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並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築能證明國家的出現而論，中國比蘇美爾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國後發先至。在西周時期，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飭的大一統封建制度，比歐洲早了近1800年。
接下來，中國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同樣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就實現了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直接統治和嚴密控制，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調動資源。這是同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不能夢想的。歐洲國家直到中世紀後期，才開始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的構建統一集權國家的過程。而直到17世紀達於頂峰的法國中央集權，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這樣對社會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況統一歐洲。
中國這種相對西方近2000年的領先，帶來了諸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社會面貌的“現代化”，流動性增強。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的時候，秦朝就已經從制度上廢除了貴族制度，實現了“萬民平等”，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流動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
其次是大一統帶來了比較長的和平時期。
因此，在所謂的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歷史發展卻進入了高峰期。在長期的和平下，一個王朝的經濟通常會穩定發展，因此出現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貞觀、開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詩宋詞；也留下許多雄偉的建築和工程，比如萬里長城、故宮和大運河。
中央集權制度領先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了中國和歐洲歷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國大一統郡縣制下，官僚系統極為發達。而歐洲封建體制下，自治社會傳統一直沒有中斷。
第二，中國的中央集權受到的約束很小，而後發展起來的歐洲的中央集權受到重重社會力量的約束。
中國和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國和歐洲社會面貌的不同。
第一，傳統中國社會是整齊劃一的一元化結構。比如，英國人說：“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中國在和平時代的社會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遠優於同時代的歐洲。
第二，中國傳統王朝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後的力量，用於提供公眾服務的並不多。但是歐洲的中央集權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君權又受到更多約束，君權通常不得不為經濟發展服務。因此，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政府，汲取能力也很發達，但是英國的“財政收入主要用於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轉移支付，這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三，正是因此，中國王朝出現了週期性的崩潰。
與中國君權缺乏有效約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統非常龐大，權力同樣缺乏有效監督。比如，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稅賦，官僚系統可能會額外貪汙10分。因此中國傳統王朝到中後期，總是出現汲取能力過度的問題。在皇帝窮奢極欲的同時，官僚系統更侵吞了大量財富，結果是“皇帝與官僚共享物質財富”，導致一個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積腐敗當中。因此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衝突中，沒有妥協性渠道，要解決問題，只有通過戰爭，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
但是歐洲在持續的小規模的動盪中發展，人口發展曲線比較平穩。而中國大一統王朝總是“脆斷”，崩潰所造成的週期性人口損失，要遠超過封建制的西歐。
王夫之說：從秦代之後，中國曆代皇帝“貪天位、戧人倫”，以致“盜賊、夷狄交相蹂躪中國，不知其所終”，即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交替造成社會動盪，而且這種歷史規律還找不到終結的辦法。
黃仁宇則說：“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中國在專制時代，好像皇權無限，其實大部的威權，不過矯揉造作的儀式上之裝飾，實際是對內不設防，以無數的小自耕農作抽稅的對象，財政的收入極為微薄，各種嚴刑峻法也只能有選擇性地、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執行。”
中國從秦到清的歷史表現為強烈的路徑依賴。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著一種軌跡運動，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其實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能相信一個40多歲的人，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他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態度嗎？早在秦統一六國的時候，中國就完成了“初始選擇”，一直到清朝都無法擺脫這個剛性的軌道。“早熟國家的歷史遺產不僅使後來的中國發展形成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也使其形成了不同於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路徑。”
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彙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說法，是上天所決定的，無所謂對錯。
儒家精神的強毅進取，中國人個體強大的競爭能力，在改革開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決定了它的大一統趨向。在大一統的框架下，我們應該可以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實現“系統升級”，充分激活整個社會的活力，在每個人更幸福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更強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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