國部圍困在桂林，兵敗將死之際，他發出感嘆，大概意思是：並非一心做賊，誤入軍中，身不由己。
在吳橋兵變之初，孔有德的確多少存在“身不由己”的狀況。根據登州府志的記載，鞭笞偷雞小卒之後，全軍譁然。他們多數人是為吃糧而當兵，普遍心態是“我們為朝廷賣命，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吃你幾隻雞怎麼了？”在這種情況下，先前被孫元化派去買馬但虧空的李九成，利用士卒的怨氣，“劫孔有德叛亂”。
關於叛亂之初，孔有德軍隊的人數，各種史料記載不一，有的稱七百人，有的稱三千眾，總之，兵力並不強大。但一來，叛軍背水一戰，有恃無恐，且久經戰陣；二來，山東巡撫和登萊巡撫態度遊移，主張採用安撫政策，並未全力圍剿，使得這支人數不多的叛軍一路上接連攻陷臨邑、新城等數座城池，大搖大擺回到登州，並且形成圍攻之勢。
每次讀史至此處，頗令人難思其解。孔有德叛軍起初不過數千，而登州城內兵力保守估計過萬，以數千之兵力，為何能圍攻萬人防禦之府城？推測之下，很有可能是明末民不聊生，叛軍自吳橋返回登州途中 ，一路裹挾饑民，使得人數快速膨脹，與登州守軍旗鼓相當，而氣焰正盛，因此能以少圍眾。
3、登州陷落
萊州、登州兩府，就規模（人口錢糧）而言，在明朝中前期，萊州更大。但在明朝末年，隨著登萊巡撫的設立，登州的政治軍事地位陡然提升，並且發往遼東的糧餉和貨物都在此轉運，因此登州一時之間，成為整個山東頗為亮眼的一座府城，史稱“登之繁富，遂甲六郡”（山東當時總共只有六個府）。
但在整個“登萊之亂”過程中，登州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而萊州則戰鬥英勇，以至於此後膠東半島流傳這樣一句話：“紙糊的登州，鐵打的萊州”。
登萊巡撫孫元化事後被明朝論罪問斬，他在此次戰亂中的表現，的確很不稱職，一直以招撫政策為主，直至兵敗被俘。
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孔有德叛軍進逼登州城下，登州守軍出戰數次，皆不利。如果全力防守，叛軍短時間內亦難有進展。可惜，登州城內的遼人都人心思變，孔有德派小分隊潛入城中放火，留在城內的耿仲明等人很快發難，響應叛軍，於是在崇禎五年正月初三，登州陷落，距離叛軍攻城，前後僅十餘天。
登州陷落之後，城中百姓也遭到塗炭，死者眾多，在《蓬萊縣誌》中記載了大量忠於明朝的殉節者，其中以世襲登州衛軍戶居多，如金姓指揮使，城破後殺身成仁，耿仲明平時與他交好，為其收殮；又如蔣姓指揮僉事一門數人，都死於此戰，蔣姓原為登州城內大姓，至此逐漸式微。還有很多登州望族，為躲避戰禍，紛紛遷居鄉下。後來，明軍雖然收復登州，但登州城元氣已傷，清代數百年中未能恢復，城市規模始終有限。
4、孔有德的佈局
孔有德叛軍攻佔登州之後，有四種進軍路線選擇。
登州位於膠東半島北海岸線的中段，東可至福山、寧海、文登，北渡海可至旅順，西向經黃縣、招遠可至萊州再入山東內地，南翻山則入棲霞境內。
就當時的形勢來說，西向攻萊州，據膠萊河天險而守之，進可威脅山東內地，退可劃河自守，割據膠東而稱王，為上策；東向、南向收取登州屬縣，積累兵馬糧餉，以逸待勞，等待明軍來攻，為中策；放棄登州，捨棄輜重，北渡海至遼東，雖然可以避免明軍征討，但好不容易得到的登州錢糧，不戰而拱手讓人，且後金方面態度不明，容易騎虎難下，因此為下策。
從行軍路線來看，孔有德以主力向西進逼萊州，以偏師進攻福山，在戰敗之後，棄登州而渡海北上，似乎是上中下三策並舉。
據登州府志記載，叛軍率先派軍攻打黃縣，黃縣距離登州府城近在咫尺，城小兵弱，抵抗兩晝夜之後陷落。黃縣陷落，招遠聞訊投降，叛軍不到半個月之內，連下三城，氣焰頗為囂張。
不過，幸好在東面的福山方向，叛軍進攻不利，未能攻下縣城，使得膠東半島東部的人力物力未被叛軍所用。客觀上，削弱了叛軍的實力。
就戰略意圖來看，雖然孔有德最後北渡海投降後金，但他最初的打算，應該是仿效毛文龍割據皮島一般，劃膠萊河為界，以膠東為地盤，做一軍閥而已。向西進攻萊州，一來是為了控制進入膠東的通道，以此自保，二來是嚮明廷施加壓力，增加談判籌碼。不過，當時明朝實力尚存，又迫於言官尤其是膠東籍言官的諫諍，最終下定主意，棄撫而剿。
5、萊州攻防
崇禎五年二月初三，叛軍攻至萊州城下。
當時的萊州城內，雖然有山東巡撫和新任登萊巡撫兩位封疆大吏坐鎮，但萊州軍儲不如登州，叛軍又接連取勝，氣焰正盛。攻守之勢，相比之前的登州，壓力更大。
當時明軍精銳都在邊塞，前來增援萊州的軍隊，大多從山東內地調來，戰鬥力有限，意志力亦不足。多位副將、總兵率領部署在昌邑逡巡，不敢渡膠萊河而攖叛軍之鋒。
東線福山方向和北線旅順、天津方向，明軍都組織過進攻，但均損兵折將，無功而返。
所幸的是，萊州城內，軍民齊心抵抗，叛軍始終未能攻下城池，為明廷調遣精銳贏得了時間。
半年之後的崇禎五年七月，久攻不下的叛軍使出詐降的詭計，將新任登萊巡撫謝璉和萊州知府朱萬年騙出城外軟禁起來。兩人不屈，朱萬年在萊州城外就被叛軍所殺，謝璉被送到登州府之後，亦被李九成所殺。
朱萬年殉難之日，恰好為七月初七，為紀念這位鐵骨錚錚的知府，萊州府形成了“七月初七初六過”的民俗，延續至今。
6、關寧鐵騎
孔有德叛軍在此前連戰連捷，氣焰囂張，曾聲稱：“雖關寧鐵騎至，能奈我何？”
一語成讖。連續喪師失地之後，明廷下令，從防禦後金的前線抽調關寧鐵騎，開往山東平叛。
這支關寧鐵騎不過四千八百人，兵力雖然不多，但都身經百戰，戰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在援軍當中，還有吳襄吳三桂父子的身影，後來叱吒風雲的吳三桂，當時只不過是一位年輕的偏裨而已。
崇禎五年八月，前來增援的關寧鐵騎進至萊州沙河，與孔有德叛軍遭遇。一場大戰下來，叛軍大敗。援軍從沙河追至萊州城下，叛軍連夜拔營撤走，長達半年多的萊州之圍遂解。
援軍乘勝東進，很快收復招遠。當月底，援軍進至黃縣北馬，叛軍號稱十萬之眾，在松林中設伏，圍攻關寧軍。關寧軍奮力拼殺，再次擊敗叛軍。北馬大捷之後，叛軍奪氣，逃回登州城內，開始被明軍圍困。
7、渡海而逃
此一時彼一時，叛軍被困在登州城內之後，當初向北渡海的下策，在新的形勢下，也成為上策。
崇禎五年十一月，叛軍首領李九成（叛軍攻克登州城後，推舉李九成為首，孔有德次之，耿仲明又次之）出戰，被明軍斬殺。在此之後，孔有德等人已無戰意，籌劃渡海北逃。
從登州到後金控制的遼東區域，中途需經過長山列島和旅順。為防止叛軍逃竄，旅順守將黃龍先後派兵加強隍城島和旅順口等地防禦。崇禎六年二月，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等人相繼乘船渡海北逃，中途遭到黃龍所部攔截，傷亡頗眾，毛承祿等人被斬。孔有德、耿仲明登岸後，投降後金，隨後，廣鹿島守將尚可喜也投降。此三人，也成為清朝入關後的“三順王”。
孔有德逃走後，餘部在登州城內仍負隅頑抗，登州府志記載，最後有一部分叛軍退入蓬萊閣內，官軍樹起招降旗幟之後，才有部分人放下武器，除此之外，自縊及投海而死者甚眾。
至此，歷時一年有餘的“登萊之亂”落下帷幕。
8、結語
單純就戰爭烈度而言，明軍平定“登萊之亂”的過程，或許規模不如明末清初其他戰事。但其影響，頗為深淵。
在此之前，明朝構建海陸兩大防線對抗後金，關寧防線抵擋後金正面進攻，登萊及遼東海上防線，威脅對手背後。“登萊之亂”後，明軍雖然收復膠東失地，但元氣大傷，登州作為遼東前線的後勤基地的作用大大降低，此後數年，遼東諸島相繼失陷，海上防線基本瓦解。消除後顧之憂的後金，可以集中全力，從正面進攻關寧，這也為崇禎後期松錦大戰的結局又埋下了伏筆。
此外，孔有德叛軍投降時，攜帶了大量的西式火炮，大大提升了後金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改變了其原本不擅攻堅的狀況。再者，孔有德率領成建制的漢族軍隊投降，也開啟了明末清初的投降潮，此前投降者，大多實力有限，尚未形成風氣。而此後數十年間，統領大軍而歸順清朝者，比比皆是。
從以上意義來看，“登萊之亂”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明末清初的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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