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大明權力場》 出版機構：臺海出版社
嘉靖十九年（1540年），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在家中逝世，來自四方的送葬者有官員、士紳、平民百姓等數百人之多。王艮，可以說是秦代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在王艮病重期間，四方百姓仍是不斷湧來。王艮在病榻上仍是耐心地為人們講解，解答他們心中的疑惑。王艮以他的身體力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中國啟蒙思想家 王艮
王艮雖然去世，但他的傳人繼續將他的泰州學說發揚光大，並推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年代，王艮的學生皆是在帝國響噹噹的人物。他們無不堅持“安身立命”“百姓日用即道”的準則。他們有著獨立的操守，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不惜捨身成仁。他們的目光始終在底層百姓那裡。他們追求一種乾淨的世界。他們給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一股新風，一種真正的關懷人性之風，並將中國的思想文化在先秦的基礎上再次推向一個高度。
我們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王艮和他的弟子們跟王守仁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王艮和王守仁的學說是同時產生，他們都受到陸九淵、吳弼之的影響。只是由於王守仁更具備權威性，所以王艮拜在了王守仁門下。但是，王艮的學說和王守仁也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心學上，王艮走得更遠。王守仁雖然反對理學，但是他在南方平叛中殺人太多。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維護的是君主專制和倫綱理常。這一點跟具備啟蒙思想的泰州學派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王艮的親傳大弟子是徐樾。徐樾進士出身，曾做過禮部侍郎、雲南布政使司。他是王艮的忠實信徒，曾經打算辭官專門鑽研學問，後來在跟雲南土司的作戰中戰死。
徐樾只是泰州學派在官僚中的一個代表。在王艮死後，真正再次發揮影響的是徐樾的學生顏鈞。顏鈞，號山農，他跟王艮一樣四處講學，曾經兩次轟動京城，上至內閣大學士，下至四方舉子，無不爭相聽之。泰州學派的這種不論受眾對象四處聚講的方式具有比其他學派傳播更快、更廣的效應。顏山農贊成男女平等，提倡寡婦再嫁。他創立“七日閉關法”。他認為，世間職業皆無差別，安身立命乃是人生追求，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只需率性而為，不需要剋制慾望去追求。壓制人性的慾望也是違背孔孟之道的。由此看出，此時的心學不僅強調心的體驗，同時也強調身的體驗。
《顏鈞文集》
顏山農在教授弟子率性而為的時候創造了“打滾法”。當弟子問他率性而為是什麼意思的時候，他就地打了兩個滾，告訴弟子這就是率性而為，令人瞠目。
泰州一派的人大都身體力行，顏山農也是如此。顏山農的家鄉位於江西省吉安府永新縣三都村。為了推行教化，他在三都村成立萃和會。他的家庭和本族的媳婦們、兄弟子侄孫子們、僕人，再加上村裡的其他村民，一共700人參加了這個萃和會。萃和會的成立，標誌著在500年前的大明朝出現了群體主義和鄉村運動。
現在看來萃和會只是一種鄉村自律組織。它既無政治目的，也無經濟目的。它的重點在於勸誡鄉民好好做人。它循循善誘，勸人從善，力圖恢復三代的淳樸民風。它在不知不覺中實現了洪武心目中的那種理想的鄉村模式。
萃和會給三都村帶來的效用是迅速的。在半個月的時間內，上至耋耄老人，下至幾歲孩童，皆有內心通靈的感覺。人們皆辛勤勞作，鄰里之間皆互相遷讓，婆媳之間關係融洽，兄弟之間也相互和睦，妯娌之間其樂融融，達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局面，三代之治隱隱已現。
在萃和會創立的時間內，帝國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這個小小的鄉村。他們在捕捉這個時代的不尋常的氣息。沒人知道這種湧動的暗流會將我們的帝國帶向何方。如果可能，最好將其撲殺在萌芽狀態。
顏山農的名氣越來越大。江西督學蘇枯親自上門下拜。江西巡撫何遷的兩個兒子因仇互毆，顏山農前去一番講解，兄弟倆人頓時和好如初。何遷為了答謝顏山農，將自己的官船送給顏山農做巡遊講學之用。
顏山農的言論終是招致保守派官員的不滿。南京左都御史，王學右派人物耿定向以講學名義將顏山農誘騙至南京杖責五十，以盜竊官船名義將顏山農關押3年。
出獄後的顏山農聽說王艮逝世的消息後，親自前往王艮墓旁搭草屋守墓3年。顏山農走到哪裡，聽他講學的人就跟到哪裡。守墓結束後，聽說自己的老師徐樾戰死，他又親赴雲南，輾轉數年，尋找徐樾屍骨，將其葬在王艮墓旁。
顏山農創立的萃和會並不存在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在他這個靈魂人物離去後，很快便轟然倒塌。
在顏山農死後，他的大弟子何心隱才是真正將泰州學派推向了一個新高度。我們要說明的是，王艮、何心隱、李贄都是這一學派階段性的人物，靈魂性人物。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梁坊村人，29歲鄉試全省第一。但他對做官並無興趣。他認為人生應該率性而為，士農工商皆是一樣。他否決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空想家何心隱（原名梁汝元）
何心隱的主張主要是打破社會等級，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五倫中，他將朋友看作之首，認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應該像朋友那樣是平等的。何心隱的觀念不僅在那個時代令人無法接受，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為了實現自己心中的這個無等級社會，何心隱在家鄉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將全村的人進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養，幼兒放在一起養育，少年放在一起讀書，婦女放在一起紡織，男丁放在一起耕種。所有的財產，包括田產充公，集體吃飯，集體住宿，稅收以全村為單位繳納。
梁坊村
聚合堂彷彿實現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種大同社會。在此時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個人人平等、人人勞動，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會。但這個聚合堂維持了12年便跟顏山農的萃和會一樣轟然倒塌。
聚合堂的覆滅是跟稅收有關。何心隱在將整個梁坊村變成了一個大家庭的同時，對納稅問題也十分上心。大明朝的稅制雖然很低，農業稅百分之三，但是，人們還是千方百計的逃脫稅款。逃稅具有傳染性，一旦一家逃稅，往往會連帶著全村逃稅。所以，為了保證稅糧的徵收，朱元璋在鄉村設立糧長，專職負責稅糧的督導。
梁坊村的村民對何心隱說道：“我們是父母生的養的，跟皇帝沒有關係。我們的田地也是祖上傳下來的，並不是皇帝賜予的。我們為什麼要繳納皇糧？”
何心隱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道：“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我們就會生逢亂世，我們的生命也不會存在。如果沒有皇帝庇佑，就會出現豪強，我們的土地也會被掠奪過去。所以，繳納賦稅，保護國家，就是保護自己。”
何心隱的這一番高論達到醍醐瓘頂之效，獲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認同。何心隱專門設置管糧、徵糧的人。從此，梁坊村的稅糧再無拖欠之說。
嘉靖年間京城的工程頗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營建祭廟，二是宮中多失火，遭火災的大殿需要重建。這些都帶來對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間的財政又很艱難，這不可避免的會產生攤派。作為解決嘉靖財政問題的攤派很快來到了南部各省。這次來到永豐縣的是一種叫作“皇木稅”的玩意兒。
如果稅率開始就定得較高，老百姓習慣了，也沒有什麼。如果定下較低的稅率，一旦錢不夠花，反過來再增稅，則會引起老百姓的反彈。當這種“皇木稅”下到梁坊村的時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們梁坊村的稅收是全村統一上繳。這樣一來縣衙派來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隱。何心隱說，他們全村已經全部加入聚合堂，對稅率做了統一規定，不能再更改。很快縣衙以抗稅罪將何心隱抓捕。後來同為泰州學派的好友程學顏賣掉家產，將何心隱保釋出獄。
何心隱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構想。它拋卻了人性的私慾，完全以自己族長式的強制來推行，妄圖進行復古。當何心隱被捕入獄後，存在了12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樹倒猢猻散。歷史已經表明，依靠強勢人物維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會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何心隱雖然出獄了，但他被髮配貴州戍軍。一年後，他逃離了戍軍之地。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這位本來叫作梁汝元的鄉紳從此改名叫作何心隱。
何心隱既逃離貴州後便去了京城。在顏山農的另一個弟子羅近溪的介紹下何心隱認識了同門的耿天台。然後，在耿天台的介紹下他認識了在國子監任司業的張居正。兩個人一番交談後，言語開始不投機，接著便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駁。就在那場辯駁之後，何心隱對友人說道：“張必為相，為相之後必禁止講學，也必將殺我。”
內閣首輔 張居正
何心隱的看法是對的。他一眼就將張居正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那股戾氣看了出來。在京期間，何心隱參與了倒嚴行動。失敗後他逃離京城，開始了20年的講學活動。從江南到川蜀，從齊魯到西北，他的足跡遍佈帝國的山川河跡。像泰州學派的其他傳人一樣，何心隱真正做到了身體力行。
時間進入到了萬曆年，張居正當國，天下學風驟緊。張居正禁止講學，毀天下書院，張居正的舉動遭到天下學子的激烈反對。何心隱聯合泰州學派的門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倒張運動，聲稱要聲張正義，逐張去位。張、何二人之間的矛盾終於全面爆發。張居正將何心隱定性為妖人，下令全國緝拿。何心隱開始東躲西藏。萬曆七年（1579年）何心隱在學生胡時和家中講學時被張居正的爪牙偵知，湖廣巡撫王之垣將他抓捕，並押送到武昌，學生胡時和一路跟隨。
在巡撫衙門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隱跪下，何心隱只是坐在那裡。王之垣命人拿條棍抽打，何心隱只是在那裡發笑。何心隱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轟動了帝國。這無疑是帝國成立一來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何心隱不僅是明代思想領域界的風向標，更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風向標。泰州學派的門人盡皆為營救何心隱而四處奔走，有的去京城遊說，有的變賣財產。奈何張居正權勢熏天，天下媚張者如過江之鯽，朝中反張的要員自己也保不住性命，更別說一個小小的何心隱。
萬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62歲的何心隱被當局杖殺於武昌。消息傳出，輿論譁然，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極大的恐慌與震動。生員們紛紛聚集起來抨擊張居正的施政措施。當時民憤之大，措辭之烈，世所罕見。當年，在武昌爆發了一場反對張居正的學潮。
萬曆七年（1579年）是中華帝國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21年後，在西方，另一位異端思想家布魯諾被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燒死在鮮花廣場。兩者是何其的相似，他們都是為了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付出了生命。他們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隱，還是東方的布魯諾，我們已經無法分別。如果能讓這兩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學術觀點，那會是一副什麼樣的景象，抑或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學術思想？萬曆七年（1579年）的杖殺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6世紀的明王朝，雖然思想看起來自由，但不允許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其也帶有歐洲黑暗中世紀的專制色彩。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說，泰州學派大都“赤手以搏龍蛇”，這種描繪的確貼切。泰州學派的門徒始終堅持與底層民眾結合的方式，拒不與官府合作。他們讀書只是為了獲得心靈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在他們這裡沒有門第之見，經院之別。他們從最淺顯的語言入手，所以吸引了眾多底層民眾的參與。從此，儒家門徒壟斷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農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隱更是通過創辦聚合會的方式來親身實踐自己的大同社會。當與何心隱同時代的英國人莫爾的公有制社會還停留在幻想中的時候，東方的何心隱就已經開始實踐了。而英國人歐文的實踐卻是200多年以後的事情。合居、平等、公有特點的聚合會已經開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級社會搖搖欲墜。它衝擊了中國自周代就已經建立的禮樂制度。新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建立，舊有的秩序又受到了衝擊，這注定是一個波濤洶湧的年代。
何心隱和他的聚合會不僅觸及到了倫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這些都不容於這個掙扎的社會。萬曆七年（1579年）何心隱被杖殺，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這個社會容不下異端思想。何心隱的鄉村試驗不顧人性的私慾，強行實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場烏托邦式的鬧劇。但他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進行空想社會主義試驗的人，的確值得我們的關注。
明史著作《大明權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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