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司马迁父子写就的历史。如果没有司马迁父子对中国历史的突出个人贡献，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史；中国历史也会成为一些隐隐约约的历史断片，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完整性。
但是，作为这样一个完整记录中华文明史，为中国历史写下浓墨重彩历史的作者，其生前的经历却是坎坷而悲惨的！是中国史官的一个缩影。
春秋时期，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之妻东郭姜私通，而遭崔杼等人杀害。崔杼拥立新君而成为齐国重臣。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从夏朝开始的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成为中华文明历史的有效记录者。他们个人也为真实记录中华历史承受了许多个人荣辱、生死。
司马迁父子无疑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并为编写《史记》付出了沉重代价。司马迁遭受宫刑、忍辱负重写下《史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为收集史料，四处考察，受朝廷冷遇，留滞周南，悲愤而终。
司马迁受父之命，二十岁开始，游历江淮，“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从司马迁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江淮之行的目的，就是考察夏时期的大禹足迹，为编写《史记》作一些实地考察，了解当地传说、考察遗迹。这次考察，位于淮河岸边的涂山与禹会村，当是重点考察区域。
淮河涂山地区包含了大禹治水、禹会诸侯的历史遗迹，涂山之巅的禹王庙是祭祀大禹的主要地点。司马迁许多关于尧舜禹、夏朝的历史描述，与涂山地区的地理地貌有许多相同之处，也许和这次游历考察有着直接关系。说明司马迁此次之行是受父之命，对传说中的尧舜禹足迹进行实地考察。这些历史遗迹是司马迁心中的尧舜禹之地，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尧舜禹大洪水时期的“天下”。
司马迁游历之后，被授予太史职位，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并被派往巴蜀地区。在汉朝天子泰山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正在外地考察历史遗迹，“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那么，司马谈留滞的“周南”，究竟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司马谈为什么会留滞在“周南”，并受到朝廷的“不得与从事”的惩罚不能参加泰山封禅大典，让司马谈“故发愤且卒”？司马谈为什么会来到“周南”，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周南”始见于《诗经》，为《诗经》的开篇“国风周南”，显示了《诗经》的产生与“周南”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是《诗经》编撰者将家乡的历史信息刻录在《诗经》的有意为之。被认为是《诗经》采集者的尹吉甫，后半生都工作生活于南淮夷地区的向国，也就是淮河流域的夏河四方湖畔的古城。“皇父作都于向”（《竹书记年》）“皇父孔圣，作都于向”（《诗经》）显示了《诗经》与四方湖畔的向国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向国当属于“周南”地区。
在中国史料中，明确记录“周南”地区位置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吕氏春秋》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来历的前因后果，记录的详细而明确，就是大禹娶涂山氏女的淮河岸边的涂山。因周公在此采风当地诗歌，而称为“周南”。“周南”也成为涂山地区诗歌的称谓，也成为涂山地区的别称，是大禹在此娶妻生子，凿山导淮治理洪水之地。
因此，作为《史记》作者的司马迁父子，先后前来江淮流域的涂山“周南”地区，考察考证尧舜禹的足迹，如实撰写华夏文明的诞生地、华夏民族的发源地，是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官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司马迁父子的这种欲记录真实历史的行动，无疑得罪了位于中国西部的大汉皇帝汉武帝，将作为汉朝史官的司马谈排除在去参加泰山封禅大典之外。而这种盛典是一个史官千载难逢的机会，被皇帝排除在外是史官的终生遗憾与失落，“故发愤且卒”在远离泰山的涂山“周南”地区。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因受李陵事件的牵连，而被处以宫刑。这一事件怎么看都是一种迁怒行为，与当年对司马谈的处罚如出一辙，是对一个史官的最大羞辱。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司马迁父子欲真实记录华夏民族华夏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根本联系。于是，在《史记》中我们很难看到关于尧舜禹的实质记载，有故事而无实地；即使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去世之地，也记录为模糊的“河洛之间”，严重背离一个史官的基本笔法，这可是司马迁亲身经历的事情。对地名有着高度敏感的史官，对父亲去世之地出现如此模糊记述，完全违背常理，背后的原因让人深思。
《史记》是在司马迁去世之后，才得以问世，这中间《史记》有无被人篡改，不得而知，但司马迁的这些自述，让人深为怀疑。
从《史记》中对尧舜禹时期事迹的记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避开得罪当朝者，隐约其中的比较清楚的概念：尧舜禹时期的天下，就是经常遭受洪水侵害的“怀山襄陵”地区，即现在的涂山荆山至舜耕山淮河地区。“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这与《孟子》所述的“中国”之地情景完全吻合，大禹治水成功后“中国得而食也”。
综上所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抑郁而终的“周南”与尧舜禹时期的“天下”、孟子所述的“中国”、大禹治水之地的淮河荆涂二山、《诗经》中的“周南”是完全重叠吻合，它们都指向同一地理位置——淮河涂山地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覈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惜哉残缺，非才妄续！”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者：赵辉）
参考资料：《诗经》、《诗经》、《吕氏春秋》、《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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