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背后的真沧州

《水浒传》让沧州成了“远恶军州”？

《水浒传》是中国有名的长篇通俗小说之一。由施耐庵创作于元末时期，经罗贯中订正编次于洪武十年前成书问世。几百年来，因其曲折动人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形象和大众化的语言而深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成为社会大众所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书名也各有风格，约有上百个版本，是我国长篇小说外译最多的。施耐庵以犀利的笔锋，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的社会百态。

有人曾说，一部《水浒传》让沧州名播天下，也让沧州贴上了“远恶军州”的标签。

“远恶军州”是后世读者有失偏颇的解读

北宋时期的林冲发配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因《水浒传》名播天下的沧州，给人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不少人说：“‘远恶军州’呗。”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人家就会言之凿凿地说：“就是‘远恶军州’呀，《水浒传》里讲得明明白白。”

如果你有追根寻底、探究事物本源的兴趣，就不妨再细读一下原著，去印证一下，沧州“远恶军州”的说法是否准确。

通过阅读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有三次提到沧州，读者也由此对沧州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第七回至第十回，林冲被陷害刺配沧州道，在草料场杀死陆谦、富安后上了梁山；第二次是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匿到沧州“小旋风”柴进庄上，与武松初识，并因性情相投结拜为兄弟；第三次是第五十回，朱仝私放了一枷梢打死了白秀英的雷横，被刺配沧州，吴用、李逵用残忍手段劈死了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迫其上梁山。

沧州并非远离东京的“远恶军州”。查阅《宋史》《开封志》《寰宇记》等，可见当时朝野所认定的“远恶军州”的标准是距东京2000里以外、欠开化的穷山恶水之地，具体有广南东路的琼州、荆湖南路的辰州、烟瘴之地的矩州（今贵州）和秦凤路的岷州（今甘肃岷县）等。

《水浒传》中写道：孙定为开脱林冲的罪状，轻化持刀入白虎堂情节，建议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但未言何处；滕府尹处置刺配沧州牢城，绝无“远恶军州”字样，即是说沧州与“远恶军州”并无关联。《水浒传》中的“远恶军州”不是沧州，更不是施耐庵老先生的春秋笔法。

那么，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宋朝时沧州就是“远恶军州”呢？其实是与大多数读者阅读不求甚解有关。特别是在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种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作品时，一般读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主要情节的发展演进上，也就是通常讲的看热闹的阅读方式。

具体到《水浒传》第七回，很多读者只注意到了孙定所讲的“远恶军州”而忽视了后面的发展演进情节。于是，口口相传，听者也不质疑细究，一顶“远恶军州”的帽子就戴到了沧州的头上。所以，沧州“远恶军州”恶名的滥觞绝不是施耐庵的本意，而是后世读者有失偏颇的理解与解读。

北宋时期的沧州其实很繁荣

一些直接的史料也能说明北宋时的沧州社会经济状况，更能说明“远恶军州”确不是沧州当时的真实境况。

北宋时期的沧州，名为沧州景城郡，辖清池、无棣、盐山、南皮、乐陵五县，以清池为治所，其城在今沧县旧州镇（今沧州市区东20公里处）。宋太宗赵匡义继位后，为争疆夺域与北方强国辽国互有征战，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

端拱元年（988年），沧州副刺史何承矩熟知三关南北山川地理，向太宗上疏，建议在易水河开口，筑河、导水，注入三关南部湖泊洼淀；淀泊畔辟水田，由戍边军士植稻，垦田自食可减轻戍边民力，增强国势；稻田泥水沉积，还可抵御北国铁骑南犯。

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太行东麓至沧州一带的数百里平原地带广辟水田，不仅满足了边防将士的食用，甚至还有盈余。沧州便是此项政策最大的获益地。同时，广袤的稻田，成为辽军南犯的一大障碍，改变了宋军在两国对峙中稍显下风的态势。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辽军南犯次数明显减少，势头日益削减。

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率军南下，在莫、瀛诸州均未得手，便弃攻南下，与宋在澶州签定澶渊之盟。从此，两国弭兵息战百年之久。

地处宋朝边陲的沧州，在补开榷关（边贸）后，经济生产在百年安定环境下很快繁荣起来，人民勤垦劳作，全州粮食丰收，铸铁、纺织等业蓬勃兴起。

上世纪末，考古发掘的巨大熔币铁块，就是当时沧州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佐证。到了元明时期，更有“沧为畿辅之名邦，燕齐之都会”的史籍记载。清朝后，“沧之为郡也，地冲而事繁，外腴而中瘠”，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沧州才衰落下来。

所以，我们沧州人一定要摒弃“远恶军州”的固有理念，倘若听到有人再有此议，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摆摆上述的理由来一一驳斥，为家乡正名。

——来源《沧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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