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4年，中國文壇出現過一次“三曜相匯”——三位詩壇巨人：李白、高適、杜甫，頂禮相遇。
隔著一千多年的歲月，我們依然能感受到那激動人心的一刻。
陌路相逢，結伴窮遊。
花間雲下，鬧市酒家。
常有三個對酒高歌的身影——飄逸的李白，豪邁的高適，沉靜的杜甫。
意氣相投，尚能醉眠秋共被
天寶三年 (744)四月，官癮尚大的李白還是被玄宗賜金放還了，玄宗認定他不是個當官的料，失意的李白輾轉來到了洛陽。
彼時，同樣失意的還有家住洛陽城郊的杜甫，因為前次科考落第，日子不緊不慢，些許慵懶，些許無奈。
那個夏天，他們在洛陽城初識，相約秋日同遊河北、山東。
秋天，兩人果然腰佩長劍，如期赴約。
李白是熱衷求仙問道的信徒，他聽說山東、河北一帶有仙人足跡，於是做好攻略，帶上迷弟杜甫。
從洛陽出發，剛到開封，遇上了流浪漢高適。
三個人，從秋天走到冬天，一路找仙人，採仙草，煉仙丹。
一路浪漫得要死，也狂得要命。
三人性情大為不同。一個天真，一個持重，一個厚朴。
不過，人與人相交，不問來路，但求意氣相投。
李白的夙願是“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高適規勸過年輕人“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杜甫有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萬里河山，黎民社稷，他們都賦予深情，都向往著以蓋世才華，輔弼天下，賑濟蒼生。
一樣嗜酒如命的他們，一起的時光都註定要被安置在淺酌與長醉裡。
喝著酒，寫著詩，詩酒流連，醉飲風月，豪歌狂吟。
於是目空一切，一聲一聲地吟：“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此時，無論是李白，還是高適和杜甫，從俗世的視角來看，人生都不算豐盈。
李白被皇上很藝術地掃地出門，前途未卜；高適空有抱負，未被重視；杜甫尚未脫穎，珍珠蒙塵。
但這並不影響他們風流快意。44歲的李白，41歲的高適，33歲的杜甫，因為陌上同行，因為詩酒唱和，都彷彿回到了快馬輕裘的年歲。
任何浪漫，都要有經濟基礎
盛唐詩人當中，說起窮，高適和老杜都能排進前三。
他們可以有多窮？
高適在《別董大》 (其二)中曾寫道“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男人最悲哀的事情之一被高適遇到了——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別的時候，連買瓶酒話別的錢都掏不出來。
老杜更慘，王安石《杜甫畫像》說他：
惜哉命之窮，
顛倒不見收。
青衫老更斥，
餓走半九州。
一個絕頂的偉大的詩人，淪落成這樣還不夠慘嗎，還要多慘才算慘呢？迫不得已的時候，杜甫還寫詩換錢。因為他和李白一樣，自身已有了被社會認可的文化藝術附加值，這成了終身受用的鐵飯碗，杜甫的一生就只靠這種文化附加值獲取收入。
就在老高和老杜都在哭窮的時候，當年一起壯遊的三劍客之一李白，正舉著酒杯在唱：千金散盡還復來。
李白究竟靠什麼營生？
做官?求不得。
賣詩？又不屑。
修仙？不賺錢。
李白其實是個礦二代。
李白的故鄉錦州是著名的鹽鐵產地，他和父親都是販運銅鐵的私商。
李白在《宿蝦湖》裡明確寫到了採鉛的事，“提攜採鉛客，結荷水邊沐”，可知他熟識採冶之業。
李白曾滯居出產銀銅的秋浦 （今安徽池州），可能在那裡繼續他的銅鐵商業經營。
安徽池州
大膽猜想，這歷時半年，橫跨河南、山東、河北的“史上最強”三人行，費用自然是由“礦二代”李白全權負責，更別提他還有被玄宗賜金放還的大把金子，自然能夠承受三個人漫遊四方的費用。
所有的浪漫都是要有經濟基礎的。
生活為他們揭示本來面目後，他們以文學的視角，體察世界，品味人生。
他們都不曾對生活失去熱情，困頓也好，清貧也罷，心中依舊浪漫。
他們以詩人之手，為這世界建造了極其華美的莊院，歷經千年，仍有無數人流連。
他們有深邃而廣闊的精神疆域，也只有這樣豐盛的人，才能將路上的荊棘和風雨，用來寫詩，用來佐酒。
塑料兄弟，終負了朋友二字
三人中，李白最年長，政治上卻最幼稚。
安史之亂髮生的第三年 （756年），李白入了永王李璘軍隊，永王擅自引兵東巡，卻被征剿身亡。李白因此在潯陽下獄，雖經宋若思等人營救出獄，終以參加永王東巡而被判罪長流夜郎 （屬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區）。
神姿仙態的詩人，隻身天涯，身影蕭索。
高適，是三人中政治敏感度最高，仕途最為順利的一個。在安史之亂中成功立下戰功，從拜左拾遺，到出任節度使。雖大器晚成， 但成為全唐唯一一位封侯的詩人。《舊唐書》有云，“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杜甫也混得比較慘，從甘肅輾轉流亡到成都，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常常缺衣少食，一度成為朋友精準扶貧的對象。當時高適正好在成都做官，便處處賙濟杜甫，還幫杜甫在浣花溪邊建立了草堂，讓杜甫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溫暖處所。
杜甫在杜甫草堂居住了4年左右，寫下了200多首詩歌，在這裡度過了為數不多的安穩時光。其中，不乏高適的幫助和功勞。
成都杜甫草堂
作為朋友，高適對杜甫可謂是仁義有加。
可高適怎麼對待李白的呢？
李白獲罪被囚禁時，曾託人給高適送信，希望這位昔日好友能搭救自己一把。當時高適是平定永王軍隊的節度使，掌握李白的生殺大權。昔日好友的情分，豈能不念及？
那時就連遠方的杜甫聽到消息都著急不已，連寫兩首《夢李白》。他知道，以李白縱逸狂傲的性情，行走於浮華俗世，必然不會平坦。他總是希望，待他如手足的李白，安然無恙，平順安瀾。
結果，高適對李白的求救無動於衷。在李白的妻子宗夫人上門請求高適搭救時，也避而不見。
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為此，高適一直揹負“不講義氣”的罵名。
猛一想，不可思議。
再一想，有什麼不可思議！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李白這個時候的身份是叛軍，政治操守出現了問題。高適不能因為他詩好，是故人，而喪失政治正確性。
就像現在的臺獨藝人，成就再高，也要劃清界限。
一邊是友誼，一邊是政治立場，孰輕孰重，善於審時度勢的高適自然明白。
所以，從理性的角度上來說，高適對李白的冷漠，從古至今都在情理之中。
隔著一千多年的歲月，仍能看到，整個大唐，都在酒杯裡搖搖晃晃，半醉半醒。
飄灑如風的李白，短歌長嘯的高適，醉意朦朧的杜甫。
遠方，他們的知己，寂寞泅渡。
於他們，萬丈紅塵就像一杯濃厚的五糧液，浮沉起落都在酒杯裡，愈久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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