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處罰金的罪犯，服刑時怎樣才算“確有悔改表現”？其他方面表現都好，但在監獄月均消費過高對減刑影響多大？
新聞發佈會現場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10月24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湖南高院召開的新聞發佈會獲悉，該院當日出臺《關於減刑、假釋案件中財產性判項履行、執行情況的認定標準和裁判指引（試行）》（以下簡稱《裁判指引》），以提高審判質效。
遠程視頻庭審現場
“視頻再放大一點。xxx（罪犯）你抬頭，讓我看清你的臉。”10月24日上午，一場連接湖南高院與湖南省德山監獄的視頻提審中，審判長、湖南高院審監三庭副庭長李世鋒對著屏幕那頭的人說。
這場遠程視頻審理，將決定著這名因販毒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罪犯，能否減刑，以及能否按執行機關建議的減為有期徒刑22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在屏幕那邊的執行機關介紹該罪犯的服刑表現、現場的檢察人員詢問相關情況之後，李世鋒的合議庭又詢問罪犯本人包括家庭收入、個人財產及在監獄的消費等多個細節問題。半個多小時的庭審宣佈結束，審判長沒有當庭宣判。
在具體的減刑、假釋案件的審判中，李世鋒所問到的監獄的消費等細節問題都與財產執行情況掛鉤，但認定標準和裁判尺度在此之前並不明確。
24日上午，湖南高院審監三庭庭長劉東河在湖南高院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稱，該庭制定了《裁判指引》，以統一減刑、假釋案件中財產性判項履行、執行情況的認定標準和裁判尺度，進一步提高減刑、假釋案件審判質效，促進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責任履行，徹底摧毀黑惡勢力犯罪、職務犯罪等犯罪的經濟基礎。
澎湃新聞注意到，《裁判指引》共二十二條，對五個方面進行了明確。
如財產性判項履行、執行情況作為減刑假釋案件的影響因素；財產性判項履行、執行情況的認定標準；罪犯財產性判項的履行、執行能力標準；罪犯財產性判項的履行、執行情況對認定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的影響；黑惡勢力罪犯和職務犯罪罪犯在減刑、假釋時應從嚴懲處。此次新聞發佈會選取了幾起減刑典型案例。
如，2019年6月24日，執行機關對犯盜竊罪的罪犯鄧某生提出減刑一個月的建議，常德中院審理認為，鄧某生原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並處罰金20萬元，本次只履行了1000元，且獄內消費較高，不具有悔改表現，遂裁定不予減刑。
2019年7月，執行機關對販賣、運輸毒品的王某提出減刑八個月的建議。王某此前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懷化中院審理查明，王某服刑期間遵守法律法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但獄內月均消費約774元，原審法院已執行財產性判項5萬元。
懷化中院認為，王某能接受教育改造，確有一定悔改表現，可予減刑。但該罪犯獄內消費高，財產刑未全部履行完畢，且系毒品犯罪主犯，應從嚴掌握，縮短其減刑幅度，裁定減刑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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