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回忆录（七）

耿飚回忆录（七）

赵铭鼎就是湖南省“主席”赵恒惕的弟弟。这家伙既狠毒又阴险，他当局长之后，把水口山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在矿局领取饷银，搜刮工人血汗，却从不到局办公，长期住在长沙，盖起了豪华的公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于是他的部下纷纷效法，今天这个做寿，明日那个纳妾，就连师爷、把头，也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矿工们纷纷说：

“不反不行了！”

十一月的一天，乔生舅舅叫我上我，到火车坪去欢迎“萍乡来的先生”。

小火车高鸣着汽笛停下来，刘亚球的哥哥刘东生，陪着几位先生走下火车。刘东生向舅舅他们介绍说：

“这位就是蒋先云同志，这位是谢怀德同志。”

水口山工人运动旧址——康家戏台

他们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委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到水口山来传授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经验，组织水口山矿工人运动。

当天晚上，几百名工人集合在康家戏台前面的坪地上，热烈欢迎他们。乔生舅舅、我的父亲和我都参加了。欢迎会上，蒋先云发表演说，他讲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根源；指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才能免受压迫和剥削。他还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团结斗争。他说：“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是成立工人俱乐部；有了俱乐部，我们工人就有了靠山。”他讲的通俗易懂，还不时运用比喻，如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易折断”来说明工人团结就有力量。许多工人不住地点头，有的听着听着，竟流出了眼泪。我觉得他讲的许多道理，以前都没有听到过，经他一讲，脑袋开了窍。

我父亲听了后感慨地说：“蒋先生说得对，这个世界实在不公平，像我们这些盖房的，做了一辈子砌匠，自家却造不起一口屋，这不正应了‘泥瓦匠，没房住’那句古语吗？”

水口山工人要求改变现实的情绪，本来已是一把干柴，党组织派人来到水口山，犹如在干柴上撒了火种。工人群众情绪高昂，纷纷要求成立并参加工人俱乐部。在刚刚建立的党小组的领导下，第二天就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

接着，筹备处发出了成立工人俱乐部的通知和传单。传单上说：“一人的力量很小，大众的力量无穷。我们已经觉悟了，醒来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我们这个团体好好来维持，好好来进行吧！工友们来呀！快来，快快来！”

两天中，全矿三千多名工人踊跃报名加入工人俱乐部。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三千多名工人手里举着写有“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劳工神圣”的彩色纸旗，参加了在康家戏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蒋先云、谢怀德和好几位工人代表都讲了话。

工人俱乐部选出了“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

乔生舅舅被选为“百代表”和工人纠察股的委员。

设立在老鸦〓一家旅馆里的工人俱乐部，成了全矿工人心目中的圣地。工人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就来找俱乐部。正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中所说的：“数千工友均以为久处于十八层地狱之下，必将有出头的日子了。因此，各科代表连日来部讨论，如何改良生活，如何改良待遇，遂成了最大的问题。”

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使反动派胆颤心惊。一封急电送到“旅省”的局长赵铭鼎手里，要求封闭工人俱乐部并将蒋先云等“就地正法”。密探、工贼、矿警四处钻营，造谣、恐吓、挑拨，使出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甚至溜到工人俱乐部探听消息。他们企图用这些卑劣手段来分化工人队伍，瓦解工人斗志，摧毁刚刚诞生的工人俱乐部。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必然遭到失败。十一月二十八日，工人俱乐部发表声明指出：工人俱乐部的宗旨“乃是永远的使我们全体工友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的。”驳斥了反动派指责工人组织起来是“扰乱矿山秩序”的谬论。声明还揭露了当局挑拨工人和中下级职员关系的阴谋。声明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工人的信心和斗争意志，挫败了反动派的如意算盘。之后，蒋先云率各科总代表向矿局提出了工人的最低要求：

（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津贴俱乐部的费用；

（三）增加工资；

（四）均分红饷。

矿当局对工人的要求使用了“无赖”战术。他们决定采用不予理睬的对策。俱乐部则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当局进行斗争。“一日一函，催促矿局速行答复条件。”

实际上，俱乐部并没有指望豺狼会发善心。在此期间，各种为罢工而准备的群众组织相继完善。我们这些“敲砂麻蝈”以其“人小、腿快、不引人注目”的特色，成为站岗放哨、通信联络的主力。例如，罢工时宣传用的油印机、文具纸张等，就是由童工从衡阳秘密运到水口山的。

乔生舅舅当过铁匠，这时他又重操旧业，带领工人纠察队连夜赶制梭镖。工人们为应付意外，用这些梭镖进行了应急训练。

十二月五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机器全停、窿口静寂，一份《罢工宣言》发出了工人的心声：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争取工人的权利，工人俱乐部还向矿局提出了“须承认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的全权；增加工资，每年加薪一次，并发红利；每逢星期日休假一天不扣薪，因工丧命者给抚恤金，受伤者给养老金；婚姻、丧葬、病假照常给薪；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矿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二百元及俱乐部建筑部址津贴费一千元，并须判给公地三十并，如部址建筑未竣，矿局必须给公屋一座”等十八项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北京总部及时发出了通告，要求全国各工团声援水口山这一活动。毛泽东同志直接出面与赵恒惕本人对话，为这一行动争得了法律上的承认。矿局局长赵铭鼎被迫辞职。新任局长刘世涛按照赵恒惕的旨意，采用缓兵之计，要求工人先开工抽水，以免淹窿废矿。他们甚至使用酒肉拉拢，以为韬晦之计。

当这一切都遭失败之后，反动派终于孤注一掷。赵铭鼎重新粉墨登场。十二月十八日，一个炮兵连唱着反动派军歌开进水口山。

“‘粮子’（工人叫兵为吃粮的‘粮子’）来啦！”

一时，堂客找丈夫，家长寻童工，家家都关上了门。“兵匪一家”这是旧社会中老百姓的切身经验。矿局办公楼的窗口里，又露出了那些官老爷们摸着八字胡子品茶的影子。

党组织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冷静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对这个炮兵连采取争取教育的办法。那些士兵，大都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出身，是被抓来或者稀里糊涂地被骗来当兵的；所以，当我们工人俱乐部对他们开展工作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对工人的境遇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同时，他们也感到这次罢工是不能用武力来制服的。于是，士兵们干脆来个明哲保身，纷纷私下表示：决不干涉工人行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