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戚继光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和军事家，他战功赫赫，彪炳史册，这与他强大的军事领导力密切相关。何谓领导力？在作者看来，首先要具备自我领导的能力，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和执行力；对组织所处的状态、环境要有正确的把握和判断；对管辖范围内的组织要进行有效的管理，使之高效运营；同时要善于识人用人、领导别人，能凝聚人心。确切的说，领导力是一组技能。

戚继光在军事领导力的表现为：能够严格自律，实现自我领导；在战场上能认清军事形势，知己知彼，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军事条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领导军队以最小代价实现军事目标，提高军队战斗力；使自己的能力能够复制，影响身边人和下属，形成合力。本文将从戚继光抗倭入手，细说其军事领导力，为读者解读出一个深刻立体的戚大将军。

自我领导：严格自律，善于学习

戚继光在十七岁时袭父职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但是他并没有甘于安逸，享受祖辈给自己带来的恩荫，而是严格自律、积极学习。首先，他熟读我国传统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太白阴经》等。众所周知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首诗，就是戚继光在批读兵书时所写。其次，他勤练武艺，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其射箭和枪法，在明朝军中首屈一指。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戚继光赴京参加会试时，正赶上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进犯京师，这年的武状元的选拔被取消。当时戚继光上疏奏陈守御方略，并临时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积极参与防虏事宜。之后，他不断学习武学知识，完善自我。随着职务的升迁，戚继光并没有放弃学习，反而更加注意学习他人之长处、领略兵法阵法之精妙。

戚继光和俞大猷共同抗倭，彼此熟知后，就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当时俞大猷的棍法独步天下，戚继光虚心向他学习，并把棍法传授给自己的士兵，加强棍法的实战性。戚继光还善于创新制造武器。鸳鸯阵中的狼筅就是戚继光根据矿工采矿时用的长杆改良而来。除此之外，戚继光抗倭组建水师的时候还改良了火炮，将其安装在船上，取名为虎蹲炮。虎蹲炮曾经给倭寇以重创。

戚继光对新式武器的学习精神比同时代人都要强烈，这为他能够领导明军取得胜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戚继光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民族英雄、军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戚继光在年轻时就赋诗明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展现了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有志青年的磊落胸襟。

即使是晚年受张居正的牵连而被罢职归乡，戚继光也仍念念不忘戎马生涯和报国志向。在回老家山东的路上，经过梅岭时，戚继光赋诗一首《入梅岭》，最后一句为“依稀已觉黄粱熟，却把梅关当玉关”，令人不由得从心中敬佩他的爱国之情。明确益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正是因为这种严格自律、不断学习的精神，才使得戚继光打胜仗无数、一生辉煌，成为明代的战神。

判断形势：知己知彼，精准判断

戚继光精通《孙子兵法》，但又不囿于兵法内容，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斗力，戚继光是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理性而精准的判断。在浙江开始抗倭时，戚继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第一次与倭寇交手是在龙山所，当时的对战形势是明军四千人，倭寇八百人。本来，按照戚继光的计划，是用四千人围歼八百人，力求全部消灭倭寇，这符合他“

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的思想。

但奈何当时明军战斗力极差，硬是把伏击战打成了追击战，把优势打成了劣势。战后，戚继光认真进行了反思总结，既认识到了明军战斗力弱的原因，也看到了倭寇战斗力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想到了御敌之策。他一再要求直浙总督胡宗宪准许自己选兵、练兵，招募组建新的军队，同时改造创新新式武器，以抵消倭寇的优势。

倭寇有三大优势：一是他们的主体是武士和浪人，以杀人和劫掠为生，本身就有好的身体和功夫基础。对付这些倭寇，必须选用身体好、有勇气、有一定功夫基础的人与之对抗。二是倭寇使用的是倭刀，长且锋利，明军使用的腰刀、长枪根本不能与之抗衡。因此，戚继光创造了新式武器狼筅，专门对付倭寇，同时改良了长枪，以占据武器优势。三是倭寇在进攻时惯用蝴蝶阵、长蛇阵，临阵时，以吹海螺挥扇为号，阵首和阵尾的功夫最强。

戚继光在练兵过程中，改造了唐顺之的鸳鸯阵法，结合自己创造的兵器狼筅，组成了十二人的鸳鸯阵。这种阵法，符合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适合与倭寇小规模的巷战，而且能变阵，或两仪阵，或三才阵。其核心实际上是临战状态下的以多胜少，只要一面对面肉搏，这种战阵就会形成两个或三个打一个的状态，再配以藤牌、标枪和队友的支援，会对敌人的有生力量产生重创。

正是因为戚继光的知己知彼、理性分析，才琢磨出来战胜倭寇的战术和办法，故而，他领导的戚家军一投入战场，便战无不胜、连克倭寇。

领导业务：指挥若定，正确决策

戚继光作为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在战场上可谓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对战斗节奏的把握出神入化、精准无比。戚继光在浙江战场上接连胜利，威名远扬，使得倭寇不敢在浙江、江苏一带抢掠，转而扑向福建，使得福建抗倭形势严峻。福建巡抚游震得向嘉靖皇帝借用戚继光获批，于是戚继光来到了福建抗倭的前线。他打的第一场硬仗，就是直攻倭寇的老巢——横屿。

横屿是离陆地只有五里的一个海岛，涨潮时与陆地隔海相望，退潮时与陆地只隔着淤泥海滩，而且只有一个半时辰的时间，所以易守难攻，福建的明军几次进攻都失利了。有人主张戚继光将入闽第一战放在别的地方，但是戚继光却认为，擒贼先擒王，要打就打最凶悍的倭寇。于是，戚继光对作战步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就这样，经过三个时辰的激战，戚家军大发神威，彻底打败了盘踞海岛上的倭寇，共斩首两千六百余，解救了四千余名百姓。

战场上的指挥若定、稳操胜券得益于平时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纪律。在练兵方面，戚继光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方法，体现了一个杰出军事家在练兵方面的领导能力。如,在体能训练上，戚继光要求“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在军事技能方面，士兵使用的每一种武器都有技术考核和要求。即使是集体军训进行场操，戚继光的要求也和别的将领不一样。

别人的场操是集体练几下花拳绣腿、喊几声口号，戚继光则要求士兵练站姿、正步走、持物静止等，而且要求的时间长。这既训练了士兵的耐力，也培养了士兵的协作意识，戚家军的凝聚力、执行力由此而来。据《明史》记载，戚继光守蓟镇时要求带戚家军三千人到长城一线防守，以做边军之榜样，“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戚家军的执行力、忍耐力，军令的严肃性均使边军大为震动，方知戚家军纪律的严明，戚继光军事领导业务的精湛。

领导他人：选兵练兵，爱兵如子

戚继光是军事家，在领导他人、获得他人支持上亦有过人之处。领导他人必须先识人，戚继光在组建戚家军时确实费了一番思考。他在义乌选兵时提出了一些选用的条件，可以总结为“四用七不用”：凡选兵之法，市井游猾之人不可用，花枪花刀之艺不可用，年逾四十者不可用，偏见执拗者不可用，好为高论者不可用，面白胆小者不可用，衙门积年放刁玩法之人不可用；当取膂力强壮、肉实筋粗，目有精神、貌类朴实，身体便捷、手足舒长，知畏官府、稍有福气而年又在三十上下者方可用也

。

即使是这样，戚继光在练兵上也不敢马虎，场操、武艺、体能、技能、阵法一样不少，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最后终于练就了威名远扬的戚家军。就军事领导力而言，戚继光在练兵上异于其他人的是做思想工作。戚继光善于训话，与士兵谈心，他的兵书《纪效新书》里记载了大量的讲话内容。为何要做思想工作？因为他要解决士兵思想中的两点疑惑：为什么有战争和为谁而战的问题。

在《纪效新书》中，他多次提到抗击倭寇是为了“保障生民，捍御内地”，即保家卫国、捍卫和平。这就让士兵明白了战争的正义性，可以激发其保家卫国的斗志和勇气。理顺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为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而战，为自己身边的父老乡亲而战，也为自己而战。思想上的提高，使得戚家军士兵在战场杀敌时有激情、有动力又有理性，戚家军的战斗力、凝聚力自然就强。

戚继光在练兵时纪律非常严格，可谓苛刻，但是在平时带兵时，又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共同冲锋陷阵。他认为，将军和士兵犹如身体一样是一个整体，“夫将者，腹心也；兵者，手足也”。故而，他的部下武将和士兵对他非常敬佩和爱戴，乐于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抗倭行动。他珍惜士兵生命，才要求士兵苦练本领，才在战前进行周密部署，唯恐遗漏什么。他要求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同时保证自己的生存。

戚继光在台州九战九捷，整个台州战役打下来，历时一个月，斩杀倭寇近六千人，而戚家军仅付出了二十人的阵亡代价。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戚继光在领导他人方面，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选兵练兵时的严格要求，管理士兵时的爱兵如子，均体现出其强大的军事领导力。戚继光在取得台州大捷后，胡宗宪大为惊喜，亲自撰写向朝廷表奏戚继光平倭大功的公文，其内容可作为戚继光军事领导力的集中表现。

胡宗宪表奏戚继光平倭的公文

台金严参将戚某，身经百战，勇冠三军。持廉秉公而士心咸服，令行禁止而军容整齐。执锐披坚，见贼则轻身先进；绝甘同苦，遇士则推腹不疑。白水能以寡而敌多，黎庶免荼毒之苦；花街乃以全而取胜，城隅获安堵之休。随旌旗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东浙实资其保障。功当首论，破格优录，以风诸将也。

结语

综上所述，戚继光的军事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在领导自我方面，严格自律，善于学习，有益世的价值观和执行力；在判断形势方面，对当时所处环境、战争趋势有精准的把握和判断，做到了知己知彼；在领导业务方面，对戚家军进行有效管理，指挥若定，正确决策，使之战斗力超强，所向无敌；在领导他人方面，选兵练兵，善于识人用人，能凝聚人心，带动人才发展。由此可见，戚继光不愧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

参考文献

戚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中华书局，2003年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6，中华书局，2001年

张廷玉，《明史》，卷212，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