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丸到上海

锁国体制下日本隔绝世界，到19世纪，欧洲列强强迫日本开关，列强经营中日转运贸易，获利甚多，日本自然眼馋，终于于1862年派出“千岁丸”试图开辟上海航路。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看看东亚大哥中国应对洋人的措施，结果让人大掉眼镜，天朝上国不仅没有表现出强国气势，还对洋夷低三下四，这自然加剧日本对中国的轻视。“千岁丸”船上有很多未来的人才，如高山晋作、五代友厚。高山晋作创立奇兵队在攘夷战争中大显神威；五代友厚则是明治时代最大资本家之一，与政府保持联系，是名副其实的“政商”。他们未来的成就必然与上海一行受到的刺激有关联

五代友厚

一、锁国令下的日本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试图弥补前代战争创伤。家康死，二代将军秀忠以及秀忠的后继者逐渐推行锁国禁教令，1633年至1639年（宽永十年至十六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确立锁国体制，禁止日本人出国，并严格限制外国人来日。

德川秀忠

锁国体制下，幕府特许中国、朝鲜、荷兰三国来日贸易。李鸿章19世纪70年代还论及对日贸易：“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通事。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日本给来日贸易商人的条件就是商人必须口报外面世界发生的事，由长崎官吏写成“风说书”，上交幕府，以便幕府内部传阅，了解外面世界。所以，锁国之下的日本虽然封闭，但不是聋子瞎子，仍能了解外边世界。

与中国商人大规模入日不同，日本人则完全没有前往中国的机会。这是一种奇怪的贸易，大庭條说：“这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物产完全由中国人传入日本，与以前日本人去中国学习汉文化、还回物产交流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奇怪贸易至19世纪终于随着列强的到来改变了，其开端就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官方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此后，日本对华贸易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输出。

二、千岁丸上海之行前奏

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因为列强的要求，日本被迫开国。日本相继与列强签了通商条约，但日本与最大的邻居、自古以来最大的贸易对象中国却没有建立直接商贸关系。中日贸易被荷兰、英国的中转贸易所垄断，荷、英借中转贸易得利数十倍。五十年代，幕府、各藩出于“稍分洋商之利”的目的，认为必须直通清朝，才能抗衡西洋的垄断。

1861年5月，幕府官吏小栗忠顺、冈部长常建议派往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又因为“长毛贼”（太平天国）围攻上海，商业环境恶化，所以官船有三个任务，一是调查中国实际情况，二是商品采买，三是和中国官宪研究清日商约问题。但是建议在幕府内部议论时，幕府的慎重派占了上风，一时间提议要被作废。关键时刻，主政的老中安藤信睦采取了明智的决策，坚持派出官船，从而给了日本直观中国的机会。

19世纪的上海

方案既定就要落实，首先就是选派船只，因荷兰商船租金太贵，幕府认为购买洋船更为划算，遂以日本银三万两买了英国船只“亚·米斯特斯号”，当时负责交易的是长崎奉行（长崎市长）高桥美作守，高桥取“可用千年”（胜海舟《海军历史·二十三卷》）之意命名“千岁丸”。

历史上的千岁丸

三、“千岁丸”的任务

“千岁丸”上海之行，直接任务自然是开展对华贸易，名仓予何人著《海外日录》：“此举意在恢复宽永以前之朱印状船贸易”。高杉晋作《航海日录》：“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但这只是下级官吏的看法，从幕府高层来看，“千岁丸”的重要任务是调查，交易货物尚在其次。

旧上海

重调查是因为，第一、上海是列强远东据点，经过二十多年的列强发展，上海已作为远东著名的近代化城市而闻名。已被列强开国的日本，一方面学习欧美，一方面把上海看做欧洲在亚洲的缩影，希望近水楼台观摩西洋文明。第二、清政府因南方之乱焦头烂额，日本一直很关注太平天国，日本民间把太平天国起义看做是大盐平八郎起义的翻版（1837年日本的城市贫民暴动），日本民间甚至把洪秀全描绘成大盐平八郎义子格之助的转世。官方则想近距离观察太平战事，并趁机调查清军的战斗能力。第三则是调查社会，包括观察中国应对西洋人的办法；日本与中国展开贸易必须弄清的细节；朝鲜、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联系日本人对太平战事中清军战斗力的关心，可见此时日本已经为吞琉球、灭朝鲜、侵中华做准备了）。总之，日本想以上海为一点，全面了解清朝，并学习清朝对西洋的外交。

千岁丸模型

四、“千岁丸”在上海

“千岁丸”由英国船长驾驶，船上共英国人15名，荷兰人1名，日本人51名。这51名日本人由幕府使节团、各藩藩士、医生、商人、仆从、水手组成。整艘船只共计67人。日方最高负责任是调役并（官职名）沼间平六郎，而“千岁丸”的调查任务则由深川长右卫门负责。

1862年6月13日上午日本一行到达上海，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船员中一名叫纳富介次郎的佐贺藩士称：“幸运的是，上海是边境，离贼远，所以从各地来避难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是书生，他们听说皇邦与诸洋人不同，崇圣教，文字明晰，有不少人乐于来访，诗话笔语，交流感情，我从中了解了不少事情。”（《上海杂记》）可见此时中国人还视日本人为同文同教（儒家）的东亚伙伴，语言虽有障碍，但文字皆为汉字，中日之间尚可笔谈。笔谈是来华日本人信息来源的主要途径。

动漫中的高杉与历史上的高杉

在上海，日本人见到国中之国租界给中国主权的严重危害。在中国鸦片公开贩卖、畅销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困难，不仅是身体上、精神上，更是使中国财富的外流，所以此后日本十分警惕鸦片。日本人还见到了洋人的横行霸道，看见大清的衰弱无能，洋人在中国趾高气昂欺压百姓，大清官吏不敢言语，这深深刺激了同病相怜的日本人。他们还见到大清军队的无能，大清军队竟然请洋师“助剿”太平军，这无疑加深了他们对清朝的轻视。但同时他们也见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列强租界，按照欧洲标准建设、管理，其效率远非华人区可比。

高山晋作

此次来华日本人多留有在华游记，纵观其游记，少有吟诵风花雪月，多为上海实态及社会反思，其中高山晋作的《游清五录》最具代表性，“随便取笔，务记实事，不敢用意于文字，唯要，使真知己知幕府支那之行始末，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一句“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道出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怀揣救国心思，为日本出路苦思冥想，以他国为鉴，改革日本，救亡图存，也可为以后出访西洋各国做先导。此次访华归国，许多人成了日本栋梁，如高山晋作、五代友厚、中牟田仓之助（回国后官至海军军令部长，甲午战争时期，被强硬的主战派桦山资纪取代）。

文史君说

江户自锁国体制确立，严禁日本人出国。即使是开国之后，日本人仍不能自由出国，吉田松阴就因1854年偷渡美国失败，被幕府抓捕入狱，可见幕末出国不易。所以1862年上海一行吸引了很多有志之士。上海停留两个月，这些志士如饥似渴的学习、探索。中西汇聚的上海给他们提供了西来的文明、社会的样态，他们奋笔疾书留下了浩瀚的文字，展现出幕末志士以清为鉴，寻求日本发展之路的心迹。

参考文献

1.《千岁丸上海行—日本1862年的中国观察》，冯天瑜，商务印书馆2001

2.《1862年“千岁丸”，使团对中国的观察》，赵倩，辽宁大学2015硕士毕业论文

3.《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印象》，横山宏章，《档案与史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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