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國封建社會延續2000多年，歷史長河中，勤勞睿智的中國人民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民族文化，通過學校這一載體，文明成果得以不斷傳承、發展和更新。
說到學校，古代除了有源遠流長的官學系統外，豐富多彩的私人辦學，在封建社會發展中，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作為高等學府的私家書院，亦有其獨特之處，這三種辦學形式，共同組成了中華文明傳播與發揚的載體。
1、官學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在思想、文化上的差異很大，各學說流派繁榮發展。此時，官學如同使用青銅器一樣，只是貴族內部小規模開展。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崇尚以法為教，百家爭鳴告一段落，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都受到排斥。
中國封建官學制度的初步形成，當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算起，經過歷代王朝的不斷髮展而逐漸完善。
漢代的官學叫做太學，盛行的是大班講課與課外進修相結合的教學形式，當時在大班集體教學的老師，被稱作大都授，學生則必須在課堂外自覺養成自修習慣。
這樣的教學形式一直得到延續，到了宋代，官學在總結前人的做法後，結合當下社會發展情況，又推出新的教學形式——分科教學，即在學校中設立經義、治事二齋。
《宋元學案》記載：經義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
後來，胡璦任教太學，又將這一新穎的教法引入太學，使“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等不同愛好者，“以類群居講習”。
這種新的教學形式，由於考慮到學生個性特點，頗受學生歡迎，為當世培養了許多“明體達用”的人才。
宋代的教學組織形式也頗具特色，如宋仁宗時，針灸專家王惟一發明瞭“針灸銅人”， 他模擬真人形象，標明人體的相應穴位，一目瞭然，這樣的教學形式深受學生喜愛，在授課時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然而官學畢竟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江山永駐、民心穩固才是辦學的根本目的，因此所學所教有極強的選擇性，而且官學入學有著極強的等級性，只收納貴族、名士後代，覆蓋面狹小，不利於學術、文化的傳播與繁榮。
2、私學
官學的種種弊端，逐漸催生出一種新興的辦學形式——私學。歷代統治者雖然重心在官學建設上，但對私學的發展沒有過多幹預，只要辦學宗旨符合統治階級利益，能夠教化於民，就不予禁絕。
私學的出現，使得古代中國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為統治者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在這點上，先秦諸子私學就是最為突出的例子。
諸子百家通過各自的私學，向社會傳播和弘揚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教育對象上，他們打破了西周官學的入學等級性，實行面向社會的開放教學。
私學大師孔子，即是以博大的胸懷提出“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體現了“來者不拒”，“誨人不倦”的大教育家風範；墨子亦不甘落後，進而提出了“主動往教”的流動教育形式，一時間孔墨學說名揚全國，傳為私學佳話。
漢武帝之後，儒家學說成為歷代統治思想。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都不同程度的承擔了傳播儒學教育的任務，但是私學與官學比較起來，畢竟較少政治干預和思想控制，有了相對的自由。
從這個意義上說，私學在傳播儒學思想時，往往更注重學術的研究和探討，與官學中大篇幅的說教有所不同。
到了宋代，儒家學派林立，正是與私人講學興盛有關，而官學往往因為教學內容有著統一要求，缺少學術爭鳴的基本條件。
王安石當宰相時，他提出以《三經新義》來統一太學的教學內容，並以此來實行新政變法。而與王安石政見不同的二程則退居洛陽，創辦私學，講授自己所理解和體悟的儒學——洛學。
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在教學上則更注重啟發誘導和相互討論的形式，就常令弟子們“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啟發學生做進一步的哲理思考。
而朱熹則常常在集體教學之後，帶領學生徜徉於山水叢林之間，一邊漫步一邊討論，使學生在自由自在的美育中，深化對理學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私學在不斷髮展的過程中，逐漸承擔了社會啟蒙教育的任務，彌補了國家辦學的不足，這一屬性，使得私學在2000年封建社會中不斷壯大，形成了與官學不同的辦學特色，並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由朝廷出資辦學的財政壓力。
3、書院
書院是古代獨特的高等教育機構，當然，它是私學的高級形態。起初書院並不是講習之地，唐代的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只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由於官學的腐朽和教條，書院漸漸的由學者讀書之所，發展成私人組織的講學之地。
經北宋的初步發展和南宋的突飛猛進，一些著名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崇山書院，應天府書院等脫穎而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學風格，學術氛圍濃厚，各地學子絡繹不絕，為當時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古代的學校教育是以儒家思想教育為主線，書院也離不開對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的教學。但與官學不同，書院教師不只是一般性的灌輸經典知識，往往更強調在自己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教學活動。
而教學活動的廣泛開展，又使其研究成果得以傳播。因此，凡是學術研究發達的地方，基本上也是書院興盛之處。
宋代的福建武夷山，江西廬山，湖南嶽麓山，之所以成為所有學子的精神高地，主要是因為朱熹等理學大師在這些地方創建和主持過眾多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
書院除集體講學外，教師更多的是指導學生自己讀書和自修。
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作的個引路的人，作的個證明的人，有疑問，共商量而已。”《朱子語類輯略》
學生在課後的擴展閱讀也能保障，書院大多建有藏書樓，學生在自修時有足夠的參考文獻。在廣泛閱讀過程中，教師要求學生展開獨立的學術研究，並形成論文或著作，由書院出資刻印，用以擴大書院的影響力。
古代著名書院大多建立在山水優美之處，寧靜而高遠，如白鹿洞書院建在江西廬山五老峰下，嶽麓書院建在湖南長沙嶽麓山抱龍洞下。優美的自然環境，加上和諧的人文環境，養成了融洽的師生人際關係。
早在先秦，孔子就為人們樹立起“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師楷模，並在求“道”基礎上，與弟子們結成了深厚、融洽的師生情誼。
朱熹與弟子蔡元定之間的師生關係，在中國教育史被傳為佳話。《朱子年譜》記載，他們二人每天在書院一起研學，常為某一學術問題爭論不息，直至深夜。因“黨禁”牽連，蔡元定不幸遭貶，朱熹得知後，帶領100多名學生為他餞行，送行的學生無不為蔡元定的冤屈而嘆息，甚至流淚。然而蔡元定鎮定自若，“不異往日”，朱熹深有感觸的說：“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言談之中流露出為人師者對學生的真誠愛護和關心。
4、木橋說
中國封建社會的學校制度由官學、私學以及書院所組成，這三種教學形態為古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知識的快速傳播，提供了途徑，也為各朝各代培養了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
只是官學受政治因素影響比較大，受眾面不穩定，私學規模反而越來越壯大，成為封建社會後期主要教學陣地。
綜合來看，官學和私學在育人方面，是相互補充、協調發展的，它們共同構成了古代多樣化的學校網絡，承擔著為中華民族培養優秀人才的神聖使命。
參考文獻：
《宋史·胡璦傳》
《四書章句集註》
《宋元學案》
《朱子語類輯略》
《朱子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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