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會有紛爭，何況一個諾大的國家。朋黨之爭在各個朝代都有存在，只是影響效果有所不同，多數以文人為主。
為什麼說是以文人為主？
如果是武官，雙方不服，要爭個輸贏，那麼就出來幹一架，誰勝誰負一目瞭然。文官就不同了，要是意見不合，各抒己見，明爭暗鬥，一時半會也分不出個輸贏，就出現了持久的“朋黨之爭”。
當然，適當的鬥爭還是有益的，如果過度了，就成了國家的內耗，其中北宋的“朋黨之爭”尤為嚴重，可以成為反面教材，當以警示。
北宋，就是一個突出強調“文人治國”的朝代。
因為宋太祖趙匡胤是從“陳橋兵變”開始，“黃袍加身”開創北宋王朝，從而深知武官的厲害。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在他的身上重演，來了一場“杯酒釋兵權”，至此確立了“文人治國”的政治路線。
宋太祖趙匡胤推行的“文人治國”方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陳橋兵變”的事件再次上演，但是他可能沒有預估到文官集團愈演愈烈的“朋黨之爭”對國家有多麼大的損害。
北宋初期，文官們尚沒有形成牢固而明確的集團劃分，“朋黨之爭”對新成立的北宋王朝還構不成威脅。
隨著“文人治國”路線的持續推進，使北宋時期的文官權力不斷上升，為了鞏固取得的既得利益，便開始拉攏人脈：
同一年考取進士的官員會以“同年會”的形式維繫同窗之誼；
已經升官發財的，會在考取功名的新人當中尋找苗子，培養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隨者，使自己在官場上處於不敗之地。
文官的利益集團就這麼慢慢形成。
到宋真宗時期，文官集團的權力已經讓皇帝越來越忌憚，為了牢牢的控制自己手中的權利，推行了“異論相攪”的政策。
其意圖是讓大臣們相互爭鬥，從而互相制約，強化自己手中的權力。這就等於鼓勵了文官集團進行“朋黨之爭”。
到了宋仁宗時期，以大官僚集團為基礎所形成的“朋黨”之爭日趨激烈。這些“朋黨”實際上就是圍繞個人私利而組成的利益團體。
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朋黨”之間相互詆譭、互相陷害，使北宋時期的官吏在處理問題方面毫無道義可言。
不但擾亂了官場秩序，甚至導致當時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停滯狀態，並使國家逐漸走向衰亡。
到了宋神宗時期，“朋黨”之爭已經完全形成了一種以黨派之間相互壓榨的利益鬥爭。有些人就會打著維護新法令政策的旗號，與舊黨形成鮮明的對立。舊黨也會在各種言論和行為方面針對新黨派。
每個人都在尋找政治靠山，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並通過各種手段打壓其他黨派，形成了人人自危和各黨派爭權的混亂局面，還使得優秀人才無法為國家所用。
這樣的鬥爭內耗，已經沒有人憂國憂民，為國家發展獻計獻策，各種改革政策朝令夕改，不僅耽誤了農業生產，同時也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對北宋的政治、經濟、生產、生活，都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深陷黨派之爭的官員們已經鬥紅了眼，無暇顧及經濟發展，使當時的國家局面極度混亂。
這種黨派爭鬥發展到後期，官員們就不再以國家大局為重，考慮誰為國家出力更多，而演變成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恩怨爭鬥，嚴重影響到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最終使北宋成為朝中無人可用、軍中無將領兵。當外敵入侵，北宋王朝除了滅亡，還是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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