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約8100字，全文閱讀大概需要12分鐘左右）

記得當年在中學歷史課上，老師講到“牛李黨爭”時，曾經形象的比喻道“這是導致內外交困的唐王朝最終墜入覆亡深淵的一腳神奇助攻”。後來又瞭解到史上著名的黨爭還有北宋和明末兩出，其間接把這兩個王朝搞完蛋的神奇程度一點都不亞於晚唐。當時就有些奇怪——這幫當官的傢伙相互勾心鬥角、出陰招、使絆子不應該是很尋常的事情嗎？為何到了晚唐才後知後覺的搞出些動靜來？

最後終於搞明白了，原來“黨爭”是士大夫們搞出來的新玩意——只有到了隋唐以後隨著科舉制的興起，士大夫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群體才逐漸產生並迅速發展壯大，然後很快就搞出一堆么蛾子，間接的把催生和養育了他們的唐王朝給搞死了——如此看來這幫傢伙內鬥拆臺的本事來得非但不晚，而且簡直是與生俱來、無師自通的，還幾乎個個都是天賦異稟。

黨爭是隨著士大夫群體的誕生才出現的，這幫傢伙個個都是內鬥小能手

在士大夫崛起之前，在中國與君權同列為統治階層的，先有貴族後有士族。前者靠血統後者靠家世，差不多都能與君權同樣享受世襲的待遇，所以小日子過得都比較爽。閒極無聊下想要玩點內鬥的把戲的話，通常也是貴族（士族）相互拉幫結夥鬥君權。不過君權從來都自以為是至高無上的，哪裡容得挑戰？所以從神話傳說時代一直到隋唐，君權一直都在咬牙切齒的跟貴族或是士族死磕——先是用暴力手段，後來發現成本太高風險太大，然後就改成封建，效果不好再改成郡縣、推恩令；等到終於把貴族搞垮了士族又冒出來了，於是繼續掐，一直掐到靈機一動搞出科舉制，再加上沒完沒了的戰亂可算把士族也弄殘廢了，結果又弄出了士大夫這個副產品。

這些亂七八糟的諸侯國，其實就是貴族領地，而且還有武裝

不過士大夫跟貴族、士族最大的區別就是沒法世襲。就像因為太監生不了兒子所以皇帝才對其信任有加一樣，沒有封地和武裝也無法世襲的士大夫對君權基本造不成什麼威脅。皇帝想幹掉他們往往就是一句話的事情，而且還有科舉制提供源源不斷的替補人選，根本不愁無人可用。而在宋太祖趙匡胤用一杯酒徹底打折了武人集團的脊樑以後，除了外患與那些不安分的“刁民”，起碼在統治階層內部已經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威脅到君權了。

所以自兩宋開始一直到明清，曾經困擾過無數前朝的權臣（包括宗室、勳貴、外戚、閹宦等）擅政篡權、地方割據獨立、武將造反作亂等源自統治階層內部與君權間的激烈鬥爭，幾乎統統不見了蹤影。

不過人一旦吃飽喝足了想法就比較多，士大夫不敢、也鬥不過皇帝，便只好內鬥。單打獨鬥不過癮，於是便拉幫結夥打群架——這便是黨爭的由來。

不過站在前臺鬥得死去活來的士大夫們，從來都不是黨爭的主角。他們就像一群木偶，躲在幕後操縱他們一舉一動的那隻手，永遠都是皇帝。

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發生在北宋的慶曆黨爭。

背景：五代時期的惡劣風氣+北宋自作孽結出的一顆惡果。

黨爭雖然是皇帝操縱的結果，但也不乏時代和制度的誘因。

五代十國是繼兩晉南北朝之後有一個混亂、分裂的時代，可以說是晚唐藩鎮割據的延續。在這70多年的時間裡，戰爭叛亂、殺戮破壞和爾虞我詐的陰謀層出不窮，傳統華夏文明所倡導和秉持的諸如忠信節義之類的價值觀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人無廉恥、氣節掃地、仁義盡喪的惡劣風氣司空見慣，帶來了極壞的影響——當然這是普遍意義上的共識，但並不是對每個個體都是如此。

殺戮、背叛、破壞僅是亂世的表象，更可怕也影響更久遠的是對人心和風氣的敗壞

比如宋太祖趙匡胤便是這樣一個亂世的受益者，否則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很難想象他可以篡國稱帝。不過當上皇帝之後情況就完全不同，因為此時的老趙或者他的繼任者很有可能又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所以趙家皇帝心裡很慌，於是趕緊拉上一大堆士大夫努力重建名教、宣揚義理。具體的辦法一個是送書洗腦，比如宋太宗趙光義就下令大量刻印《禮記·儒行篇》，所有的大臣人手一本不說，還得認真學習深刻理解；他兒子宋真宗趙恆也有樣學樣，不過他發的是《中庸》和《大學》，洗腦對象瞄準的是官員的預備隊——進士。另一種手段是修史，比如歐陽修就在皇帝擠眉弄眼的不斷示意下，在他私修的《新五代史》中將禮義廉恥提高到了“國之大防”的高度：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曾歷仕四朝十帝，這在五代十國那個亂世其實沒什麼奇怪的。而且老馮性格寬厚，有治國之能，喜歡提攜後進，在當時有“聖人”之稱，形象還是很正面的。即便是在宋初成書的《舊五代史》中也稱他“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嚴於律人，寬於待己——士大夫的德性一向如此，老馮只不過是諸多犧牲品之一罷了

可是為了迎合“聖意”和士風，歐陽修只好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更是將其稱為“奸臣之尤”——老馮的形象從此由紅轉黑，成了節操全無的典型代表，說起來也夠冤的。

不過社會風氣和思想觀念這種東西，可不是“聖意”就能強行扭轉的，弄不好還會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北宋士風便是如此。禮義廉恥說白了就是個名聲的問題，既然皇帝喜歡，士大夫自然要自我標榜、以君子自居；對於別人、尤其是看不順眼的傢伙當然要放在顯微鏡下嚴格審查，動輒斥之為小人。於是乎士大夫們一言不合或是出於意氣之爭便互相攻訐，往往還要扯上名教義理為依據，常常因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鬥得不死不休。

不過士大夫們均自稱君子，視意見不合者為小人，其結果就是在吃瓜群眾眼中，這幫傢伙的形象幾乎個個都在君子小人間不斷轉換，讓人完全分不清誰是真君子誰是真小人。越是分不清，這幫傢伙就爭得更厲害，爭到了極致就成了宋儒所倡導的理學——理學這玩意又枯燥又難懂，我瞎琢磨了很久，唯一的領悟就是信理學的才是君子，不信的統統都是可恥的小人！

這個威脅就很可怕了，所以大家乖乖的都去信，於是理學在兩宋之後橫掃天下，所向披靡。不過這一點也不耽誤同為理學信徒的士大夫們繼續自詡君子，然後指斥對方是小人。

君子小人之辯根本無解，所以士大夫們毫無心理負擔的吵了幾百年

再有就是北宋嚴重的偃武修文政策結出的惡果。

北宋立國後吸取了自晚唐以來的藩鎮割據威脅皇權的教訓，大力削奪兵權，實行文官治政。不過即便是對於像藤蔓一樣依附君權的士大夫階層，皇帝也無法放心，只好抬高臺諫機構的權力（北宋的監察機構有諫院和御史臺，簡稱臺諫）。臺諫的職責是“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宋史·卷一百六十四·志第一百一十七》），而且與前朝御史監察官吏、諫議大夫監督皇帝不同，北宋臺諫官員針對的對象幾乎只有自己的同僚。而且北宋對於臺諫監察的規定極其寬鬆，可以隨時隨意彈劾廷臣，且“許以風聞”——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可以道聽途說為理由對於官員或其治事進行指責，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而且臺諫往往被視為“清貴”之職，而且幾乎是官員晉升為宰執的必經之路，往往一紙彈章成名就可青雲直上，因此成為讓人嚮往的“肥缺”。於是臺諫官員紛紛以彈劾宰相、執政為榮，對於朝政不分青紅皂白的無不持以批評的態度——當然，這也正是皇帝想要的結果，以達到約束宰相等重臣權力的目的。不過這顯然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制度，導致朝廷重臣人人自危、束手束腳不說，還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搞得當政者事事掣肘、動輒得咎，臺（臺諫）省（三省）之間打嘴仗成了家常便飯。更重要的是，這種政治生態上的尖銳對立成為了黨爭滋生成長的豐沃土壤。

這本書差點把我看瘋，所以對於臺諫制度理解得一塌糊塗就不奇怪了，抱歉抱歉

導火索——由一場宮鬥引起的官場惡鬥。

北宋的黨爭其實在真宗朝寇準和王欽若的相互攻訐就已經開始了，不過大體還能控制在政見異同的範圍內。可是叢仁宗朝開始，事情的性質開始發生了變化。

事情源於一件極不相干的瑣事，繼而不受控制的擴大成為朝爭，再因而結怨，形成意氣之爭，最終導致了基於人事上的集團傾軋。並且這場黨爭又臭又長，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仍然餘韻未絕，這就是所謂的慶曆黨爭。

要說北宋皇室面臨的最大危機，既不是遼金西夏等外患，也不是由“三冗”問題引起的財政危機，更不是那些無聊的文官內鬥，而是……生不出兒子。

兩宋共309年、歷18帝，除了超級播種機宋徽宗趙佶大發神威生出了將近一個連的兒女以外，其他皇帝能齣兒子、還能養活三五個都屬於超水平發揮，連一個帶把的都搞不出的也比比皆是。因為生不出兒子不得不兄死弟及、或者不得不找親戚甚至旁支既宗的也不是什麼稀罕事。

皇帝生不出兒子不奇怪，但像兩宋這樣幾乎所有的皇帝生兒子都成了大難題，實在是見鬼了……

比如宋真宗趙恆就只養活了趙禎這麼一個兒子，而且因為生母李氏身份卑微，皇后劉氏又無子，所以趙禎從小就被劉氏抱養，並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氏。等到李氏病死，小心眼的劉氏可能是出於妒忌心理或是宮鬥本能，僅以宮人禮儀為其治喪，宰相呂夷簡對她進行勸諫，並前後操持使得李氏得以厚葬。後來劉氏亦死，趙禎終於得知真相，於是非常感激和信任呂夷簡。

同時，趙禎繼位之後，劉氏一直以其年幼為藉口代行軍國政務，直到劉氏病死、趙禎24歲時才得以親政。再加上在生母問題上的芥蒂以及政見不同，儘管趙禎為人寬厚和善，但也難免對劉氏有所不滿，連帶著對張耆、夏竦、陳堯佑等此前親附劉氏的大臣也“恨屋及烏”，想將他們攆出朝堂，並得到了呂夷簡的支持。

呂夷簡能力沒問題，人品不好說，不過他的幾個兒子都非常厲害

不過他的皇后郭氏卻有不同看法，卻不想由此跟呂夷簡結上了仇：

“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後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

呂夷簡的心胸不夠開闊，還很記仇，但他畢竟是個能臣，所以很快得以復相，並終於等到了報復郭皇后的機會。

當時趙禎因為寵幸尚、楊兩美人而與郭皇后產生了矛盾。有一次大老婆又跟倆小三幹了起來，趙禎前來拉架，沒想到大老婆在對可惡的小三使出龍抓手時誤傷老公，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幾道血淋淋的記號——話說郭皇后的老公可不是普通的老公，人家的身體可是“龍體”，打不得也傷不得，這回被撓出幾條大血道子，這還得了？

趙禎大怒，便想廢后。其實這也沒啥大驚小怪的，夫妻之間磕磕絆絆是常有的事，氣極之下誰沒有吼過幾嗓子“離婚”的經歷？不過呂夷簡得知此事之後藉機報復，大力攛掇趙禎廢后，這下事情就大條了。

作為第一個正式拿到“仁宗”這個廟號的皇帝，趙禎算得上名副其實

廢后可不是件小事情，甚至可以上升到動搖國本的高度——反正士大夫都是靠嘴皮子吃飯，只要他們高興啥玩意都能是“國本”。

於是早就看呂夷簡不順眼的臺諫官如右司諫范仲淹、御史中丞孔道輔等人上書反對，於是此事由宮鬥正是轉入朝政的階段。

此時趙禎廢后的決心已經不可動搖，並將反對此事的范仲淹等人全部攆出朝堂。不過這事還沒完——郭氏廢居瑤華宮期間，趙禎想起大老婆的好處又頗有悔意，這下可把跟呂夷簡一起攛掇皇帝廢后的內侍閻文應嚇壞了，生怕遭到報復。趕巧正值郭氏生病，趙禎讓閻文應去送醫送藥，結果沒幾天郭氏暴卒，這下子閻內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被剛剛還朝的范仲淹當棉花一頓猛彈，終於被流放嶺南並死於途中。

閻文應雖死，范仲淹、餘靖等人又把懷疑的目光轉向了呂夷簡，雙方互相攻訐，從此拉開了慶曆黨爭的序幕。

第一回合——範呂相攻引出“朋黨”之論，結果還是同歸於盡。

前邊說過在皇帝的操縱下，北宋的臺諫官跟宰相就是死對頭，而臺諫官的帶頭大哥范仲淹跟宰相頭子呂夷簡（北宋元豐改制之前，兩府三司可稱相者一大堆）更是新仇舊恨不斷。所以這回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連慣常所用的小弟帶頭衝鋒、大佬中樞坐鎮的套路都不顧了，範呂兩大佬直接赤膊上陣、當面死掐：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傳第七十三》）

第一回合交鋒，在後人口中與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並列為“五君子”（《梅溪集序》南宋·劉珙）的老範雖然佔據攻勢，但嘚啵嘚了半天卻全然抓不住重點，彷彿全場浪射卻徒勞無功。而老呂的防守反擊戰術玩得絕妙，“離間”與“朋黨”兩論如天外飛仙的世界波，直接鎖定了勝局。

范文正公是治世能臣，也能妙筆生花，但吵架的工夫顯然比呂夷簡差遠了

於是范仲淹被淘汰出局，還連累了隊友餘靖、尹洙和歐陽修等人一起被攆出了京城。不過當時與老範同一陣營的高若訥卻拒絕參戰，全程打醬油，這下本就一肚子火無處發洩的司諫黨變外爭為內戰，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大罵高若訥，幾乎是公然拉出了結黨並清除異己的架勢；而范仲淹在離京之時，龍圖閣學士李紘和集賢校理王質公然相送，在被人警告之後，王質竟然公然宣稱“希文（范仲淹字）賢者，得為朋黨，幸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八·景祐三年》）

臺諫官們公然結黨，雖然坐實了呂夷簡的指控，但使得士林輿論對他愈發不利。此後又有御史韓縝為了迎合宰相，以范仲淹結黨為名，奏請禁止百官越職言事。此舉雖然得到了趙禎的同意，卻是捅了文官集團馬蜂窩之舉——話說北宋不殺士大夫，輕易不以言論論罪，這麼好的外部環境呂黨竟企圖為一己私利給破壞掉，不引起公憤就有鬼了。

於是呂夷簡壓力山大，挺了一陣還是受不了了，次年只好辭相。

第二回合——歐陽修和石介的“自擺烏龍”又把老範給害慘了。

對於皇帝來說，手底下的大臣們團結一致可不是件好事，窮極無聊之下弄不好就打算鬥皇帝了；反過來太不團結也不行，成天光忙活內鬥了，誰替他治理國家？最好的情況就是大臣們有合作又有鬥爭，既耽誤不了國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必須得求助皇帝幫忙，然後在後者的協調下取得平衡——這就是帝王心術中的所謂“異論相攪”。

所以皇帝不怕大臣結黨，畢竟公然結黨總比私下搞小團伙光明正大得多，對君權來說也安全得多。不過皇帝絕對不會允許哪個團體獨大、破壞平衡，所以既然范仲淹被淘汰出局，那麼呂夷簡哪怕表現得再乖巧，相位也坐不穩當。

在皇帝看來，朋黨並不可怕，但是重臣們哪怕私下串個門都是犯忌諱的事情

既然老呂下課了，越職言事之禁自然也維持不下去，趙禎很快順水推舟予以解除。慶曆三年，他又把歐陽修、餘靖等人召回京師繼續擔任臺諫官，還因西北戰事之功盡召邊臣入京，其中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為樞密副使。不過老歐陽作為文壇領袖無人可比，但是在政治上卻始終無比幼稚，所以一高興就發揮特長作了一篇《朋黨論》——文章自然是千古名篇，政治影響就讓人無語了：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欽定四庫全書·文忠集卷十七·本論下》）

歐陽修犯了幾個錯誤——他為了給“朋黨”一詞正名站在道德的高度自詡為“君子之朋”，而將所有反對慶曆新政的政見不同者統統貶斥為小人，首開了通過人身攻擊打擊政敵的惡例，使得北宋此後的黨爭脫離了就事論事的範疇，陷入了毫無底線的泥淖之中；同時他的君子小人之說打擊面太大，將部分同情新政以及僅僅是政見有所差異的、本可以爭取的群體統統打入了小人的行列，使得新黨陷入了孤立；最過分的是雖然他自陳為朋黨，但只承認與他志同道合的朋黨，卻不允許他人之朋黨與之共存，這不但得罪了一大批人，連皇帝都沒法忍——如果讓新黨獨大，還有皇帝什麼事、還怎麼“異論相攪”？

歐陽修是典型的書生意氣，所以在官場沒少被坑，更是沒少誤傷友軍

而且因為夏竦這傢伙人品有問題，所以歐陽修、蔡襄等人對其大肆彈劾，使得老夏剛剛上任就被罷免，由杜衍取代——而後者也是新政的支持者，這就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了——夏竦就是趙禎用來平衡新黨勢力的，可現在整個朝堂烏泱泱的幾乎沒一個夠格的新黨反對者，這還能讓趙禎晚上睡個踏實覺了嗎？

結果新黨中的一些人非但沒嘚瑟夠，還自認為“群賢並進，眾邪並退”，為空前盛事。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又跳出來獻《慶曆盛德頌》，其中有“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之句，其黨同伐異之勢簡直是在歐陽修的《朋黨論》基礎上火上澆油。以至於國子監直講孫復看過後哀嘆“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聞之“頗為惶懼”，“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皆引自《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明·陳邦瞻）

果然不久以後，在趙禎的默許下，與新黨結下深仇大恨的舊黨以朋黨論和新政進展不順為由大肆攻訐范仲淹，使得後者因“謗毀叢集而倉皇求去”，再次被趕出了京城，富弼等人也相繼外出。

范仲淹的政治頭腦當然比歐陽修和石介等人強得多，比如對於趙禎朋黨之惑的解釋就不知道比那兩位“豬隊友”高明多少倍：

“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苛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八·慶曆四年》）

可惜老範就算進球如草芥，也架不住豬隊友瘋狂擺烏龍，結果只能是然並卵。

第三回合——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慶曆黨爭也進入了尾聲。

跑了范仲淹還有杜衍，於是後者被口水淹沒。就在老杜掙扎求存之際，他的女婿蘇舜欽也過了把豬隊友的癮頭——小蘇賣了公家的廢紙用於公款吃喝，結果被王拱辰揪住小辮子往死裡打，順便還貢獻了一個成語“一網打盡”：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傳第二百一十》）

杜衍的兒子不給力，本打算靠大才子女婿撐家門的，結果卻反受其害

這都一網打盡了，杜衍這條大魚自然沒得跑，只能灰溜溜的自請離京。眼看大勢已去，聰明的韓琦不等人攆自己先跑，只剩個傻乎乎的歐陽修不服氣，還企圖跟趙禎講理：

“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傳第七十八》）

結果趙禎根本不搭理他不說，還一大腳把老歐陽踹到了滁州——這倒是件好事，因為《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一大堆千古名篇從此誕生啦！

反正新政失敗了，趙禎心灰意冷之下懶得再跟臣子們扯淡。沒了皇帝的幕後操控，士大夫們就算再有內鬥的慾望，也折騰不起多少水花了。

所以說白了，黨爭不過是皇帝操控下的一場大戲罷了。

尾聲——趙禎開始混日子，黨爭也就消停了。

慶曆新政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趙禎的熱情，但對他來說最大的打擊依然是兩宋皇帝的頭號難題——生不出兒子……

尤其是在進入晚年後嗣無望以後，趙禎開始怠政，也懶得跟大臣們玩那些勾心鬥角的把戲。而沒有皇帝跟著摻和，士大夫們鬥起來也沒啥意思，於是整個世界都太平了，黨爭也沒了，一大群“名臣名相”也誕生了。

在趙禎晚年，富弼、文彥博、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參政知事）先後為相。此外還有包拯為樞密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史書稱人才鼎盛，君子滿朝而且團結友愛……嗯，這回終於沒有小人了，或者大家都不說別人是小人了。

王安石變法後，富弼、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均與前者決裂，彼此攻訐不休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北宋在外戰中屢戰屢敗，國內民變四起，朝中吏治敗壞，因“三冗”引發的危機幾乎導致財政破產，“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零九》）北宋王朝幾乎完蛋。

於是宋神宗不得不啟用王安石主持變法——這麼一折騰起來以後，慶曆年間朝堂中“君子遍地走，小人多如狗”的熱鬧局面再度上演，新的一輪毫無底線和節操的黨爭也拉開了大幕，一直爭吵到北宋亡國了，這些破事也沒掰扯明白。

當然這跟本文就沒啥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