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清代一位“辦不成事”的悲催皇帝，嘉慶皇帝永琰，確是其中一位。
這位經過乾隆皇帝晚年千挑萬選選出的繼承者，自從親政之後，就捲起袖子要辦大事。先打掉了鉅貪和珅，又全國大張旗鼓抓貪官，鐵腕整頓腐敗虧空。在位二十五年，幾乎天天都是工作狂模式，忙到喘不過氣來。
可這嘔心瀝血，結果又如何？清王朝發展到此時，各種弊病都已累積，父親乾隆帝甩給他的大鍋，更是重得扛不動，於是大清的腐敗，越治越腐，大清的虧空，越整頓越虧空。各地的府庫錢糧，“欠賬”都是幾何級數增長。大小的衙門官員們，“腐”的毛病沒治好，“懶”的毛病也越發嚴重，上上下下人浮於事，以至於嘉慶十八年，兩百多天理教徒就能摸進皇宮，差點把大清帝國的“心臟”翻個底朝天。
而事後嘉慶帝“簡單”一查，才發現事發前，京城大小衙門各個翫忽職守，宮裡的太監乃至好些皇親國戚，也都被人家買通。悲憤的嘉慶帝一怒下了《罪己詔》，說是“罪己”，卻痛斥官員們“悠忽為政”，自己“筆隨淚散”。簡直讓幾百年後的讀史者，都能感受到嘉慶帝無助的淚。
那麼，勞心忙活一輩子的嘉慶帝，真的一件事都辦成？確切說，他辦成的一樁“小事”，卻對接下來的中國近代史，產生了無比深遠的影響：徹底終止文字獄。
一、屢興獄
自從清軍入關，明清易代，“文字獄”就成了清王朝舉國上下，一道極度恐怖的鐵鏈。
比如順治十八年，浙江人莊廷鑨在《明史》的基礎上編寫了《明書輯略》，這本是弘揚歷史、傳承文化的一件好事。但由於莊家富甲一方，引得歸安令吳之榮幾度前來敲詐錢財，偏偏莊家又文人傲骨，斷然拒絕了吳之榮的無理要求。
於是懷恨在心的吳之榮便將報復莊家的主意打到了《明書輯略》上，一番咬文嚼字後，吳之榮很快發現了書中的忌諱語言，並以此為由舉報了莊家。
結果莊廷鑨因此被銼屍揚灰，家產籍沒，書中列名的莊氏族人也全部被處死，一個好好的江南大族，就這麼灰飛煙滅。
莊家的慘案尚未走遠，戴名世私著南明史之獄就又跟著發生了，緊接著，陸生柟著《通鑑論》案、錢名世頌揚年羹堯案紛至沓來，終於在乾隆時期發展成一張密不透風的文化天網。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學者們唯恐觸犯忌諱，紛紛謹言慎行，而身居高位的官員則對此更加敏感。據史料記載，三朝老臣張廷玉跟文字打了一輩子交道，卻“從來未留片稿於私室”，以防留下把柄引來禍事。
而在乾隆皇帝修撰《四庫全書》的過程裡，打著“修書”的名義，大量的“禁書”被收繳上來，有的遭到了塗改篡改，有的甚至乾脆被銷燬。除了明代圖書以外，唐宋元明清時代的大量珍貴典籍，也都沒逃過這場浩劫。好些科技文化書籍更成了禁燬的“重災區”。一部《四庫全書》，收錄圖書3461種，禁燬圖書也多達2855種。文化損失極其慘重。
比賬面文化損失更嚴重的，是對清王朝文化創造力的扼殺。從朝堂到民間，各級的知識分子都漸漸變得謹小慎微，而制定這項政策的清王室也受到反噬，慢慢走入了一個大坑裡。
二、文網弛
發現了文字獄這個大坑後，嘉慶毅然決定終結已推行了上百年的文字獄，以便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
嘉慶四年，嘉慶皇帝在論比照大逆緣坐人犯時說： “即如從前徐述夔、王錫侯，皆因其著作狂悖， 將家屬子孫遂比照大逆緣坐定擬，殊不知文字詩句原可意為軒輊，況此等人犯，生長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澤已百數十餘年，豈復繫懷勝國? 而挾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詞挾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既開告訐之端，復失情法之當”。
一番話訴盡了曲解文字帶來的嚴重災難，隨後嘉慶要求刑部對這類案件立刻進行更正，這標誌著清代文字獄的正式結束。 自此後，帶來無數文化破壞的文字獄終於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比起嘉慶年間的各類大事，這件事顯然不起眼，但它的效果，卻是立竿見影：就以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小說來說，乾隆年間還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的名著《紅樓夢》，自嘉慶年間起開始刊刻流傳，從此成為火遍大街小巷的暢銷書。《儒林外史》等曾有著相似命運的鉅著，也同樣走進千家萬戶。《浮生六記》《何典》等小說也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並深遠影響了近代中國小說史。
這井噴般的文化，背後的意義不一般：僵硬許久的清代文化，終於從此開始有了活力。而一個煥發新生的學派，更深遠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實學。
三、實學興
隨著文字獄的終結，中國文化迎來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自清朝開國後一直處於低潮的實學，由此進入了蓬勃發展的快車道，一大批思想活躍的經世學者紛紛湧現，為黑夜中的清代思壇帶來點點星光。
比如常州今文學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就帶著“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的豪氣，以 “通於天道人事、志於經世匡時”為宗旨，不僅編纂 《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口號，還大力弘揚經世實學和批評精神，引領了一股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
在這一思潮下，文人們開始針砭時弊。包世臣提出了廢八股、開言路、汰冗員以及以海運代替漕運的經世良策，湯鵬則從“醫貧”的角度出發，為清廷開出了限制兼併土地，縮小貧富差距的藥方。
這股實學的清新風氣還促進了西北邊疆史地學的興起。比如徐松在被貶謫伊犁後，就踏遍新疆南北路，寫下了不朽的名著《新疆識略》，而林則徐更是在遣戍伊犁期間，寫成了《荷戈紀程》，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的最強觀點。
而且，如果參考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後，晚清王朝面臨的危機，就更能深味“實學”的意義。當大清朝堂面對“未有之變局”，依然滿眼蒙圈時，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實學”學者們，卻率先為近代中國探路。接下來的“洋務運動”等大事業，曾國藩左宗棠等後來者們，都是沿著“實學”前輩的道路放眼看世界，黑暗中艱難前行。雖然近代史上，這條路坎坎坷坷，不停跌倒，卻到底為那個近乎絕望的時代，衝開一道亮光。
治國失敗的嘉慶帝，就這麼以結束了文字獄的重要貢獻，為清王朝帶來了鼎新革故的實學思潮。若非如此，近代中國尚不知要在矇昧中摸索到幾時，晚清社會的變革也必將更晚到來。
不過，與其說這場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是嘉慶皇帝誤打誤撞帶來的，倒不如說，是中國文化生命力太強，一點機會，就會茁壯成長。
參考資料：葛榮晉《清代實學思潮的歷史演變》、李絢麗《略論嘉慶朝文字獄政策終止的文化意義》劉偉紅《談四庫全書及其徵集與禁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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