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39年秋摄于上海。资料图片
特约撰稿 葛峰
双重间谍、三重间谍在历史上较为常见，但同时为五方服务的间谍却极为罕见。中国的近代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五重特工”，他在隐蔽战线上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在黑暗中做着光明的事情，这个人就是袁殊。
新中国成立前夕，袁殊曾以中共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古董店经理、《海燕》主笔等身份，在大连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五重身份
获取了大量战略情报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8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文艺新闻》周刊，是我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的人。
1931年10月，中共情报人员潘汉年经冯雪峰等人的介绍和仔细考察，亲自吸收袁殊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党的情报系统工作。
1932年，袁殊凭借着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同乡关系，成功打入中统内部，并于次年被任命为CC系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组组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经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推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头子戴笠亲赴袁殊家中请其参加军统，从事对日工作。袁殊请示潘汉年后应允，随即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9年，汪精卫号召联合各党各派筹建新政权，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情报员和“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
1940年，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袁殊被任命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等诸多要职。
至此，袁殊兼具中共、中统、军统、日寇、汪伪情工的五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成功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系统，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身份曝光
国民党方面勃然大怒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汪伪政权的诸多职务，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军统”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中将站长。但实际上，我党已于1945年9月，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让其做好随时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后被秘密护送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所在地。
之后由于《双十协定》的签订，袁殊不得不二次转移抵达华中分局所在地——淮阴。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陈毅、饶漱石又分别宴请了他，袁殊在这里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吴克坚等人。至此，袁殊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敌营生活，担任华中分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
国民党方面直到1946年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为此勃然大怒，“抗战有功人员袁殊”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闻讯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顺利脱身跑回上海。
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以曾山的亲戚名义改姓曾——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袁殊从此改名为“曾达斋”，并以新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1946年秋，袁殊随新四军北撤山东，任华东局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同时参与破获军统潜伏组织的工作，亲自审出了主犯及秘密电台地点。此外，当时有一批被俘的日军军官滞留山东，袁殊也担任了审讯工作，并对日军的大批作战文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管理，为我军军事科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大连建功
变换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华东局通知寄住在烟台的华东局的女同志和休养员转移到大连。当时烟台和大连之间，有一艘公开悬挂苏联国旗的小客轮，可以载运一些穿便衣的同志，实际上就是大连和烟台之间我党的一条秘密交通线，黄昏时只需坐上一艘渡船离开烟台，再转登停泊在烟台外海的这艘小客轮，第二天早晨便可在大连港口登陆。
当时，本被通知要去东海军分区工作的李一氓，也因工作调整被派至大连工作。李一氓随即与袁殊、阿英等少数人全副武装通过秘密交通线转赴大连，并于次日拂晓顺抵黑石礁，一行人所带的武器由船上同志带回烟台。随后，袁殊被编入中共中央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情报部大连情报处处长冯铉的领导下工作，任中共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多次前往香港主持对港特种贸易。同时，又以多种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袁殊曾在大连经营“博古堂”古玩店。中共中央华东局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吴仲超平时就非常留意散失在社会上的各类文物，以前打仗时就曾关照警卫人员认真照顾他转战各地悉心收集来的各种文物。吴仲超来到大连后，有鉴于大连长期以来既是前清遗老、达官显贵以及日俄侨民的聚居地，又是文物古玩的集散地，尤其是大连解放之后，社会上流散大量官宦人家抛售的古董文物，交易颇为踊跃，而政府却失于管理的局面，又考虑到以前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古玩店进行革命活动，因此他立即向党组织汇报，提议在大连开办一家古玩店，一来可以此作为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联络地点，二来能够收购大量流散的文物古玩，为新中国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于是，吴仲超通过曾在苏皖边区华中建设大学任教的韩同懦的关系，利用古玩商人马泽博开设在日占大连时期的中央旅馆（后为大连东方饭店）附近的古玩店“博古堂”几间街面房子来实施这一方案和计划。1948年初，作为我党地下联络站和文物征集点双重意义的“博古堂”古玩店以崭新的面貌亮相，与以往不同的是，店内一隅还增设了茶社，作为我党探听各方消息情报的耳目。该古玩店属同利公司领导，收购文物经费也由同利公司保障，并规定只从事收购而不参与拍卖和出售事宜。经理即为袁殊，马泽博和韩同懦为副经理，工作人员共有8名。
在大连，袁殊还主办《海燕》报。《海燕》为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大连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一期创刊于1946年7月13日，但容量比较小。李一氓是位博学多才的文化人，他来连后，非常关心文化事业建设。李一氓在主持中共旅大地委财经委员会工作时，就主导创办了用以教育引导干部、指导旅大地区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的月刊杂志《经济》。
除李一氓外，当时的大连还聚集了阿英、关露等不少来自解放区的文化人。在李一氓的倡议下，精于办报办刊的袁殊接手《海燕》，全新改版的文艺副刊《海燕》随即于1948年8月面世，报纸内容涵盖了本地及国内外大事、文化教育、人物介绍和文学艺术等，，李一氓为《海燕》题写报名，并带头撰文，支持创作。袁殊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此外，袁殊充分利用他的日语特长和工作经验，不但在从事遣返日侨的过程中开展情报收集工作，还协助我医疗机构雇佣的日本药剂师安田，制造注射针剂，并介绍日本博士细川帮助我党研制生产炸药，解决前线对医药、武器的急需。
历经艰险
把一切都献给了党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相继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国务院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负责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此后袁殊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虽历经艰险，几遭不测，但他依然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26日深夜零时30分，这位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的传奇人物谢幕，终年76岁。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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