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先生是作家，又是教授。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省涇縣茂林人。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當年清華園的“四劍客”之一。
“先生講課，與眾不同。或是因為自身也是作家，所以講課時常會以“創作者”的視角分析文學作品，常有獨到的見解。”這是我母親曾對我說過的話。
母親回憶，在她剛上燕京大學時，就聽高年級的同學談論過吳組緗教授，據說先生的課在清華大學很叫座。她當時就就心嚮往之，想有機會也去旁聽先生的課。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三校中文系合併之後，她如願以償，終於不用旁聽了。
我的文學啟蒙源自於母親。我的文學視野也源自於母親。母親給我講文學作品的方法則源自於吳先生給她們當年講課的方法。
先生講課方法很特別，通常是先把作品發下來，讓同學們自學，然後分組討論，再把討論中總結出來的問題提交給他，他在課堂上再針對同學提出的問題分析講解。這樣一圈下來，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就會有了飛躍性的提高。
母親說，吳先生講課時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從生活出發”。但凡作家寫作品，必須要先體察生活，而讀者理解作品，也需要體察生活，用現實生活來作參照。在現代文學課上，先生講茅盾的《春蠶》時，竟然否定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當時所有的同學都很驚訝，因為茅盾先生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春蠶》是茅盾寫於1932年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故事講述了老通寶一家人，盼望著有一個好收成，能夠償還債務，讓自己的日子好過些。但可笑的是雖然老通寶得到了所盼望的豐收，因為蠶廠的接連倒閉，他的繭子賣不出去，最終不但沒有償還上債務，反而增添了新的債務。茅盾用老通寶一家人的遭遇，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反映了農民在黑暗社會里被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苦苦掙扎的景象。
先生說，養蠶的老農有多少桑葉養多少蠶，這是有一定之規的。文中的老通寶既然有著豐富的養蠶經驗，肯定不會借債買桑葉來養蠶的。畢竟那個時代的農民還很保守，不會冒著破產的風險去做投機性的買賣。先生進的家鄉就養蠶，當地老百姓關於養蠶有兩句諺語，一是：無桑不能養蠶；二是：有多少桑葉養多少蠶——這是來自長期實踐的經驗之談。先生的深入剖析，令人沒法不信服。
先生講古代小說，也始終一貫地強調從生活出發。他不講哲學課，然而跟我們反覆講的是“反映論”。他堅信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鑑賞古代小說也必須以現實生活作為衡量的標尺。他又說，“研究古代文學，我們都認為歷史知識是重要的。歷史知識，就是當時的生活知識”。因此，吳先生在講解《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古典名著時，總是聯繫當時的社會生活實際，紿學生講授一節生動的歷史課。
我從小就喜歡讀《紅樓夢》，一遍一遍地看。母親也喜歡。我和她聊得最多的也是《紅樓夢》。她對《紅樓夢》的認識與我不同。我曾以為是因為年齡和閱歷的原因，直到我到了她的年紀，我才知道，我們之間的不同，是因為欣賞文學作品的角度不同。
母親也是老師，也教中文。我也曾是老師，也教過中文。
母親講課的方法，受她的老師吳組緗先生影響很深。而我講課的方法，也間接受益於先生。算偷師學藝嗎？其實也沒是。從小到大的耳濡目染。
母親說，先生給他們講課時很善用比喻，比如講到文學評論時，先生在課堂上說:“有一種打檯球的高手，打出一杆球，擊中一個目標的同時，還能碰動旁邊一個或兩個球，而後從臺沿上反擊回來，又連碰一大串，使得滿臺的球都動。一杆打出去，可以得很高的分數。”
先生說，《紅樓夢》的作者安排幾個陪襯人物的出場，就有點像打檯球的藝術。比如作者“派”了賈雨村“護送”林黛玉、薛寶釵兩個人進賈府和主人公賈寶玉會合的過程當中，還就手分別介紹了賈、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況。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手法之精煉和巧妙。從中就可以看出，先生的眼光之犀利和精細。
北京西山蓊鬱的叢莽中，有一座普通的墳塋。墓碑上有兩句語：“竟解中華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這是墓主人吳組緗先生對自己一生情事真誠的高度概括。
季羨林曾經這樣描述他這位老友：“池塘邊上，一個戴兒童遮陽帽的老人，坐在木頭椅子上，欣賞湖光樹影。” 現在，池塘邊的木頭椅還在，只是“戴兒童遮陽帽”、“欣賞湖光樹影”的老人不見了。
吳老逝世已二十五年，“古來聖賢皆寂寞”，光陰流水，世事滄桑，對這位風骨卓然的世紀老人，舊人會記得，新一代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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