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直接写柳湘莲的只有两处，一是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一是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此外，在六十五回和六十七回中，间接地提及过几句。作者对这个人物虽没有花费多少笔墨，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异常鲜明，动人心弦，发人深思。
柳湘莲，是作为贾宝玉的陪衬人物而出现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婚姻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而柳湘莲和尤三姐的爱情悲剧则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衬托和对照。这两个事件的描写虽有大小详略之别，但殊途同归，都秉承了《红楼梦》反封建的宗旨。尤三姐和林黛玉为迫求婚姻自主以不同的方式殉情而死，柳湘莲和贾宝玉为冲决封建主义的牢笼而弃家出走，湘莲当了道士，宝玉做了和尚。真是前后呼应，相互映发，沉痛地控诉和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和腐朽。
柳湘莲是封建社会中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据甲戌本《好了歌解》“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的脂批，强梁是指“柳湘莲一千人”。所谓“强梁"，就是指版逆者。柳湘莲出身于破落的“世家”，早年也曾受过诗礼传家的教育，但因“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终于沦落为城市平民，浪迹江湖。他“素性炎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而且是个出色的业余演员，只因“一贫如洗”，才寄人篱下，过着“串戏”的生活。这在封建社会，就被资族阶级当成了玩物，“误认作优伶一类”。然而，柳湘莲的内心是纯洁的、正直的，他不堪忍受被贵族阶级玩弄的局面，他痛恨自已周围的丑恶现象。
在公子哥儿们只知淫乐享受的环境里，他不是那种谄媚承欢的角色，他要求冲破恶浊的生活圈子，而封建势力却沉重地压制着他。在这种氛围里，他所形成的性格，也就必然孤谲怪僻、刚强难驯，具有激烈的反抗性。所以他对于贾府中一群荒淫无耻的少爷们敢于横眉冷日，嫉视无情，甚至对薛蟠抱以老拳，这就是他“强梁”的具体表现。怪不得贾链的认识是：“柳老二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无情无义!”其实， 柳湘莲的“冷”，正是反抗封建社会的一种表现，是经历沧桑后蔑视贵族阶级的一种人生态度。
不过，柳湘莲和宝玉的个性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他俩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境遇所决定的。宝玉生长在贵族之家的闲庭深院里，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天天伏在家里”与小姐妹为伍，很少接触外界的现实，致使他养成了大真浑朴的心意和对弱小者的泛爱观念。而柳湘莲是城市平民,他“萍踪浪迹”，在风坐中到处奔波，阅历深了，社会经验丰富了，对封建贵族的腐败情况也就洞察得一清二愁。他后来在尤三姐的婚出上对贾府存有戒心和疑心，就是这种特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柳湘莲“强梁”和叛逆的形象，是通过痛打薛蟠的行动集中反映出来的。
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原系金陵一霸”。这薛蟠混名“呆霸王”，依仗着自家是“皇商”的身分，又跟贾府“连络有亲”，于是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为了抢夺英莲，他指使恶奴打死了冯渊，贾雨村徇私枉法，包庇了他这个主犯，使他更加得意忘形。然而，偏偏潼在嫉恶如仇的柳湘莲手里，被狠狠地搂了一顿，吃足苦头。这个霸王自出娘胎以来从未受过这般教训，此次终于碰着了对头，在强梁的柳湘连面前，他不得不俯首帖耳，认错求饶。这跟《三国演义》中张飞怒鞭督邮，《水浒》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写法都不一样，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者无不拍手称快。
作者写柳湘莲痛打薛蟠的过程曲折多姿，有声有色，层次井然,章法分明。首先先点出在赖家请客的宴会上，柳湘莲对薛蟠穷凶极恶的样子很反感，但为了免得多事，他准备退席“回避”。其次写他欲避不能，薛蟠偏偏盯住他不放，而且乱叫“谁放了小柳儿走了!”这“小柳儿”的称呼，明明是把他当成了伶童玩物，使他大为愤怒，“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但他毕竟不是鲁莽汉，想了想，还是忍耐住了。最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决定运用机谋把薛蟠引到郊外加以惩罚。这显出了柳湘莲的“精细”。因为，如果当场动武，一方面“碍着赖尚荣的险面”，不便发作一方面在贾珍、贾琏、贾蓉等大庭广众之前，也不可能打得痛快。这表明柳湘莲是极有心机的。
作者是把柳湘莲放在薛蟠的对立地位来突出他的形象的。薛蟠是贵族阶级的纨绔子弟，柳湘莲是平民。
可是，像柳湘莲这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出路的，他最多只能做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事情。他不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跟薛蟠的矛盾不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在他的身上, 也沾染到封建社会的不良习气："赌博吃酒，以致眠花卧柳。”所以他跟薛蟠的重归和好，并非偶然的巧合。这种从对立走向妥协的局面，正表现了游民依附于地上贵族的必然性。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那个时代，要想单凭一己的力量来对抗封建社会恶浊的湖流，实在势所不能，则柳湘莲不得不仍旧投靠贾府，并答应贾琏的说亲，也是合乎人物形象的发展规律的。
柳湘莲出场是在四十七回，作者在这一回中用极其凝炼的笔墨刻画了他性格的两种表现。从他和宝玉的交往中，读者看到他的品貌才悄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最喜串戏”，有豪侠之气。对宝玉和秦钟等又极富友情，但从他严惩薛蟠的行动来看，他对贵族阶级的无耻之徒是不讲情面的，是“冷心冷面”的，他打了就走，不知去向。
尤三姐怎么会看上柳湘莲的呢？作者在六十六回中，通过尤二姐之口有一段补叙：
“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
不得不说尤三姐真是别具慧眼，早在五年前就暗暗地爱上了多才多艺的柳湘莲。她心目中的好汉，并不如贾琏等所猜测的是宝玉或别的什么王孙公子，而出人意外地是“素系贫寒”的柳湘莲。这一点，正表现了作者认识生活的深度，写出了贫民阶级新的恋爱观。尤三姐门第卑微，身世飘零，她和柳湘莲实际上都是同一阶层中的人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她对柳湘莲能一见倾心。她斩钉截铁地宣布：“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儿起,我吃常斋念佛，伏侍母亲，等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这是何等的坚决!
尤三姐是曹雪岸笔下试图突破封建礼防的新女性的代表，她要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什么金钱权势、功名富贵，在她眼里都视同粪土，她宁可爱上虽则贫穷但有才情的柳湘莲，而决不稀罕贾府中的洒囊饭袋。她大胆地主动地披露了自已的恋爱观:
必得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
这决不是官僚贵族的千金小姐能说得出来的，而只有新兴的市民，意识的体现者尤三姐才能有这样的口吻。可惜在封建主义的高墙阻挡下，她不可能跟柳湘选见面谈心。她是柳湘莲的风尘知已，是难得的知音，但柳湘连不了解。当贾琏路遇湘莲提亲时，只说“要发嫁小姨子”，偏偏没有讲“尤三姐自择之语”，这是封建礼法的森严壁垒造成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尤三姐自主择夫的这种新思想的火化，未能得到柳湘莲的了解,终于在封建主义黑暗的长夜中煽灭了。这个悲剧是封建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
柳湘莲对尤三姐婚事的动摇和反复，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他和薛蟠虽已妥协，对贾琏的说亲也已经答应，但他跟豪门贵族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他对于权贵“冷面冷心”的性格特征并没有改变。更何况尤三姐所依附的宁府，正是柳湘莲视为大忌的地方。他虽然豪爽，但却是十分细心的人。他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宁府中浮乱的生活环境早有敏锐的观察。在这方面，作者的写作技巧是合乎艺术辩证法的，既柳湘莲也是贾府的依附者，但又写他对贾府存有戒心和疑心。如文中，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
“我听见焙茗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焙茗说，琏二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了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关切不至于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求定下,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
这一段对话极其精采，全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宝玉天真烂漫,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湘莲城府很深，带着问题一再质询。宝玉说漏了嘴，触着了湘莲最敏感的神经，真是门者无意，听者有心。作者写宝玉的粗疏，正衬托出湘莲的精细。宝玉是没天说海，湘莲是句句落实。“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这是多么尖锐、无情的揭露。可见，柳湘莲的矛头是针对罪恶的贾府的，他的怀疑不是无理的。
柳湘莲退婚的行动是他对贾府不信任的具体表现，是他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当他亲眼见到尤三姐以后，他才认识到这正是自已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情人。可是为时已晚，尤三姐刚烈地拔剑自刎了！他后悔莫及，扶尸大哭，万分悲痛地说:“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为了答谢爱的知音，为了报答三姐的痴情，他唯有“掣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竟自截发出家”做道上去了。
柳湘莲和尤三姐的爱情悲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者至此，无不扼腕叹息和洒下同情之泪。面对如此壮烈的悲剧，读者不会去责怪宝玉的多嘴，也不会去指责湘莲的多疑。因作者已经形象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读者痛恨的是贾珍、贾蓉和贾琏等贵族恶棍对女性的蹂躏，是封建礼法对爱情的摧残！这是封建社会的罪恶，这是封建制度的罪恶!
在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已经萌芽，但封建主义的传统势力仍然笼盖着全国。小说中反映了各阶层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但这些美好的愿望都被强大的封建势力扼杀了。平民柳湘莲和尤三姐是如此，贵族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亦不能免俗。
《红楼梦》中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作者仅用两个章回，便将柳湘莲勾勒得完美动人，更于无声处狠狠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黑暗而丑陋的面目，大笔如椽、刺刀见红，实实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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