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有關於教育的焦慮每天都在不同的家庭上演，孩子如何難教，孩子如何叛逆，教育成本如何的高，諸如此類的信息在整個社交媒體中隨處可見，這也給這個國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記神助攻。
有大量的研究數據表明，一個家庭中，母親越是嘮叨，越是囉嗦，孩子在青春期叛逆的可能性就越高。
造成這一現場的主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嘮叨會讓孩子即使知道一件事是對的，他也不會去做，父母的嘮叨會使得孩子自尊心受挫，會很煩，故意和父母對著幹。
與之相同的，當一個家庭中，父親越是打孩子，孩子日後學壞的概率就越大，越容易抽菸、上網、鬥毆甚至是吸毒。
不過，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和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合著的《愛、金錢和孩子》一書則告訴我們，育兒焦慮其實是一個全球化現象。除了北歐等幾個國家，大部分我們所熟知的“知名國家”，都存在類似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並不例外。
一、專斷型、放養型和權威型
縱觀整個人類發展史，家長並不是一直沒有改變。過去也好，將來也好，人類誰會對於長輩的定義都是“愛孩子的”，但具體到歷朝歷代的不同時期、不同層級乃至不同的文化，就會發現母愛父愛的方式和做法，有著天壤之別。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援引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鮑姆林德提出的三種教養方式，即專斷型、放任型和權威型。對於包括中國父母在內的全球父母來說，總體上都可以歸結為上述三種教養方式中的一種或兩種結合體。
專斷型教養方式值得是父母要求孩子一定要服從自己，並且也能夠對孩子進行控制，這類家長控制慾強，喜歡把自己的理念強加到孩子身上，並美其名曰，這是為孩子好，希望孩子從小到大都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規劃來走。
在很多時候，專斷型父母會使用體罰的手段來約束孩子的行為。當然，他們不是“虐童愛好者”，專斷型父母只是通過暴力施威來建立孩子的規則意識，並相信自己是在幫助孩子獲得更好的未來。在很多時候，專斷型父母也會表現得非常慈愛和深情。
在當今社會，中國存在著大量的專斷型父母，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仍然會陷入這個誤區，都信奉“不打不成器”的古老育兒準則。
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也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父母開始調整自己的育兒方式，在接下來，我會繼續提到。
放任型教養方式指的是父母遵循孩子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給與孩子自由，在孩子達到初中高中甚至更小的時候，給與孩子自主決策的權力。
這類家長的表現是遵循一本名叫《不管教的勇氣》的教育理念，即與孩子建立平等的關係，不輕易的批評和表揚孩子，讓孩子從小更加自立，擁有獨立判斷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如何判斷一個孩子是否獨立？我們會發現，在21世紀的今天，有許多七八十歲的老人他依然沒有獨立，他在思想上依然是個孩子。
這其中判斷是否獨立主要的依據其實有三點，第一是孩子能否獨立自主的做出選擇，孩子擁有自主選擇的標準，並且願意去承擔後果。
打個比方，一個初中生跑回家跟媽媽說，今天晚上我要去參加一個同學聚會，媽媽回答：這種事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那一刻那個孩子突然覺得我自己決定就好了，我今晚不回家啊，我要去和同學玩，居然要我自己決定，那一刻給孩子帶來的感覺就是成長，突然意識到自己為自己做出選擇做出決定。
第二要獨立判斷價值，在是否做一件事之前，他不會被別人所決定，他不會因為別人的觀點而改變自己是否去做一件事，大家都認同，都說好他才做，如果大家都說不好，那他就不做，孩子如果不能在一件事做到有自己的主觀思想，和判斷價值的能力，在乎做這件事之後自己是否丟臉，那也算不上自立
第三則是過於的以自我為中心，這類人往往會覺得，別人幫他是應該的，全世界就應該圍著自己轉，孩子必須意識到，別人沒有義務幫自己，父母也沒有義務幫自己。
在全世界範圍內，這種《不管教的勇氣》教養方式的流行範圍很狹小。因為有許許多多的家長覺得，自己的孩子還沒長大，他還不具備獨立決策的能力，即便鄰居家的孩子從小自立自強，他仍然認為是自己的孩子與對方存在著個體差異，而不願意承認是自己的教育出了問題。
在中國，符合這一教養方式的做法叫作“快樂教育”，不過“快樂教育”的名聲並不好，因為激烈的教育競爭令父母壓力山大，對孩子的放任很可能意味著父母不夠負責。
權威型教養則是將上述兩種教育方式進行一個折中的取捨，這種家長會通過一些列的決策來規劃孩子的人生軌跡，但他們又不會通過體罰來約束孩子的行為，而是採用一種更溫和的說理方式來影響孩子的一言一行。
他們會把自己的觀點對孩子反覆的進行輸出，潛移默化的給孩子塑造價值觀，讓孩子從思想上進行改變，認同父母的思維。這種教育方式也成為了當今社會發達國家主要的教育方式，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正在嘗試此類教育理念。
以“虎媽”蔡美兒為代表的大量中國母親，她們將專斷型和權威型的教養方式相結合。這類父母一方面制定很多禁令和規則，另一方面自身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去支持、激勵孩子投入到學習活動中。
二、經濟不平等與“直升機父母”
不管是專斷型、放任型還是權威型，還是兩種類型的結合，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各種類型的父母都在增加對孩子的陪伴。
“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可以不報告”，兒童心理學家海姆·吉諾特在1969年出版的《孩子，把你的手給我》中如此寫道。於是，那些高密度參與育兒的父母被稱為“直升機父母”。
對比2005和1975年的數據，荷蘭的母親每週花在育兒上的時間多了4小時，父母則多了3個小時。差不多同時期的對比，美國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時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都存在類似的變化。此外，考慮各國生育率的下降，單個孩子所獲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還要大。
母親比過去進一步增加了育兒時間，父親則比過去大大增加了育兒時間，父母同時增加育兒時間，其背後的原因何在？兩位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從198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經歷了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每個國家內最富人群的財富比例都在擴大，最窮人群的財富比例都在縮小。
像美國這樣貧富差距格外明顯的國家，密集育兒的現象就更加明顯，育兒焦慮也就更為突出。相反，德國、芬蘭、瑞典等國家，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統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兒焦慮、教育競爭指數都比較緩和。
這一代年輕的中國父母，大部分都是專斷型或放養型教養方式下成長起來的，當年父母對自己學習的干預算不上太多，學校和家庭之間的聯繫也算不上緊密。但到了00後這一代，高參與度、高時間頻率和高程度控制的教養方式成了標配。甚至，相較之下，中國
城市的父母所駕駛的“直升機”升得更快，盤旋得更猛烈，自然，中國孩子所承受的壓力也是一般西方國家的孩子所無法想象的。
三、人際碎片化與非理性的瘋狂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兒行為時，提到了該類育兒方式的“陷阱”。因為不管專斷、放任還是權威，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兒中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尤其是日益流行的權威型教養方式，對父母經濟收入、時間投入、精力分配的要求非常高。而很多父母會在洪流裹挾之下，因為金錢、時間、精力不濟，最終無法跟上主流的育兒節奏。也就是說，育兒資源的差距，最終會變成育兒過程的陷阱。
比拼育兒資源，這是今天中國育兒焦慮最直接的來源。
如今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密集育兒，經濟不平等的確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經濟不平等並不意味著後者自動發生。
然而，帕特南在書中還提到，經濟不平等帶來了住宅小區的分化，富人區和貧民窟之間有著明顯區別，這樣的情況在中國也極為類似，30年以前，無論是中國鄉村還是城市大院，都處於熟人社會的狀態，而到了今天，鄉村萎縮，單位制瓦解，舊小區拆除，新小區矗立。
在這個過程中，原先的小村莊、小社區變成超級樓盤，在新型小區內部，人和人之間再也不可能形成如從前般緊密的人際網絡。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獨自在人口高速流動的小區內自由玩耍，無法在童年期間收穫一批“死黨”，更不可能在社會化教育中獲得成長。
今天，生活在超級城市的新型小區中的孩子，所有的時間都由學校、父母和培訓機構所分而佔據。教育過程變成擇校、培訓和家長陪同三者緊密配合下的狀態，換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區，父母和老師代替了同齡夥伴，成為孩子成長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於缺乏“社區感”，導致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會將孩子與身邊的夥伴做比較，而是直接與全市、全國的“佼佼者”進行比照——焦慮的父母也總是能找到優秀的榜樣，這種差距所帶來的更大壓力，不可避免地困擾著很多家長與孩子。
我很同意作者對“育兒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兒是一場沒有止境的消耗戰。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體心理的影響下，大多數父母最終得到結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沒有能夠獲得所謂的“成功”，又沒有能夠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獲得獨立的品格。就連父母自己，也可能因為“過度育兒”而喪失自己追求夢想的資格。
從個體角度來說，面對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決策；但從集體的角度來說，當多數人都被捲入無止境的育兒資源消耗戰，這樣的行為又是極度非理性的。畢竟，一個人的成長不僅需要認知技能，更多的其實是非認知技能，例如同情、合作、欣賞。但在白熱化的競爭氛圍下，孩子們的學習過程和目標都沒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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