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鉴》的优点与特点
1.1 《通鉴》显著的六项优点
（1）在时间上，阅读《通鉴》比阅读正史、杂史，读者能节约9/10以上的光阴。司马光“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所谓“文字繁多”，指当时19部正史有一千五六百万字，其他杂史超过3000万字。而经过司马光“删削冗长”，[1]《通鉴》只有386万多字。换言之，从帝王至百姓，只要认真展读《通鉴》，就可以掌握上述正史、杂史的精粹，节省大量时间。此外，《通鉴》还有正史、杂史以外没有的许多宝贵资料。
（2）打破了断代格局，在体例上首创编年体通史的规模。《通鉴》是包容年代最长且相当全面、完备空前的通史巨著。此前所有的编年体著作都无法望其项背。
（3）在资料上保存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文献。拙文仅以唐五代十国为例。《通鉴》的该部分采用书籍最多，有史传、文集、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资料，而这些资料后来大半已佚。尤其是唐朝实录除顺宗一代尚存外，其他均佚。幸赖《通鉴》事目底本征引唐五代实录最多，因而其文献价值远胜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
（4）在内容上包罗宏富。《通鉴》有选择适当地记载兵、刑、礼、乐、地理与牵涉国计民生的经济、食货、政治、职官制度的沿革，河渠、交通要道的疏通开凿，陂塘水利的兴修，以及反映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史实，还有诸如历法的改革、社会风习的变迁、重要人物的活动、人口的增减、图籍的聚散增减，等等。关于上述内容，《通鉴》突出重点，有事多记，无
事少记，乱世多记，治世少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历史面貌。
（5）原来，司马光“唯不喜释老俘屠说”，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甚诞吾不信也。”[2]同修刘恕也“尤不信浮屠说”。[3]因而《通鉴》指出汉武帝时，方士们的鬼话“终无有验”;[4]又揭露北魏孝明帝母亲佞佛，命令在京师、各州大建寺庙，以致“民力疲弊”“府库渐虚”“公私贫困”。[5]《通鉴》“臣光曰”公开反对谶纬，认为利用自然界偶然现象说符瑞以奉迎皇帝，是在“上诬（骗）于天，下侮其君”。[6]所以，《通鉴》基本不载神怪、灾祥，反对阴阳术数、宗教鬼神等迷信。
（6）在政治上敢于揭露最高统治者的罪恶，较真实客观地记载农民起义的状况。《通鉴》“臣光曰”常指出“人君之过”“明君之责”，敢于揭露皇帝、皇后、皇子的罪过。例如，汉成帝的荒淫;西晋贾后的淫乱;宋孝武帝刘骏令人发指的罪行：暴虐、荒淫、贪婪、奢侈、挥霍无度和大兴土木;隋炀帝临死前叹曰：“我何罪至此?”其罪正如马文举所说：“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士、农、工、商）丧业，盗贼（反隋势力）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7]晚唐统治者“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百姓流殍（流亡饿死），无所控诉。”[8]。即使对功高无比的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也不轻易放过，将他的凶暴予以揭露：他引军“攻夏县”“屠之”;[9]玄武门之变，他亲自射杀隐太子建成，他的心腹尉迟敬德射杀世民之弟剌王元吉，建成、元吉各有5个被封王之子“皆坐诛，仍绝属籍”。[10]
《通鉴》记载农民起义，像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兵”;[11]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如王莽统治时期，绿林、赤眉军起义“皆以饥寒穷愁”，但他们“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12]《通鉴》描述唐末黄巢起义，“陷东都……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13]纪律严明;攻入长安盛况空前，“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进而比较农民起义政权与李唐政权对待人民截然不同的态度：“尚让历喻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14]《通鉴》关于黄巢起义上述记载，远比《旧唐书》尤其是《新唐书》的《黄巢传》一味丑诋黄巢，具体完备真实得多。
1.2 《通鉴》鲜明的两大特点
一是详今略古，繁简适宜。据统计，在《通鉴》294卷记载1362年的史事中，战国秦汉622年，共68卷，约占全书的21%;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约占全书的38%;隋唐五代371年，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1%。不仅如此，《通鉴》的分量，魏晋南北朝的多于战国秦汉，隋唐五代的又多于魏晋南北朝。就文献价值而言，《通鉴》先秦两汉部分无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仅约1/10的新资料，唐五代部分却有半数左右仅见于《通鉴》的新资料。再者，唐五代时期《考异》的资料，几乎占了该书的4/5。
二是匠心独运高超的写作技巧。《通鉴》按时间先后叙述事实，对各种不同事实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读者从中较易得到系统明晰的印象。许多重要的事件，司马光根据各种分散的资料集中予以叙述，将激烈战事宏大的场面，各样人物的入微细节，条理清楚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例如，吴、魏赤壁鏖兵，秦、晋淝水之战，东晋刘裕北伐灭南燕，西魏韦孝宽严守玉壁城大败东魏，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等大战，均为千古传颂学习的精彩华章。即使对错综复杂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条分缕析，《通鉴》能“叙之井井，不漏不烦”[15]。上举事例，足见司马光的大手笔，有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浑然天成的创作才华。
2 《通鉴》编撰成功的客观原因
2.1 在政治上，天下百年无事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说：“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在于“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其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百姓）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失）德。”以后神宗“励精图治，将大有为”。[16]因而为垂之不朽的《通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2 在君臣关系上，非常融洽
司马光受到英宗、神宗无微不至的礼遇。“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通鉴》前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治平三年（1066）四月，为修《通鉴》专设书局。英宗命司马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在开封如此度过4年。然后，司马光一行到洛阳，神宗“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在洛阳又如此度过15年。特别是神宗与司马光等君臣际会之盛，元丰五年（1082），神宗“赐以颍邸（神宗原封颍王）旧书二千四百卷”。[17]再者，《通鉴》书名及序均在治平四年十月神宗所赐，即“宠以冠序，锡之嘉名”。胡三省为此解释道：“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18]这说明司马光等“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英宗、神宗既为撰成《通鉴》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又在精神上给予司马光之团队极大鼓舞。
2.3 在文献保障上，有空前的校勘、出书、官私图书收藏事业
其一，校勘。
真宗命王钦若、陈彭年从大中祥符四年（1011）至八年提举抄写校勘馆阁书籍。以后仁宗嘉祐七年（1062）有校勘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7部正史的舛谬亡缺，为撰《通鉴》提供了便利。另外，著名私人藏书家宋敏求校书特别认真。据南宋初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敏求“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
其二，出书。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积极振兴文化事业，四代修文偃武，时和年丰。因而太祖建隆二年（961）便有王溥奏进《唐会要》100卷;接着，乾德元年（963）王溥《五代会要》30卷修成;开宝七年（974）则有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问世。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太宗诏史馆修《太平御览》1000卷，又修《太平广记》500卷，再类选前代文章1000卷曰《文苑英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成《册府元龟》1000卷。仁宗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新五代史》74卷完成;欧阳修、宋祁合著《新唐书》225卷于嘉祐五年（1060）著成。
或问，上述编著对《通鉴》长编有何价值呢?
《唐会要》关于唐朝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记载详核。《五代会要》作者在后汉、后晋、后周三朝为官，位至宰相，对五代史事见闻真切;入宋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参考旧史，将50年间法制典章制度分类记载翔实。《旧五代史》保存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太平御览》引书多达1690种，而六朝古籍罕存，赖此书征引颇多，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太平广记》搜罗图书约500种，保存了从汉至宋初的秘籍。后来上述图书多已失传。《文苑英华》精选南朝梁末至唐末作家2200多人文章，而唐代作品占9/10，唐代散佚诸多文集赖此书得以保存。《册府元龟》系类书，分31部1004门，辑历代君臣事迹，是一部政事类全书;此书以取材正史为主，略及经部、子部，不录小说家言，一丝不苟地收录宋代以前的古本和唐、五代各朝实录，所抄多系整章整节原文，资料丰富可靠，为修《通鉴》长编积累了经验，提示了审慎的方法。至于《新五代史》《新唐书》与《旧五代史》《旧唐书》相较，各有短长，并存不废，取其优长可也。总之，上述编著为《通鉴》长编有关部分提供了丰富文献。
其三，官私图书收藏。
宋建国伊始，太祖建隆初，三馆（昭文、集贤、史馆）负责藏书等事宜，所藏13000多卷;灭后蜀又得13000多卷;灭南唐再得2万多卷。后太宗下诏大开献书之路，太平兴国八年（983），崇文院（即三馆合一）共藏书8万卷。这就为纂修《通鉴》长编准备了浩瀚载籍。
再者，宋私人藏书家颇多，最突出者宋敏求，藏书达3万卷。为其撰自唐宣宗以下五代实录共128卷、《唐大诏令集》130卷和《长安志》（主要记载唐长安各方面事实）20卷提供了极大方便。尤其是成书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的《唐大诏令集》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而其中的《政事》《藩夷》记载唐朝经济、政治、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以及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丰富资料，不少为《通鉴·唐纪》部分所取资。
有的私人藏书靠借抄或高价购得。例如，刘恕往宋敏求家借览，“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抄其书而去”。[19]苏轼《送刘道元归觐南康》诗云：“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百两银子）购书收散亡。”其所抄者、购者为他参与《通鉴》长编的有关部分储备了有价值的资料。
2.4 在时间保障上，有自由支配充裕的岁月
不计司马光独自完成《通鉴》前8卷的光阴，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进呈，历时长达19年半，《通鉴》与《目录》《考异》同时大功告成。由于两代皇帝“不责职业”即未要求司马光掌管主编《通鉴》事业完成的具体日期，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就为校对司马康、范祖禹、黄庭坚等13人再三悉心勘误，三位同修刘恕、刘攽、范祖禹对海量文献爬梳剔抉，写成长编，主编司马光仔细总持大纲、谋篇、剖析、字斟句酌、终成《通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2.5 在学术继承方面，《通鉴》受到前贤名著的影响
从体裁方面讲，受《左传》《汉纪》的启示。据刘恕《通鉴外纪·后序》云：“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之书。”
从编撰特点方面说，《通鉴》继承《史记》《通典》贯通古今、厚今薄古的优良传统;在行文技巧上看，司马光继承发展了《左传》善于记述战争的方式方法。
从记事时间准确论，《通鉴》借助刘羲叟著作。
众所周知，《通鉴》属编年体，要将当时尚存且相当多的纪传体资料和大量其他各种体裁的文献写入编年体，就必须厘清1362年的岁月朔闰与甲子，司马光利用数学天文历法大师刘羲叟所作《刘氏辑历》即《长历》。因此，《通鉴》全书的历法舛误很少。从追溯撰写《考异》的方法看，显然受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启发。裴氏《上三国志表》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429）上呈。此表论及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原则是“补其阙（缺）”“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为此，裴氏广搜资料，精心补注，征用之书达210种。《考异》也采用参考同异、辩证谬误之法，而且取材除正史外多达322种。两相比较，可见考异之法对裴氏之注的传承发展关系。
3 《通鉴》编撰成功的主观原因
3.1 司马光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强烈的事业心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仁宗宝元初年（1038）中进士甲科。他一生爱书成癖，“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20]司马光48岁奉诏修《通鉴》，正是学术成熟、精力充沛之时。他坐拥书城，在开封4年许借皇家图书馆藏书;在洛阳15年六任冗官，“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tì，挑出）幽隐，校计毫厘”。像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碑志、地理、小说、诸子，无所不读;而且，“于学无所不通”，[21]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极尽其妙。可见司马光学识渊博、刻苦阅读，每天用时之长，坚持岁月之久，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开挖之深！
当《通鉴》《目录》《考异》同时全部上呈后，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因积劳成疾，司马光1年10个月后去世。为了《通鉴》，司马光艰辛之至，全力以赴，其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通鉴》为司马光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业界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谓之“前后两司马”。
3.2 司马光具慧眼精选的同修、校对都是硕学宏儒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自选协修。因而司马光首选刘恕，续举刘攽，始修《通鉴》。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奏请范祖禹同修;六年，又表授其子康任校对。以下简介上述4人的学行。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18岁中进士。他博闻强记，“少颖悟，书过目即成颂”，“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其“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22]恕著《十国纪年》40卷，为《通鉴》五代十国部分之副本。正如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中所说，魏晋南北朝、五代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脱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不能
整治”。又说：“讨论编次，多出于恕。”看来，他是魏晋南北朝隋与五代十国长编的最佳人选。因为恕于商榷义例、考订史事，用力最多，实为《通鉴》副主编，因而恕最被司马光赏识。刘攽（1023—1089年），字贡父，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博记能文章”，“尤邃史学”。著有《东汉刊误》1卷，又与兄敞、侄奉世合著《三刘汉书标注》6卷。前者“为时人所称”，[23]对《后汉书》的讹谬、衍脱、颠倒、不通之处，校正很多;后者标注《汉书》误失，辨正发明不少。攽是汉长编的不二人选。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梦得，一字淳甫（夫），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甲科，“幼孤”，常“闭门读书”，好学能文，其主要著作《唐鉴》12卷。此书“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唐鉴》长于理论，议论佳者，均已采入《通鉴》。因此，祖禹分职《通鉴》唐代长篇。他从司马光修《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事进取，”[24]专心致志为《通鉴》而淡泊名利。祖禹在同修3人中，年龄最小，在书局时间最长，总的说来，贡献最大。
司马康（1050—1090年），字公休，明经上第，“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25]完全胜任校对。
这里还应强调，司马光与上述4位年龄相较，攽小司马光4岁，恕小司马光13岁，祖禹小司马光22岁，康小司马光31岁。这是极佳的老中青结合人才济济的学术团队;更可喜的是，该团队是合作愉快、办事严肃认真的团队。
恕释褐至病重，与司马光过从甚密，司马光对恕也器重有加。编次《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司马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恕耳。”[26]司马光虚怀若谷，与恕探讨疑难。刘羲仲《通鉴问疑》记载其父恕与光同修《通鉴》的往事：司马光遇三国至南北朝“史事之纷错者，则以委之（恕）”。另外，司马光在元丰七年（1084）向神宗《荐范祖禹状》中说：“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今年已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由于长期亦师亦友，愉快合作，司马光对二位知之深，信之笃;二位自然对他效其诚，竭其力，为《通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难得的是司马光与3位同修的写作态度无不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在此，仅举一例，以见一斑。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李巽岩集》云：“此稿在洛阳者盈两屋，黄庭坚尝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
3.3 司马光编撰《通鉴》的周密部署
首先，拟定凡例。
早在未修《通鉴》前，司马光就写信给恕，商讨要从三家分晋到五代末写一部编年史，恕很赞成司马光的计划。另外，司马光著《通鉴释例》1卷，是司马光修《通鉴》所定的凡例36条。
其次，编撰《历年图》。
司马光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历年图》5卷。该书记事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每年略举大事，历代皆有评论，又集国家兴衰为5图。显然，《历年图》是《通鉴》的雏形。
再次，司马光决定编撰《通鉴》的工序：事目与长编。
试读司马光作《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和《与范淳夫帖》便知，他要求负责编纂事目与长编的3位同修取材尽量广泛详细，按年时月日排比各书有关资料务必清楚，按年月顺序标明事件，剪粘排列所有与该事件相关的资料即注之，“过多不害”，这叫“事目”。接着整理事目，对资料进行选择，重新组织编排，考订资料，润色文字，作为附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此乃“长编”。这两项工作很费力气，需要极其细致。3位同修均按司马光的要求而为之。同时，还要求3位同修既有明确分工，又要
齐心协力合作，以免重复费时。这说明司马光布置任务详明，可操作性强，3位同修有章可循，相助不遗余力。上述详细汇集编排的资料就成了司马光删定成《通鉴》的底稿。复次，光删改长编，终成《通鉴》。
司马光对长编经过“删”“细删”，反复推敲，一改再改，润色打磨。是非予夺，全由司马光定。相传，唐代长编有600多卷，经过司马光的笔削删定，只有81卷。足见司马光功夫之深，费神费力之巨，真是呕心沥血，匠心独运，经过19年半艰苦卓绝历程，终于陶铸成《通鉴》。综观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行文基本一致，如出一手。在中国古代浩繁的编年体文献编撰史上，《通鉴》实为典范，成为集体合作与一家之言相结合难以逾越的高峰。
最后，司马光编撰与《通鉴》实为一体的《目录》和《考异》。
《通鉴》294卷，部帙太大，内容宏富，头绪纷繁，要寻一件事情，实在不易。为此，司马光作《目录》30卷。他说：《目录》“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即《目录》全仿《史记》《汉书》年表的旧例，将每年的重要事情标题列举，可以按目录捡寻，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显系现代大事年表的先驱。《目录》与《通鉴》合之为一体;分之，《目录》则为《通鉴》的节本。
司马光著《考异》30卷。他说：《考异》是“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即前人记载同一件事，颇有异同，司马光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信的资料写入《通鉴》。然后，将各种不同的记载甚至一事有三、四种出处，说明自己抉择取舍的理由，辨正其中之谬误，和盘托出，逐条说明，考证精密，开历史文献编撰未有之先例。这体现了司马光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敢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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