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沒有軍功章（散文）

父親沒有軍功章（散文）

筆墨和鍵盤

我的父親平凡和不平凡地活了75歲，然後平凡地病、醫、藥、死、火化、埋。父親平凡的葬禮沒有祭文和頌詞，被平凡地葬於故鄉的一席極為貧瘠的石灘上,未佔半點耕地，他的墳墓也極為平凡。

父親去世後是給子女們留下過一些遺物，我們認為比較值錢的和不值錢的都有一些，有形的和無形的也都有一些，但絕對沒有軍功章。

父親曾經年輕過，中年過，也平凡平靜地老年過。他年輕時沒有參加過任何正規軍隊，沒有軍功章是極為正常的。這些年,我渴望父親能有一枚軍功章作為遺物留給我們，這種想法隨著對父親的思念，與日俱增，越來越強烈。我明白，這種想法既正常又極不正常，但非常真實。

我於1984從四川到河南謀生，當時還不滿18歲。那時候戴手錶還算流行，在我沒有主動要求的情況下，父親給我寄錢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我也曾渴望衣錦還鄉榮歸故里，於是穿著西裝回去。父親的觀點是西裝的料子和做工都應該追求檔次，一定要同時配穿有品位的好襯衣,白襯衣最佳，領帶多多益善，調換著戴。我那時候真年輕，聽不懂父親的話，也沒有認真聽父親的話。於是我在老家的商店裡選買了一條不到5元錢的領帶拴到脖子上，父親又說我打的領帶結不好看。我滿不在乎地回敬說：“你能幫我打一個好看的疙瘩嗎？”父親還真有耐心地幫我打了一個漂亮的領帶結。雖然當時我的臉上和嘴上都沒有說什麼，但從那時起，我真正開始佩服父親。

多寫上面一段文字，是與年輕和流行有關。父親年輕的時候流行揣懷錶、別自來水筆和穿中山裝、幹部制服等，雖然穿西裝和打領帶也算時髦，但需要身邊的人能懂你的時髦著裝。那時候父親真年輕，他熱血沸騰，衣著樸素地和一群朋友拎著幾掛鞭炮和只裝著幾發子彈的步槍，東奔西跑地忙著解放文聚鎮、解放象山鎮，然後解放太乙鎮（我家所在的集鎮）。當時，裝備精良的國民黨部隊剛從我家鄉浩浩蕩蕩地開過，地方上已經沒有任何國軍，附近幾個鎮上的鄉丁也幾乎是父親的熟人。我知道，解放那幾個鄉鎮一點都不神秘，毫無懸念，父親他們其實就是去宣佈一下解放而已。去解放那些鄉鎮的指示是川中游擊縱隊下達的，父親的朋友王子度、王稻星等人都是地下黨員。年輕的父親熟悉當地情況，又有威望，配合遊擊縱隊不費一槍一彈就解放了這些鎮子，還按照上級的指示成立了治安(解放)委員會。實話實說，說來慚愧而心酸，我的父親不但不是地下共產黨員，而且是國民黨員，並且在我們當地的名份還比較大。解放軍從重慶方向入川后，父親按照新政府的安排，參加了徵糧工作隊，時髦地穿上了藍灰制服，彆著自來水筆，佩戴手槍和充足的子彈，到青崗鎮和仁和鎮鄉下徵糧。他白天很威武，英姿颯爽，意氣風發，憑嘴巴向大紳良（土改後，紳良被稱為地主）講共產黨的政策和革命道理，晚上很狼狽地東躲西藏，七八個人冒雨頂一床曬席走山間的泥濘小路轉移或者在野外湊合著休息。青崗鎮一帶的土匪和國民黨殘餘勢力（他們也叫游擊隊）非常厲害，加之新政權徵糧使形勢很緊張，太乙徵糧工作隊的汪天階就被國民黨的游擊隊打死了。我的爺爺婆婆都不止一次聽說父親被土匪打死了，每次全家人都大哭。哭當然是白哭了，父親是活著不帶槍傷回家的。父親作為青崗徵糧工作隊的骨幹，和同志們比較平安地超額完成了徵糧任務，但沒有任何人得到過軍功章，包括後來有些輝煌的人。我童年時看過電影《難忘的戰鬥》，很理解父親在徵糧工作中的艱辛。

父親他們徵的糧食中的絕大部分成為了軍糧，至少附近幾個縣的志願軍新兵是吃上了。志願軍新戰士們吃著飽飯苦練殺敵本領，渾身有使不完的勁。當時，血氣方剛的父親曾經非常渴望參軍入朝作戰，但因他有文化，是我們鎮上少有的射洪中學畢業生，加之他的工作能力強，新政權的地方工作更需要他，父親只好服從需要留在了家鄉工作。當時，年輕的父親很受人尊敬，朋友們都親切地稱呼他“二哥”。父親慷慨激昂地向朋友們宣講美國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緊迫形勢，動員了好些熱血青年參加志願軍，我們王家的青年參軍的也多。後來，這些青年有的成了烈士，榮歸故里的私下一直尊敬和感激我父親，他們到老年時又是好弟兄，常在一起喝茶擺龍門陣，共同感悟時光的飛逝和命運的坎坷無常。父親終究沒有參加志願軍，哪有軍功章啊。

父親擔任過太乙區第一屆財糧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工商聯主席。那時候，他和爺爺將全部家產包括祖業街房拿出來參加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父親逐步成為區供銷社的普通店員、受歧視和排擠的店員，直到1958年在“大肅反”運動中被判入獄勞改5年。父親曾經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區隊副，在我們鎮上名份大，勞改5年已經是很輕的判決了，算是從寬處理。判得這樣輕，全是因為他名份雖大但沒有民憤，否則，按照那時的政策，在土改時或1958年槍斃他都是可以的。幸虧我的父親未被槍斃。如果他當時被槍斃了，一定會非常後悔當初沒有去參加志願軍。當志願軍和美軍拼死血戰到底也是流完最後一滴血，但那是終生無憾的、非常榮光的。假如父親去當志願軍，犧牲了或者活著回家，應該是有軍功章的。

關於父親的國民黨員等身份，前些年父親說話方便時我才瞭解到，在抗戰時期“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中，父親作為愛國知識青年，集體參加了國民黨，又有多大的不是呢？還有一點原因，我們家是鎮上的富戶，爺爺和他的兩個兒子苦心經營綢緞鋪，憑良心和誠信賺了較多的實在錢，全家老小省吃儉用把錢用在生意經營上（爺爺奶奶還熱心公益，樂善好施），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家中總得有人要憑身份與大官小官和軍人和袍哥和土匪打交道，才能保住生意和家業，否則後來哪有家產來參加公私合營呢。我家沒有像有的人好吃懶做後沒有財產，僅拿出一張案板就參加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遊手好閒地吃供銷社一輩子，子女也招到供銷社工作。公私合營後，才開始我們家還可以領取少許的定息，後來問都不敢問定息的事情，不了了之。鄉親們在父親勞改以前都尊敬地稱呼他王先生、王同志，對他的評價也很公道，說明良心還是值錢的，有良心的人絕對多，父親因此才活過了艱難歲月。

父親當“歷史反革命”21年，當得極為艱辛。1969年，父親攙扶著我70多歲的奶奶（那時奶奶的眼睛已經瞎了），揹著3歲的我，扶老攜幼地帶領全家6口人，從鎮上下放到農村，當時的悲慘場景我是沒什麼印象，但後來看到一幅油畫《流放》，使我聯想到那時候父親和全家人的悽苦心情。我們一家老少在農村苦熬了12年，我童年的記憶是缺衣少食，農活艱辛、備受歧視，階級鬥爭接連不斷，使人活得提心吊膽，奶奶死在農村，我在農村卑微地長大。父親認真堅持挨批鬥，一直熬到1979年才好不容易摘掉“歷史反革命”的帽子，當上普通百姓。他活一輩子，經歷了難以言說的坎坷和磨難，堅強地活到了75歲。父親曾經說，一個人白天挨文鬥挨武鬥，晚上還是要憑良心入睡，即使像牲口一樣沒有尊嚴的疼著病著冷著餓著也要努力睡好覺，否則第二天挨鬥或辛勤勞作時沒有精神。當“反革命”也是活著在當，如果人死了，就啥子都不曉得了，當不當“反革命”也就無所謂了。

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的主動活法和被動活法。人非聖賢，眼光很普通的人，哪能站得那麼高，把人路看得長遠而清晰呢？人非聖賢，平凡人誰又能一輩子都走順水又順風的道路和永遠上坡、永遠抬頭挺胸的筆直路？何況人活時運，遇都遇到那個時代了。人活著，就總得走路，崎嶇、坎坷、曲折的路也是路啊。

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在遠方思念他們，父母去世以後，我深切地懷念他們。我懷念父母的時候，非常渴望父親能有一枚軍功章留給我們，這是真實的想法。但父親沒有軍功章，這是現實。

我深深地知道，爹是爹來娘是娘，兒子是兒子，時代是時代，路是路。其實，軍不軍功章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