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棵母亲栽种出来的透明萝卜

文|張侘

“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自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曾经的确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被父亲痛打，我也曾经的确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

很多人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作品中最富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能力和超人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莫言

1967年，辍学回家的莫言到山东高密县一处桥梁建筑工地为铁匠师傅拉风箱，以补贴家用。

期间，他饥饿难耐，偷偷跑到水利工程的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被抓送到了工地，在众目睽睽和众人的斥责辱骂下，一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小黑孩儿”第一次闭紧了自己的嘴巴。

在遭受恫吓之余，小莫言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甚至在被父亲领走之后，又挨了一顿痛打。

那时他十二岁。

莫言幼时（左）

这一经历，在时隔18年之后被莫言写成了《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中篇小说。小说里讲诉了一个枯瘦如柴，黝黑如煤炭的“小黑孩儿”，在父亲闯关东之后再无音讯，他的继母则对他残酷暴虐，在本就饥馑的年代里他更加饥馑。

为了讨口饭吃，小黑孩儿如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水利工程的一处桥洞里，在那里他展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和一种坚韧不拔的自持力——一言不发，不对事物作结论，不对任何事物做评判。此后，饥饿成了莫言常常挂在口上，落在笔尖的主题。

莫言曾许多次谈及海明威的那句话，“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引用完这句他往往还会再说上一句，“当然，（我觉得）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

莫言近乎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他那既遥远又如此之近的童年记忆。

他在瑞典接受诺贝文学奖的演讲中就曾讶异地提到，他从未想到他童年的那些经历和所见所闻竟成为了他作品创作的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

在这座金矿中，他承认《透明的红萝卜》是最耀眼的一颗金子，它里面的“小黑孩儿”是他所有作品中，“众多人物的领头人，他沉默，他一言不发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在莫言最早的记忆是1958年，将近四岁的他在从公共食堂往返大栏村与平安庄的过程中，失手打破了家中唯一的暖水瓶。在那个年月里，一只暖水瓶便是极其贵重的物品，那时公社供给的食物已经由干饭渐渐转为稀饭了，为了填饱肚子，多打开水是全家人以期欺瞒肚子赶走饥饿最为有效的法子。

打碎暖瓶的莫言不敢回家，他钻进草垛里一下午都没出来，直到夜晚，他听到母亲焦急地呼唤着自己的乳名，他才蹒跚着钻了出来，他本以为还是少不了一顿毒打，但，母亲只是抚摸着他的脑袋默默的叹气。

如果说，在水利工程上的遭遇让莫言感到委屈的话，那么在更早一点的时候，他与母亲遭遇的另一件事情就令他感到愤恨了。

当饥馑席卷着整个东北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偷偷到集体的农田里捡拾些被遗落下的糟糠秕麦，而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在一个盛夏，他和母亲以及很多其他人都在集体农田中“拾漏儿”，看田人赶来了，所有人都一溜烟儿地逃窜掉了，莫言的母亲裹着小脚，跑不快，不出意外的，莫言与母亲被抓，看田人一巴掌打在母亲的脸上，母亲孱弱的身躯踉跄都没踉跄一下就被扇倒在地，看田人夺走了他们捡拾的麦穗儿，吹着口哨就离开了。看着母亲口角渗出紫黑色的血液和她黑青着的脸，莫言的脑海里埋下了最痛苦的记忆。

也正是在莫言到桥梁建筑工地上讨饭吃补贴家用的那段时间里，莫言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病。

莫言曾回忆说，“饥饿、痛苦、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我母亲随时可能自寻短见。”

莫言每次从工地回家都会未进家门就疾声呼唤母亲，直到听到母亲的应和他才得以心安，如听不到，莫言就会忐忑不安，甚至放声大哭地到处寻找，母亲看透莫言的心思后，告诉他：“尽管，我活着没有一丝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莫言听完，泪眼婆娑，不知是悲是喜。

莫言从小就相貌丑陋。村里人常常取笑他，同学也嘲弄甚至打骂他。他回到家中痛苦，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眼，不缺鼻子，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

较于莫言的样貌，他的母亲更担心的是莫言的嘴巴。在那个时期，和那个地方，一个贫嘴的孩子在村子里是最招人厌烦的，他常常会给自己给家庭带来麻烦。在他的小说《枯河》与《牛》中就有因为多说话而被人厌恶，甚至遭受毒打的孩子，而那个孩子就有他自己的影子。

“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希望我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说话的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

莫言每周都喜欢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讲故事，听完，他又会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把故事讲给母亲、姐姐、奶奶以及其他愿意听他讲诉的人。母亲对他讲故事的能力既欣喜也担忧。她曾若自言自语又像是质问莫言一样，小声嘀咕着，“儿子，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要靠耍嘴皮子吃饭吗？”

对于母亲的期许，莫言也深深地陷入了矛盾。

莫言说，“尽管母亲的谆谆教诲也没能改掉，这使我的名字像是对我的一种讽刺。”

莫言，原名管谟业。

1976年2月，莫言带着母亲卖掉结婚首饰买来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真正意义地离开了他爱恨交织的高密东北乡，应征入伍。在之后的五年军旅生活中，他开始了对高密东北乡的思念与回忆。

对于这样的思念与回忆，他迎来很多赞誉，也遭受同等的贬责。他曾担心自己会垮掉，他时时刻刻都提醒着自己：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人的局限和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他也最终在石块、脏水与鲜花中站了起来并保持微笑。

2011年，在获得诺贝文学奖的头一年，因母亲的坟地要有一条铁路通过，莫言再一次回到故乡。在家人齐心协力打开棺木的时候，莫言看到，棺木早已腐朽，母亲的骨质与泥土早就混作一团，他们只好象征性地，捧了一些泥土放入新的棺木中，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刻，莫言突然间意识到，“我感到我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尽管母亲对于他的诉说常常感到担心，但，他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仍是要在一边警戒自己一边继续诉说下去。作为一个作家讲，最好的诉说方式就是写作，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他承认在诉说的过程中，《透明的红萝卜》是他最具象征性，也最意味深长的一部。他做到了母亲要求的少说话，他让小黑孩儿一言不发，但也完成了他想诉说的一切。

《透明的红萝卜》中如是写道，“没有水的农业就像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个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像那个瘦猴（暗指小黑孩儿）”。

农业和水交融的就是大地，小黑孩儿是后妈养的。当小黑孩儿手举着从大地上偷来的，水灵灵的，透着金色，透明光芒的萝卜，眼光中闪烁着难以言传的希望与幸福时，又当透明萝卜被夺走丢进清凌凌的河水中，小黑孩儿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茫然和神经质时，象征与意味就让这篇小说当仁不让成为了一篇最最贴近莫言灵魂的一篇佳作。

在莫言看来，《透明的红萝卜》如同一场自己白日所思而夜晚所入的梦境。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场无声的呓语，小黑孩儿从来不说话，游荡在水中的鸭子却有着它们的对白。小黑孩儿所有的话语，那些关于对母亲的思念，关于对母亲的控诉，关于对温饱，对情感等等的渴望满足都留给了同在舞台上的其他人。

他们的对话、情绪交融为一种多层次的意义网络，莫言以他精致缜密的，冗长的复合句，镂金错彩地赋予了整篇故事以现实的讽刺效果，而更多的是，他竭尽所能地渴望去描写出了一个充满时空感和生命感的自己与千千万万个同自己一样的小黑孩儿。这也是他所有作品的风格与内容，所形成的那种被冠以魔幻而现实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他众多的作品中那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由这位一言不发的小黑孩儿有力的领导着。被着一棵透明的红萝卜领导着，这棵萝卜栽种在中国广博的大地上，栽种在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由它的母亲浇灌与养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