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雖有法定，但沒有明確相關重大事項應該由誰來界定。有人認為，法律既然賦予人大常委會有重大事項決定權，當然就有對重大事項的界定權；有人則認為，人大常委會界定某一具體事項是否為重大事項沒有法律依據。那麼，界定“重大事項”由誰說了算？
筆者認為，界定“重大事項”雖無法定，但在決定權之中。法律既然賦予了人大及其常委會重大事項決定權，就必然擁有對重大事項的界定權，否則，法定職權就缺乏根基。因此，決定權應包含界定權，界定“重大事項”由人大說了算，合乎法理。
依據地方組織法之規定，“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境和資源保護、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項”是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之一（第八條人大職權之三、第四十四條人大常委會職權之四）。那麼，哪些事項屬於“重大事項”？又如何來最終界定？
筆者認為，重大事項”雖有法定，但又不確定；地方人大常委會應立法細化羅列，並設定兜底條款，將最終界定權賦予人大常委會。
“重大事項”具有不確定性，需要立法規細化。從立法條款的角度，法定的“重大事項”廣泛且模糊、原則而不確定。從人大四權的角度看，重大事項決定權與立法權、選舉任免權、監督權，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樣具有不確定性。從職權行使的角度，廣義上由人大及其常委會討論並決議、決定的事項，都屬於重大事項，但通常我們所說的“重大事項”僅侷限於法定原則範圍內的重大事項。因此，“重大事項”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規予以細化。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規定》第四條列出了 11個方面相對比較具體的重大事項。如此一來，屬於依法細化羅列的具體事項，由人大常委會行使決定權就不會落空。
設定兜底條款，界定“重大事項”人大說了算。對於“本行政區域內的……重大事項”，地方性法規不可能逐一羅列清楚。同時，從某一事項的角度看，也存在不確定、差異性。如某一具體事項在縣裡屬於重大事項，上升到省市一級未必就是，存在不同層級的差異性；某一具體事項在甲縣屬於重大事項，到乙縣未必就是，存在不同區域的差異性；某一具體事項今天屬於重大事項，再過幾年未必就是，存在不同時期的差異性。因此，地方性法規羅列“重大事項”有必要設定兜底條款。筆者認為，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諸如“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規定”這樣的地方性法規，細化羅列“重大事項”可以從兩個方面設定兜底條款。一是從其他機關（同級黨委、“一府一委兩院”）的角度設定：“其他機關根據工作需要提出由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的重大事項”，以增強“一府一委兩院”對人大重大事項決定權的尊重；二是從最終由人大常委會說了算的角度設定：“其他應當由人大及其常委會討論、決定的重大事項。”如此，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就能做到有規可循、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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