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可以說在文學上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從維熙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從維熙於今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從維熙先生生前曾做過教師、記者、編輯。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風淚眼》，長篇小說《北國草》、《走向混沌》等。一九七九年他重返文壇之後，率先發表了《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十幾部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因而被文壇譽為“大牆文學”之父。
“有人願意回憶幸福，有人願意咀嚼苦難。我屬於後者，這不是自我的選擇，而是歷史的安排。中國歷史的血色真實，正是我們前行的艱難足跡。“從維熙先生在《歷史，從未這樣》這樣深情道白。
而今夜，我們想通過從維熙先生的《歷史，從未這樣》中一段“談文學與自己”的文字片段來了解他對文學的初衷，用先生的自述和對後輩的坦誠真言來回憶他的文學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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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從維熙
我個人感覺，文學創作最根本的成因還在於個人的天賦特質。當然，生活對於一個搞文學創作的人來說，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你的個體是不是這個材料，卻起著根本性的作用。我記得中國一個已經作古的美學家王朝聞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如果天在下雨，如果你是一塊吸水的海綿，水自然而然就淌到海綿的纖維裡面了，如果你的本質是一塊石板，任多大的雨從你身上流過，你對它也毫無反應。我覺得這句話說得非常到位，如果你是一粒種子，最終總會生長起來，開花，結果。在我上學的那個時期，學校裡有兩個文學創作組，多年以後，熱愛文學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熱愛文學的人，為文學魂牽夢縈的人，真正拿起筆來創作的人幾乎沒有。
比如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一棵樹掉下蘋果，觸動他的是地心吸引力，而一位文學家面對這個情況，與科學家有不同的聯想，那就是憐香惜玉和感傷人生苦短之悲愴。這與牛頓的感覺南轅北轍，完全不同。我從小理工科非常糟糕，特別是我從河北冀中農村到北京上中學的時候，進入的是當時北京的名校——北京二中，這是個以數理化為根基的學府。我受到很大的挑戰，我覺得我根本不應當是這裡面的一個學生。上代數課的時候，我偷著看當時國民黨一個作家李紫尼的小說《青青河邊草》。這是我的個人主體決定了的。
我從小就厭惡念數理化，小代數得過零分。這在二中那樣嚴格的學校裡是不行的，我當了一次降班生，應當升初二的時候升不上去，還要重讀一年初一。前些年當我在報紙上看到80後的作家、寫作了《三重門》的韓寒與我近似，曾經在上海的《新民晚報》寫過一篇文章，我說作家的主體決定你的事業走向。韓寒也是理科非常糟糕，因而個人主體決定事業的遴選。在座的同學們，你們將來有的人可能成為非常優秀的教授，或者是非常著名的評論家，也可能成為作家，但是隻要從事文學職業，都需要異常豐厚的聯想能力：從一滴水可以聯想到大海，由一線螢火可以想象到滿天的朝霞，看一片落葉，可以想到生命與青春的有限……具備這種素質的人，常常是本性使然，而非後天培養，這種素質對我們搞創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聽陳曉明教授說，你們中將來從事文學方面工作的人會很多，應當有意鍛鍊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下面，從我們最古老的文學中說說文學聯想：《詩經》的開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面說一隻斑鳩鳥在河之洲鳴叫，但後面就純屬個人的發揮、個人聯想。鳥叫本身並不說明什麼，就是鳥鳴而已，但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後面就是作者在文學上發出的兩句獨白——我們搞文學需要的就是這種東西。
再比如，我們當代的文學大師郭沫若先生在《棠棣之花》中有這麼四句詩：“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樹萬樹迎風開，花從樹上紛紛下，人從花底雙雙來。”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滿樹的桃花，勾起他的幻想，那已不是桃花了，而是一場愛情。盛開的桃花，能不能在我們的思維裡產生這麼大的張力？這種想象力是文學的最基本要素。
20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曾一度在一個大桃園勞動兩年多，歷經桃樹的剪枝，施肥，結果的全過程。一到春天桃花盛開的時候，桃花開在樹上，和樹連在一起，我就總是想：春天的風，是不能把剛開放的桃花給吹落的。郭老詩中說‘花從樹上紛紛落’確實有點反科學，顯然是郭沫若那種浪漫的想象，到了巔峰狀態，從桃花盛開想到一男一女，在桃花中穿行的甜美。
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回到北京後，有一次跟江蘇的陸文夫、南京的張弦一塊去長白山。長白山的原始森林中各種樹木非常茂盛，而且雜交林很多。那正是秋天，一片雜交林中有落葉松和白樺樹組成。我說，一棵一棵小白樺樹，像素衣素裙的少女。這是我腦子裡想到的形象。落葉松，枝葉長在樹的中腰，上面是個尖尖的樹頂，陸文夫則說像不像一艘艘海盜船？張弦乾脆把我和文夫的聯想，串聯到了一起，說這是海盜船把這批少女劫走了。我們進行的是
三位一體的文學聯想，不是僅僅出自一個人，而是三個人見景生情演繹出一個故事。這就是文學職業本能的流露。文學工作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工作呢？從我多年的創作感悟來說，我把它歸納起來，是一個讀夢、解夢、戲夢的過程。大家知道，人人都有夢，無論哪一位，童年有童年的夢，青年有青年的夢，有夢的是人，沒有夢的是木偶。可是不能忽略的基點是夢從哪裡來？夢是生活的折光，你之所以產生夢，源於生活對你的某種刺激。比如青春花季的男孩女孩，發現某個同班同學非常漂亮，某一個地方特別吸引你，你難免夜裡會做一個青春夢。但是反過來我要問，如果我夜裡經常夢見鬼神，而生活中並沒有鬼神，它從哪裡來的呢？我這樣回答：生活中雖然沒有鬼神，但是我從玄學、八卦中對它們有所領略，鬼神的傳說我從小時候就知道。我家出身地主，算是書香門第，我的父親是北洋大學理工的，我叔叔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我爺爺是滿清最末一茬秀才。外因也鑄造我的文學主體，對我起著很大的作用。記得有一天晚上，爺爺對我講了一個鬼怪故事，當我從爺爺的屋子跑到我住的屋子時，驚嚇中被高高的門檻絆倒了。所以，我夜裡做夢會夢見鬼神，儘管人世間並不存在鬼神。
因而可以這麼說：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你的任何夢想，財富夢、青春夢、職業夢，種種夢想，都是生活的折光。
以上，講的許多東西都是文學主體因素，但客體也是不能忽視的。我18歲時就開始發表作品，並不是由於我比別人聰明，追本溯源，家庭文化對我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四大名名著，來自家庭藏書，我因年紀很小，雖然有的看不太懂，但就是喜歡讀那些書。我特別喜歡詩詞歌賦一類的東西，古代詩詞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在兒童年代，有些唐詩就能倒背如流。這是天然本性的一種忘情投入。1958年我和幾個作家訪問寶島臺灣，身在臺灣的小姑姑問我：你還記得小時候你是怎麼讀書的嗎？我茫茫然不知所答。她說每到家裡客人多的時候，你就藏到偏僻的角落裡去看書。有一次快過年了，客人很多，到吃飯的時候找不到你了，最後是我在糧食缸的縫中間找到你的。至今我還記得，那天你正在看李清照的詩詞。能夠跑到缸縫去看唐詩宋詞，對於現在的少年來說，或許有些不可理喻吧，但這是是我少年苦讀時的一幅畫像。
90年代丁聰畫從維熙肖像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與杜枚《清明》詩有著直接的關係。詩中“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曾讓我神魂顛倒。一年的清明節前後，我爺爺說：“丫頭（我小名叫丫頭），你去給爺爺打壺酒去。”天下著雨，我戴著草帽，心裡非常得意。為什麼非常得意？就是因為《清明》這首詩，在我的潛意識裡活了。其實，我去打酒這條街上，根本沒有牧童，也沒有杏花村；但天地間的雨絲意境，支持我走得非常帶勁。路過一個鐵匠鋪的時候，與我同齡的孩子用童謠罵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頂著草帽了。”我氣得把草帽扔了，但不影響我的心緒，冒著細雨我走進酒館，又冒著天雨回來，到家裡雖已被淋成了“落湯雞”，我還是高高興興。這是詩詞中的意境，給我少年時代的巨大沖動——這些童年往事，可以視為推動我必然走向文學之路的誘因。
後來到了北京上學，讀書習慣沒改，但讀書逐漸離開了單一的古典文學。解放後的中國，描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作品很多，由於我的文學個性偏愛淡雅，因而我偏愛孫犁的作品。我從他的《白洋淀紀事》和《鐵木前傳》等作品中，看到了我故鄉的影子，因而青年時代我把我的小說寄往孫犁主編的報刊，也就不足為怪了。俄國作家中我崇敬屠格涅夫，他的《羅亭》《貴族之家》以及《白淨的草原》等作品中，風格和孫犁一樣，他描寫戰爭的作品中和孫犁近似。沒有金戈鐵馬，隆隆炮聲，濃煙烈火，因而我的文學定位，屠格涅夫就是中國的孫犁。我所以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的文學染色體與我非常相近，文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能產生強大的精神共鳴。
我建議同學們，在初學寫作階段，一定要先找你自己最喜歡的書讀，因為容易進入其文膽內核，也特別容易吸收其文汗營養。為什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讀以後，你再逐步擴大自己的閱讀範圍。如果我們把讀書的範圍一開始就鋪得很大，世界各國的名著全讀，把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全讀，不僅讀不過來，這樣的讀書方式也與你的文學主體背離，是一種精力上的浪費。但隨著創作的深化，世界文學的大典，是必需要讀的，因為單一風格的作家作品，只是清純的乳汁，而世界文庫則是文學營養的全部。
我的個人生活經歷，我的文學愛好，決定了我是以寫農村生活為主的作者。1954年初調到北京後，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七月雨》，1956年出版了第二本散文、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1957反右開始之前，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南河春曉》。這三部書，讓我在五十年代拿到了7800塊錢稿費。我第一次得到稿費不是用人民幣計算的，是折90斤小米。7800塊錢，那時候可是天文數字，劉紹棠可能比我更多一點，我7800，他一萬多。他花了2400元買下中南海側光明衚衕的一個三合院，院子裡面有三棵古老的大棗樹，非常雅典。那時的稿費比現在的稿費要高些，我就是靠這些稿費支撐了我1957年以後我個人和家中一老一小的困頓生活的。我勞改以後，家裡面只留下了我的老母親和我的一個兒子，生活壓力非常大。
我被劃右之後，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是完全丟失了知識分子的自尊。當時我的任務是每天趕著一輛馬車，去東郊九龍山運拉餵豬用的稀酒糟。每天早晨，我穿著破皮大衣，腰上系一根草繩，從永定門外四路通出發，直到晚上才能回來。有一天我拉著一車稀酒糟回來，走到建國大門時，正趕上迎賓車隊，警察站在建國門大街的十字路口攔住我，當時我也非常緊張，如果車在這裡突然出現毛病怎麼辦，誰知道哪國的政要要來？偏偏這時候，馬肚子下的肚帶斷了，車把立刻揚起來了，一車稀酒糟撒了一地。警察急了，說怎麼辦？問我是哪兒人？我說我駐東單北京日報的。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我是下放幹部。警察又急又氣，但又沒有辦法，好在迎賓車隊開過一地稀酒糟時，是閉著窗簾的，不然我有可能被戴上有意破壞國際聲譽的帽子。
當時正是1958年大躍進，1959大鍊鋼鐵、超英趕美的時期，浮誇風將每畝地稻產吹到13000斤之高。其實那時候我們國家正在經濟十分艱難的時候。是性格使然之故吧，我又坦言自己的心聲，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了出來——最終的結果，是被勞動教養了。名義上叫勞動教養，實際只是不跟監獄的犯人在一起吃飯睡覺，但勞動時要在一起。這樣，我又開始了另外一種更為艱苦的生活。
在此期間，我先後在延慶挖過鐵礦，在津北茶澱種過水稻，“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又被髮配到山西，在山西幹過磚窯燒磚，還在晉城一座勞改礦山，當了三年多下井挖煤的煤黑子。生活可謂是到了人生的底層。怎麼辦？沒有退路路可尋，只有勇敢面對。為了堅強自我，我偶爾回家探親的時候，選了四本書帶上。一本是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一本是傑克·倫敦《野性的呼喚》，一本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一本是高爾基的《母親》。在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堅韌地生存下來，書可以給我生存下去的提示。
第一本書，因為我是一箇中國人，這塊土地與我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帶了《可愛的中國》。我怕苦難的生活，讓我變性成為忘記黑土地的人。
第二本書，《野性的呼喚》描寫了一隻叫巴克的狗，到了蠻荒之地，它還堅持著極為善良的天性，但在慘烈的環境中，必須要為生存而拼殺，它逐漸改變了它非常馴良的習性，成為阿拉斯加狗群中的一員，最後居然成了阿拉斯加狼群的領袖。我的性格在這種環境下，天天與“人狼”在一起，必需學會生存的野性，因為監號裡什麼壞人都有，我要激勵自己的勇敢。
第三本書，雨果的《悲慘世界》裡，有個善良的教父冉阿讓，他能提示我在“狼窩裡雖然要學會狼叫，但不能沒有了人類的善良”。
第四本書，為什麼要帶高爾基的《母親》？因為我也有個苦難的母親。我四歲時，我的父親因傾向革命，就關死在了國民黨監獄；解放後我又進了班房，她的生存該有多麼艱難？因而，為了母親我也要活下去。同學們想想，要是按照今天富士康的第十幾跳來比的話，我改造了20年，那就是七千天，不是早就成鬼了嗎？沒有，這是母親給我的力量。
把書本變成生存的本領，我曾演繹出這樣一個故事：那是在北京茶澱農場，是在學習毛澤東思想最活躍的日子。有一次領導讓我編個啥節目，表揚一下何大拿。何大拿，是出了名的一個神偷，隊長說何大拿撿了五毛錢，能夠上交中隊，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果。我心中雖然有些懷疑，但還是完成了任務，寫了一段能演唱的山東琴書。
演出時非常紅火。我們監號的人都上臺了。之後，何大拿樂得忘形了，在正月十五吃餃子時，他拉我和他一塊喝酒。因同號子的人都到別屋去熱鬧了，他發酒瘋似地對我說：你知道那五毛錢怎麼撿的？我出工的時候，他走在隊伍後面，把自己的五毛錢，扔在這個地方，收工的時候，他又直到隊伍前面，將五毛錢拾了起來，交給了隊長。去了，所以將五毛錢上交了。聽他說完自導自演了這場戲的過程，我心裡特別惱火，我說你騙了多少人！我越說他，他越滿不在乎，還在土炕上唱開《西廂記》裡的鶯鶯“叫張生……”我火上來了，覺得這個人愚弄了全隊，便先給了他一拳，在他反抗過程中，我又使用蠻力，把他臭揍了一頓。原本我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怎麼能夠動拳去打他呢？這跟傑克·倫敦筆下的那條狗巴克，給我生存的力量分不開。你在狼窩裡，必須學狼叫。結果我真的把他打得鼻青臉腫。打了以後，我說你去報告隊長，讓一切真相大白。他當然不敢去。
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我有一次在王府井大街新華書店為我的長篇小說《斷橋》簽名售書，來了很多讀者，忽然間我一抬頭看到一個人很面熟，他說你不認識我了？我說你是誰啊？他說我姓何，我忽然想起來了。我腦子裡出現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本《斷橋》是不是他偷的啊？他說我要拿一本書一點問題沒有，但這本書確實是我買的。我給他簽了名，他要走，我說別走。中午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小飯館裡一起吃了麵條，喝了點啤酒。
以上就是書籍給我的生存能量。平反歸來後，我小說的風格變了，從年輕聲時的風花雪月，轉化到生活的悲愴。這是20年勞改生涯決定的。我經常想，如果這20年的生活中，我活得像浩然一樣，會成為什麼？可能會變成兩邊搖搖擺擺的一個人物，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席捲力量，是無法抗拒的。
1979年劉紹棠，鄧友梅，王蒙，從維熙（從右至左）重逢
我平反回來以後，收到胡耀邦同志給我的一封信。他信中講到的一句話，很吻合我的創作現時。他說：“沒有百丈冰，哪能有花枝俏？”並讓我轉告王蒙、劉紹棠，要努力成為歷史新時期的文學主力軍。回首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我們確實都寫了一些產生社會震動效應的作品。我個人認知，其中有些好的作品，但算不得經典——我們的作品在那個年代獲得了很多獎勵和名聲，只是能夠算作那個年代比較優秀的作品。經典的定論，不是當代任何人可以說了算的——歷史才是法官，是不是經典，是由後人拍板論定的。我記得我在《走向混沌》第一版序言裡寫過這個意思，我只是要把我所經歷的那一段歷史真實盡我的力量寫出來，我就沒有愧對歷史。
截止到2009年，我一共出版了67本書，包括五十年代那三本少作。《走向混沌》，既不宣傳，也不介紹，但是總有人買，已經印到第六版了，發行了將近百萬冊了。有個負責監考的理科教授買了一百本送給他的同事，讓我簽名。我說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寫作信條、寫作方式是：“月圓而歌”，“月殘而泣”，絕不塗鴉荒言，而把真實當成書膽。後來的作品全是悲情的東西。我60多本作品裡，唯一還能找到童年、青春影子的，就是《裸雪》，這是唯
一一部可以反映我過去的純真夢想的，除此以外大部分作品裡面都是中國歷史的血色真實，或是我們正在前行的艱難足跡。我想，我可以說在文學上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是人才，也不是庸才，但是絕不做個奴才。
《歷史，從未這樣》
著者：從維熙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本書酷似一本回憶錄，然而筆法沉重，多次力求歷史的真諦。
有的篇章懷人，包括前輩名人、著名作家，也包括一起經歷苦難的普通人。有的篇章寫景，寫域外名勝的壯美。也有的篇章哲思，對戰爭和人性、罪惡進行思考。這些文章以其深沉雄健的筆觸，充滿了對歷史悲劇的沉思，除了悲情，他又能從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努力發掘人性善，完成對人生苦難的超越。
-END-
這是我們為你準備的第1527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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