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上外中東研究所鈕松研究員在《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民生治理失敗是騷亂根本原因》（見《文匯報》2019年10月31日第6版），全文如下：
民生治理失敗是騷亂根本原因
圖片來源：Middle East Institute
伊拉克醫療和安全部門人員29日表示，至少17人在過去幾天示威抗議活動的衝突中死亡。其中，在卡爾巴拉，衝突致死14人，致傷865人；在南部城市納西里耶，3人受傷後不治身亡。
結束內戰、驅逐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勢力後，伊拉克過去兩年局勢相對平穩。然而，民眾對腐敗和經濟不振導致的生活艱難日漸不滿，本月1日至9日，巴格達及多個省份爆發大規模示威，頗有遍地開花之勢。面對急轉直下且騷亂愈發暴力化的形勢，伊拉克政府動用軍隊，採取強力手段以平息暴力示威活動和持續的騷亂。
隨後，多座城市25日爆發新一輪示威。巴格達從28日晚開始施行宵禁，時間從午夜12時至次日6時。
近年來的平穩局勢得益於其特性
與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巴以衝突以及美伊圍繞伊核協議的激烈博弈等近年中東地區炙手可熱的問題相比，伊拉克一直以來總體局勢相對平穩，在國際新聞中的熱度也並不高。這與其政治進程的發展階段和國內以打擊“伊斯蘭國”為首要任務的反恐行動有著密切關聯。
首先，伊拉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後較早度過了政治轉型的陣痛期，這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有著較大不同。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政治模式與突尼斯、利比亞、埃及、敘利亞和也門等諸多阿拉伯共和制國家並無太大區別，隨著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伊拉克戰爭並一舉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自此較早開啟了政治轉型之路。經歷了政治結構的重塑、部族力量和教派勢力的重新洗牌之後，伊拉克艱難度過了後薩達姆時代的長久陣痛期而趨於總體的平穩。
與2010年底中東北非劇變自突尼斯爆發，進而導致諸多阿拉伯共和制國家的政治強人被迫離開權力舞臺且內亂不止相比，伊拉克恰恰因為提前完成了“民主化”改造而得以平穩過渡。換言之，阿拉伯世界整體的“亂”與伊拉克相對的“治”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其次，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行動掩蓋了日積月累的國內矛盾。隨著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原本盤踞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勢力開始向敘利亞蔓延，在伊敘邊境地區形成了跨界存在，並利用敘利亞的持久亂局不斷坐大，這反過來極大威脅了伊拉克的總體安全。隨著美俄在伊敘協同打擊“伊斯蘭國”，伊拉克
政府的反恐行動成為重中之重。所以，儘管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整體勝利極大改善了國內的安全環境，但也因安全局勢的平穩而掩蓋了長期的社會矛盾。國際、地區和國內因素疊加催生動亂
此次伊拉克因暴力示威活動所造成的巨大傷亡將國際社會的目光再度拉回以“平靜”面貌示人的伊拉克，伊拉克國內政治形勢的惡化，為本已混亂不堪的中東地區局勢“火上澆油”。當前伊拉克示威與騷亂事件的發生，是國際、地區和國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就國際因素而言，當前西方國家因內部治理上的制度失靈和層出不窮的激進示威所導致的政治動盪已成為常態，併產生了明顯的外溢效應。法國“黃馬甲”運動的暴力性對法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都造成了巨大沖擊。“黃馬甲”運動雖以燃油稅問題為起點，但其深層原因是法國積弊已久的民生問題，這種“沒有組織者的運動”模式與實踐向歐洲多國蔓延。當前伊拉克的暴力示威活動便有著明顯的“黃馬甲”運動的影子。
就地區因素而言，此次事件的導火索有著深刻的伊朗烙印。伊拉克
政府在9月底突然將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部隊負責人阿卜杜勒-瓦哈卜·薩阿迪解職，引發了民眾的諸多不滿。薩阿迪將軍因抗擊“伊斯蘭國”的赫赫戰功而被諸多民眾視為“民族英雄”，而他在9月27日被髮配到國防部“坐冷板凳”的遭遇被視為一種懲罰。伊拉克前總理阿巴迪諷刺道：“國家就是這樣獎勵保衛祖國的戰士的嗎？”薩阿迪因在打擊“伊斯蘭國”上與美國互動緊密，這引發了伊拉克國內親伊朗政治勢力的極大不安。薩阿迪事件的發生反映出美伊矛盾投射於伊拉克國內政治，並引發了較大的政治與社會的撕裂。
就國內因素而言，伊拉克自戰後重建以來，民生治理的巨大缺陷是騷亂爆發的根本原因。伊拉克自局勢逐步恢復平穩之後，其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住房的緊張、公共服務的稀缺及高失業率等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內部早已暗流湧動。2018年7月巴士拉等南部省份造成2死7傷的遊行示威便是預演。
儘管此次伊拉克的暴力抗爭造成了巨大人員傷亡，但局勢仍在可控範圍內，伊拉克當前的政治結構為消解社會矛盾提供了一定的疏通渠道。對於伊拉克
政府而言，如何有效改善民生，避免受美伊劇烈博弈的波及，妥善應對族群政治與教派政治，依舊任重道遠。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佈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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