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總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歸結到“主昏臣庸”上面，認為明朝末期的皇帝昏庸，奸臣當道，比如萬曆皇帝，幾十年不理朝政；還有大太監魏忠賢獨攬朝政，弄得是民不聊生，人心惶惶。最後致使國內農民起義接連爆發，終於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當然了，我們並不否認這些，但明朝的滅亡，也不僅僅只侷限於在所謂的“主昏臣庸”上面，實際上在這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比如明朝末期的“黨爭”問題就是其中的典型。那麼，什麼是“黨爭”呢？
明朝疆域
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中國傳統語境中的“黨”，跟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是不一樣的。前者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和紀律，是一種因為政見、利益和派別相近，甚至是籍貫相同，而結合在一起“特殊團體”，在古代時也稱為“黨派”。
簡而言之，這就是一群“幫親不幫理”的傢伙。而不同的派別常常就會相互攻擊和抵制，從而形成我們所說的“黨爭”。不過這種黨爭在大多數情況所起到的，並非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黨相互制衡和監督的作用，更多時候則屬於一種毫無意義的意氣之爭。比如某一派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於是另外一派就會開始在皇帝耳邊說其壞話。如此一來的話，必然會產生很大的內耗，這對於國家本身來說並無半點好處！
如果朝廷“黨爭”問題嚴重，那麼國家必然動盪不安，甚至還會有亡國的危險。這一點在明朝末期就有很好的體現
明朝末期的黨爭起源於17世紀初期。
公元1604年，江南學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曾經的講學舊址上修建了“東林書院”，而這便是“東林黨人”的起源。當時的東林黨人主張將“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並同時開放地方政權，革新吏治！
此外，在經濟上，東林黨人還提出了“惠商恤民、反對礦稅”等一系列較為先進的主張。實事求是地說，東林黨人當時所提出來的這些意見還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因此有學者還將其稱之為是“明代中國的啟蒙運動”。然而歷史證明，東林黨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失敗的。為何這麼說呢？
東林書院
我們知道，東林黨人正式進入朝堂參與朝政是在萬曆後期，到了天啟年間，其勢力大增，當時東林黨的主要對手就是以大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
當時閹黨勾結權貴，勢力很大，同時還實行了各項苛捐雜稅，跟東林黨的主張幾乎完全相反。既然政見不合，那麼必然會產生對抗。天啟年間，魏忠賢得勢，閹黨勢力隨之劇增，於是便開始殘害東林黨人，甚至連他們的書院（東林書院）都給拆了。
魏忠賢此舉不僅沒有徹底擊垮東林黨人，反而還促使江蘇、安徽等地的士大夫和底層文人對東林黨人主張的支持。隨後在公元1624年，江南的幾個大社團開始合併，成立了“應社”，以張溥和周鍾為首的文人集團。此後不久，應社又改名為“復社”，正式成為了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團體，甚至還素有“小東林”之稱。
魏忠賢——劇照
公元1627年，崇禎皇帝繼位，很快就將魏忠賢給除掉了，而閹黨也就隨之垮臺。因為在崇禎皇帝看來，這天下的弊病其根源就是閹黨，只要除掉了閹黨，然後重用之前與閹黨敵對的東林黨之類的文人清流，那麼不日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
俗話說“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崇禎皇帝與復社人員接觸一段時間後發現，這些人極難駕馭，又沒有他所想得那樣純潔無私，他們同樣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簡言之，一樣靠不住。因此從公元1643年以後，崇禎皇帝就不再考慮用哪一派了，而是通過不斷換人的方式來防止朝廷的這些黨派做大。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崇禎十七年的時候，僅入閣者就多達五十餘人，而這其中還有四人被處死。熟悉明朝內閣政治的人都知道，頻繁更換內閣大臣，根本無法保證政策的連貫性。甚至還會造成內閣大臣的恐慌，因為很可能今天入閣，明天就被斬首示眾了。在這樣充滿危機和緊張感的環境下工作，試問又有多少人能踏踏實實做事呢？其大多都是來混日子的罷了！
崇禎帝
於是，此時的明朝廷便陷入到了分裂和極度低效運轉的艱難處境之中。雖然最終造成這一局面並不能完全歸結到東林黨和復社身上，但是他們一切以黨派出發的思維方式，確確實實起到了很大的負面作用，而且這也極大消解了他們思想上的進步性。
黨爭問題造成朝廷的“分裂”，其對於國事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比如在李自成向北京進軍的時候，崇禎帝本來是想南遷，在南京組建臨時中央政府，並重組軍隊，延續明朝的國祚。不過崇禎又不好將此事提出來，於是在公元1644年3月6日的時候，崇禎就暗示翰林學士李明睿等人，讓其提議皇帝南遷，太子留守京師。
本來計劃得好好的，結果北方籍的大臣們留戀北方的家產，同時又擔心等到了南京之後，自己的權勢又會被南方大臣給奪去，於是便極力反對皇帝南遷！崇禎帝無奈，只好將南遷之議作廢。
同年4月初，崇禎再次提出南遷，但大臣們仍然沒有同意，不過卻同意讓太子南遷，皇帝和北方籍大臣留守京師。對於崇禎本人來說，他當然是不願意留下的，因為一旦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那麼自己很可能就性命不保。即便有幸逃出，但皇帝之位就與自己沒有半毛錢關係了，而這一點在明朝是有著先例的，當年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被俘，明朝為了穩定局勢便立了英宗之弟朱祁鈺為帝，即後來的明景帝。
崇禎帝——劇照
因此崇禎帝當然不能同意讓太子南遷，不過他又不好明說，於是索性將南遷提議全部廢除，甚至還批評提議者說：“遷者欲使朕抱頭鼠竄耶？”簡言之就是，你們這些說南遷的人，是想讓我抱頭鼠竄沒面子嗎？皇帝既然都這樣說了，那大臣們也就只能沉默不語了。
而後來的故事我們也就很清楚了，皇帝和太子一個也沒走成，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後，崇禎帝便只得自縊於煤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崇禎死後，黨爭問題並沒有宣告結束，繼續波及到了南明政權。其中史可法等有才之士遭到排擠，就是黨爭餘波最好的體現，而這也給了清軍提供了征服南京的絕好機會。
由於黨爭，明朝的殘餘力量根本無法形成合作抵抗清軍，因此等到南明福王政權覆滅之後，其他幾個稱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給滅了！而直到明王朝徹底滅亡之後，黨爭問題才正式宣告結束。
綜上所述，便是我們對明朝末年時期的黨爭問題做的一個簡單敘述了。總的來說，這些以朋黨利益和個人名譽為第一追求的黨派人員，他們根本不會顧及到國家更高層面的利益，他們往往只要佔領道德的制高點，就能排斥一切自己看不慣的人和事，而想要他們著手於國家大事，提出具體可行之意見，基本上是不太現實的。
就比如我們前文所說到的遷都一事，這明明就是務實可行的策略，但是隻要一跟道德掛上鉤，誰提議遷都誰就是懦夫，膽小鬼，而這就是典型的黨爭思維。因此在這種環境下，當然是不可能產生利國利民的真知灼見的，因為這些人都在忙著表姿態，看看誰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那個人！
而一個國家如果長期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那麼不走向滅亡，還真說不過去！
參考文獻：《明史》、《洪業·清朝開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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