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宋亡三忠， 除張世傑系小校出身的職業軍人外， 文天祥、陸秀夫固均科舉甲人， 文天祥且是第一名進士及第的狀元， 其餘死事國家也多是讀聖賢書的士大夫。相反， 南宋朝臣降仕元廷者卻同樣非少，文天祥之弟文璧便是，臨安陷落後追擊流亡南宋朝廷的元朝大將張弘範， 又正是立場與之針鋒相對的張世傑從兄弟。事元朝世祖， 以書、畫、詩文、理財之術見長的趙孟頫，更系宋朝皇族身份。
宋初戲劇性上演杯酒釋兵權的一幕，結束武人專橫局面， 回覆漢族中國統一與重建中央集權制時， 所替代便是以各等文官考試意味的科舉為通道， 庶民直結天子關係的新形態。而近代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治展現，起點便置諸宋朝諸制度的建設與發展。
杯酒釋兵權:趙匡胤給武將頒發腐敗許可證
軍事制度的強幹弱枝而又權力分散， 系宋朝一大特色， 但也是回覆中央集權時的共同特色。另一共同特色， 文治主義下軍事方面的文官優位體制尤堪注目：
———出征由文臣統率軍人的原則建立， 仁宗時對西北西夏戰爭期間， 總司令范仲淹、韓琦均當時有名的政治家， 系其著例。
———樞密院長官樞密使或知院事的任命， 也以文臣為主。仁宗時名將狄青任樞密使， 以文臣間流言， 指其得士卒之心， “人情頗疑” 而罷職 。另一例狄青之前， 同系仁宗時代的武人樞密使王德用， 且以其貌似太祖為具危險性而被排斥。
———唐朝文選吏部主之， 武選兵部主之的制度， 宋朝已全變， 兵部無人事權， 止掌武舉、儀仗、器械等事， 無論文、武官的任用、考績、升遷， 概由吏部統一掌理， 又是配合樞密院取代為最高軍政機關地位， 文官優位的堅實基石。
如上政治準則下， 軍人士氣無由激勵已可估測， 禁軍理論上固必較廂軍精銳， 結局仍以來源相同， 素質從不穩定而與廂軍合流。宋朝立國百年的仁宗 末嘉祐年間， 已有言官沉痛指出“比歲籌募禁軍， 多小弱不勝鎧甲”。靖康之初， 召募益急， 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宋朝規定募兵的退伍年齡足六十一歲， 平時已多老弱殘兵， 有事時增募又多無鬥志的社會渣滓與蠢蟲， 弱兵乃為必然， 國家兵數愈養愈多， 而仍難抗外侮， 也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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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參與政府的通道， 漢朝由鄉舉裡選， 魏晉六朝乃九品中正之制， 隋唐系門蔭與科舉雙軌， 宋朝已以科舉為常態採用的方法， 而由明、清蹈襲。未變質以前的漢朝選舉， 向被歷史界讚美符合平民政治的公開、公平原則。宋朝終結武人割據支配體系， 文治主義為動力的中央集權政治再展開時， 文官制度的出發點則科舉用人， 然而， 便以科舉與選舉的差別， 宋朝平民政治已視漢朝
異質。天子以文治統御天下的治道基調， 科舉選拔人才方法出自通過考試， 考試無由依德行衡量， 技術上得憑比較而認定錄取標準的，惟一又是文理或文詞，躋身科舉途徑乃限制以知書能文為條件。但是，第一，必須行有餘力始得學文；第二，讀書教養人非一蹴可以育成， 於是讀書事實上向專業化發展，且便以志願參與政治為前提， 卻也因此排斥了“耕” 而無暇與無力“讀” 的絕大多數平民 於科舉用人門外。知識分子文化人自戰國以來便謂之“士”， 印刷術發達， 出版業普及為社會背景的宋朝， 而固定為“仕” 的準備者稱謂， 通已仕與準備者合稱， 則是“士大夫”。
科舉原便是隋唐君主壓制門閥世族的手段。到了宋朝“士” 本質上已係君所扶植， 而與君主權力相結合。待收拾世族餘勢的最後清理完成， 絕對性君主專制政治自宋朝建立， 與科舉密著的“士”的歷史新形態， 乃告鮮明確立， 一方面恃其修己、治人的學問， 發揮君主專制的細胞機能；一方面以其天子天下統御協力者姿態， 受天子分予富貴享受。殿試 制度化， 非只形式上固定取代吏部的第二次考試意義， 也以理論上天子親自決定成績， 天子門生意味而授官， 最是表現親密關係的恩惠。
殿試現場
宋朝開國八十年左右的十一世紀中第四代仁宗治世， 無論於科舉或士的歷史， 都是劃時代的。宋朝科舉的代表性科目進士科年平均錄取人數， 自太祖時九名， 太宗時一躍而五十名， 真宗時七十八名， 仁宗時再向百十三名之數猛升。慶曆（仁宗年號） 士風樹立了今日印象中中國士大夫的典範。
慶曆士風興起， 內涵的意義， 等於一項新“士” 成形的大改革運動， 所謂慶曆改革。擎大旗的主導者
范仲淹， 讀書應舉便“以天下為己任”， 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名言流傳千古， 士大夫奉為立身處世準繩。從入仕與舊勢力搏鬥而登位宰相的過程中， 這位士風先驅與領袖人物卓然屹立，建立政治人格獨立，意見發表自由，人事公開，政策公正的風範， 歐陽修等同調唱和， 天下翕然景附， 蔚為風潮。確認知識教養， 築成於儒家經典為中心的經世濟民實用性體系教學， 其實踐， 又具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階梯。所以， 正學必須便是道德教育， 士的激勵忠、孝、節、義而建立政治責任， 以自覺的、自發的個人道德誠心為第一義， 國家秩序基礎也須是道德秩序起點的誠心。
范仲淹
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裡，
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
於此， 師道乃決然重要， 仁宗時由范仲淹引薦白衣召對的大儒
胡瑗， “既居太學， 其徒益眾， 太學至不能容， 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 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德隆望重名師影響之巨足徵， “明體達用” 的士大夫教育大目標， 也便由胡瑗提出。師與弟子關係， 因之也提升與君臣關係、父子關係相等， 而“天、地， 君、親、師” 名分論的倫常觀念成立。新意識下士的構成諸要素， 乃可歸納為：人倫主義→名分論
國家主義→正統論
現世主義→實踐論
而其修、齊、治、平志向與倫理、名份的約束， 又鑄定“士 ” 自甘於佐理而非統御的本質。
慶曆士風動力對中國文化不可磨滅的貢獻， 帶動了巨大思想新潮的完成，儒家哲學登入最高境界。自《宋元學案》開卷第一人胡瑗先導意味的學風，周敦頤、張載、二程， 下逮南宋朱熹， 約150年間， 新儒學或理學、性理學的哲學思潮澎湃， 深淵廣博的思辨體系予先行文化以全面的新展開， 為中國學術大放光明。相對應的意義， 也建立了慶曆士風所肇始， 近代中國近一千年士大夫學問的理論基盤。
宋太祖雪夜訪趙普
宋朝社會士大夫層面構成後， 潛存著龐大的政治影響力。通過科舉考試之門直接參與政治為無論， 在學期的“士人” 階段已具發言力， 則迥非歷代所可比擬。尤其接受國家教育， 知識分子前列位置的最高學府
太學學生數字， 北宋徽宗時代由蔡京擴充至三千人之多， 其時以來， 太學生政治批判風潮興起， 形成左右朝政的盛大輿論。這股潮流， 自宣和七年（1125年） 太學生運動領袖陳東最早上書請斬蔡京、童貫等以來， 蔚為北宋—南宋轉移階段主戰論最有力的支援（秦檜也是靖康元年和約反對運動領導人之一， 其時正任職太學司業）。
北宋亡國， 太學生多陷敵手， 得以追隨南渡的人數非多， 又經秦檜 彈壓主戰論而學生運動一度退潮。南宋高宗末恢復太學生數定額1000人， 寧宗時禁錮朱子之學， 太學生卻再增至1700餘人， 發言力開始回升。黨禁解除以至理宗治世， 理學集大成的朱子學已擁有學界壓倒勢力， 確立其儒學正統地位， 學生政治活動高姿態陪伴重現北宋舊觀。
而同一時期， 蒙古之興， 金朝替代遼朝位置的國際三角關係， 也已重現北宋翻版。十分明白， 抗拒外侮不能單恃精神 而毋須憑實力， 愛國運動情緒的激昂雖可喜， 威武不能屈的慷慨赴死精神雖可敬， 卻都對救扶大廈傾倒無實益。臨安之陷， 太學、宗學生數百人便束手就縛， 隨皇族、朝臣被蒙古兵俘虜北去。
文天祥（1236—1283年）
北宋亡國系賴武人奮起才得中興南宋，南宋亡國便只有聽任復國絕望。則與其傲岸於亡國時的死節，不如惋惜亡國原因的重文輕武矯枉過正，以及幸有挽回機會，又於南渡立國初穩之際，立即在毋須考慮武人之弊，是否也可循疏導原理化治的文人獨斷理念下，退回北宋立場。
南宋亡國死節之士特多， 文天祥勤王兵敗， 被俘不屈所賦“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著名詩句，以及死難前幽囚大都獄中作《正氣歌》長詩， 均系千古流傳， 感人肺腑。
張世傑所擁系流亡政府播遷奔波期僅有的武力， 最後與負帝昺投海的陸秀夫，先後殉國，共宋祚同亡，合文天祥被稱三忠。《宋史》忠義傳八篇， 收錄傳記至274人。宋末如此之多的忠節之士出現， 較唐朝覆亡時的現象完全相異， 學界向來重視，推崇為宋儒理學的義理學風教養影響， 砥礪漢族民族思想發揚至沸點。然而， 宋亡三忠， 除張世傑系小校出身的職業軍人外， 文天祥、陸秀夫固均科舉甲人， 文天祥且是第一名進士及第的狀元， 其餘死事國家也多是讀聖賢書的士大夫。相反， 南宋朝臣降仕元廷者卻
同樣非少，文天祥之弟文璧便是，臨安陷落後追擊流亡南宋朝廷的元朝大將張弘範， 又正是立場與之針鋒相對的張世傑從兄弟。事元朝世祖， 以書、畫、詩文、理財之術見長的趙孟頫，更系宋朝皇族身份，此其一。
趙孟頫（1254—1322年）
其二， 南宋中期以後幾乎相續盤據相位，攬權誤國的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三奸臣， 韓侂冑之母系高宗皇后之妹， 光宗皇后又其侄女， 賈似道之姊則理宗寵妃， 政治多少加塗了外戚色調， 但三人同樣都是進士出身， 與忠臣無異。換言之， 士大夫間自分忠、奸， 又相對立的形勢， 南宋與北宋一脈相承， 韓侘胄且便是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所以，理學培育忠臣愛國氣節與
激發民族意識為誠然， 卻非連結絕對的、以及必然的關係。總而言之，宋朝於社會間， 讀書登仕受鼓勵， 士人發達為專業化的，也最被尊重的一層面；於政治上， 文人主軸形成而文治主義走向鑄定。抑且， 通過殿試登用的文臣，意義都系沐恩受知遇的天子親密關係者， 具有公的（臣僚）、私的（門生） 雙重忠誠義務， 所以統一國家與集權政治再現， 中國已是君主的絕對主義時代。
宋朝此一
新面貌塑造以來， 迄於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已入二十世紀的清朝末年不變。宋朝最終命運因而全行喪失戰鬥力， 自是的漢族也以三百年宋朝為關鍵， 而鑄定其民族性格。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臺灣歷史學者姚大中生平全力創作的恢弘鉅著，首次在大陸推出簡體字本。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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