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把山西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宗教之间的联系。中国佛教是朝鲜、日本佛教的源头。公元3世纪时，中国汉传佛教传入日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山西的五台山传入朝鲜半岛，经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另一条则由中国的天台山、东南沿海经海路传入日本。
山西是净土宗的发源地，交城县的玄中寺是净土宗的祖庭。净土宗由东晋昙鸾大师创立，经道绰、善导发扬光大，传播于中、日、韩、越等地，昙鸾、道绰、善导被尊为“净土宗三祖师”。
昙鸾是山西雁门人，14岁就到五台山拜谒文殊，后来在山西石壁山（玄中寺别称石壁寺）创立净土道场，一生致力于净土经典的研究和净土思想的弘扬。他在太原、交城、介休、平遥等地发扬光大，传播净土思想，教导民众简便易行的念佛方法。从此，佛教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玄中寺因净土念佛法门而名扬天下，成为净土宗的祖庭。
道绰（562—645）俗姓卫，并州文水人，14岁出家。他本来是太原蒙山开化寺禅师，慕昙鸾之名，于隋大业五年（609）来到玄中寺，继承昙鸾衣钵，弘扬净土法门。因当时玄中寺地属西河郡，后人又称道绰为“西河禅师”。道绰佛学渊博，著作现存有《安乐集》上下两卷。此外，日本的《东域传灯目录》就出自道绰的《观经玄义》一卷，现已失传。但其称名念佛、观想念佛、念佛三昧的方法和昙鸾的净土思想一脉相承。
唐贞观十六年（642），29岁的善导法师慕昙鸾、道绰之名，来到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弘扬净土法脉，成为净土宗的一代大德。唐咸亨四年（673），善导受唐高宗李治诏请为检校僧，从玄中寺到洛阳，督造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经3年9个月才完成。善导著作丰富，留史作品有《观经四帖疏》《观念法门》《法事赞》《往生礼赞偈》《般舟赞》等5部9卷，是中国净土宗的集大成者，受到世界各国净土信众的尊崇。
中国净土宗传入日本先是由典籍的大量传入开始的。日本天平十六年（744）时，善导的著作《观经》已经传入日本。日本平安时代中叶后，平安城东北的比睿山开始兴起净土宗，先后出现提倡修行净土法门的高僧。在日本的遣唐使中，有许多学问僧、请益僧求学于山西的五台山和玄中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各宗各派的创立者和开山鼻祖。
中国佛教净土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始于法然法师。1133年，法然（源空）诞生于日本冈山县久米群南町。他的父母深信佛法，曾向西方三圣之一的大势至菩萨求子而得子，因此给孩子起名“势至丸”，意思是这个孩子是大势至菩萨送来的。法然20岁时，看到中国唐代净土高僧善导撰写的《观无量寿经疏》（又称《观经四帖疏》），了解了“散善义”方法，即于日常行住坐卧之时常常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念不断，便得正定净业，临命终时便能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脱生死轮回之苦报。法然认为这便是真正的“解脱之道”。于是，他来到京都东山吉水地区结庵立教，开创了日本净土宗。
日本佛教净土信众公认的净土祖师有7位，又称七高祖或七高僧，他们是古印度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法然（源空）。长期以来，日本佛教净土宗信众感念中国净土三祖师的恩德，对玄中寺十分崇敬。1920年，日本佛教净土宗常盘大定法师曾来玄中寺朝拜。他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掀起瞻仰、朝拜净土祖庭的风潮。新中国成立后，以玄中寺为纽带的中日佛教界文化交流仍然频繁，玄中寺承担了对外交流和中日文化桥梁的重要作用。
二
山西人裴世清是中日两国外交史上，第一个代表中国出访日本的政府官员。
裴世清出访日本图
隋代，日本共派过4次遣隋使。当时，日本被称为倭国。第一次遣使是在隋开皇二十年（607），日使对隋文帝称，自己的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引起隋文帝不快，双方没有建立起更深入交流的关系。到隋大业三年（607）日本推古天皇统治时，厩户太子摄政，决心向隋学习先进文化，和隋朝建立友好关系。他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带领日本使团访隋，于次年三月到达长安。日本使者向隋炀帝表明“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隋书·东夷倭国传》），并将日本国书进献隋炀帝。其国书上有“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字样。隋炀帝对日本国君敢于与自己对等的做法不满，但仍然对日本使团给予礼遇，并派遣以河东闻喜人、文林郎裴世清为首的中国使团回访倭国。
裴世清一行在小野妹子等人陪同下，经过百济、竹岛之都斯麻等国，到达一支国、竹斯国、秦王国，之后又经过十余倭国的附属国，到达日本海岸难波，再至其京都，受到倭王推古天皇和厩户太子的热情款待。裴世清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圆满完成出访任务。推古天皇设宴饯行，并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大使，带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4人，随同裴世清等人从难波出发，启程返回。
日本遣唐使出使图
小野妹子到达中国后，第二次向隋炀帝递交国书，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同意批准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在隋朝学习的请求，得到隋炀帝应允。裴世清出访日本获得圆满成功，其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一直持续至唐。
三
唐代，中国进入盛世时期，日本掀起入唐求学热潮，大批日本僧人到长安或者五台山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法，同时又邀请有学问的五台山高僧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20世纪初的五台山台怀镇全景
古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听说五台山文殊大士灵验，不辞辛苦来到东土，在五台山清凉寺、金刚窟等寺院参学。学成之后，菩提仙那抱着弘传佛法的信念，受邀从五台山出发前往日本。736年到达日本，为日本僧众带去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和华严学。菩提仙那被任命为日本国总寺院东大寺的僧正，是日本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东大寺也成了日本研习《华严经》的圣地。菩提仙那是从五台山走向日本弘传文殊信仰的古印度僧人，成为向日本传播中国佛学的先行者之一。
但实际上，在菩提仙那之前，五台山文殊信仰已经传入了日本。据日本《佛学大辞典》记载，大和国矶城郡的多武峰，以山有五峰，形似中国山西的五台山，故日本人将此山也称为五台山，供奉大智文殊师利。山上有入唐学法的僧人定惠为其亡父中臣镰足修建的一座13层重塔，内供文殊像。这座塔仿照唐代五台山大华严寺（今显通寺）中的宝塔而修建。这是唐调露元年（679）之前的事。
822年，日本兴福寺高僧灵仙三藏到五台山朝佛，瞻礼了大华严寺、菩萨顶等著名寺院，并在金阁寺中住了两年。为了表示对文殊的敬仰，他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痛，自剥手皮一块，在上面绘制了佛像，安放在金铜塔中，供奉在金阁寺三层九楹金阁底层的文殊像前。后来，灵仙法师在五台山灵境寺圆寂。现在五台山灵境寺西配殿内仍然供有日本信徒送奉的灵仙三藏像，寺内修建有一座青白玉灵塔，纪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灵仙大师之后10多年，另一位日本僧人圆仁法师来到五台山，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留下了详细记述。中国三藏大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日本圆仁慈觉大师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意大利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被誉为东方三大游记。
863年，日本高僧慧锷第三次走进五台山大华严寺。他3次到五台山巡礼求法，参拜大智文殊，是著名日本遣唐学问僧之一。
四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晋商崛起及其在国家内贸、外贸中的突出作用，山西范氏家族的对日贸易分外引人注意。
康乾时期，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商品交易日益频繁，但由于铜产量不足，广大农民日常普遍使用的铜钱严重不敷需用。康熙时期大量进口日本铜及其他金属，推动了当时中日贸易的开展。这其中，山西商人是被朝廷特准招商出洋采铜的重要力量。
清政府之所以特准山西商人赴日贩铜、充当“洋铜商”的原因，除了因为国家铜源紧张之外，还和山西商人的历史直接有关。明末，处于东北一隅的满洲兵特别需要内地物资来供应军需，由于和明政权的敌对关系，只得通过蒙古地区与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当时，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所谓“八大家”皆为晋商。乾隆时期所修《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在籍隶内务府、赐产于张家口，依附清廷取得政治经济特权，并利用特权经商牟利的八大皇商中，原籍为介休县张原村的范氏家族最为显赫。范氏家族在明朝时已在蒙古地带进行贸易，历经7代。到范永斗辈，因“市易边城”而“家大起”，成为明末清初活跃于张家口一带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巨贾。长期的经营中，范氏家族和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建立了密切关系，深得宠信。至清初，已是财源茂盛、实力雄厚的国内富商。因此，获得清廷特许而取得具有独占性的、以承办洋铜为目的的对日贸易垄断权，自然也不奇怪了。
对日贸易可获厚利，“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东倭考》）。且清政府为解决国内铜荒，对贩铜给予各种照顾，运铜船可不受“丝厅出关之禁”，“每船准配二三卷糙丝一千二百斤，按铜缎旧额每一百二十斤抵绸一卷……，如愿照旧携带绸缎者，亦听其便。”（《清朝文献通考》）以范氏为代表的铜运商取得的贩铜权利实质上是更大范围的对日贸易特权。
范氏不顾远涉重洋、冒险犯难，对日贩铜运输。但是，由于船运繁重，范氏不能独自胜任，便联络旅居张家口的乡帮皇商呈请包办。在从康熙到乾隆的若干年内，范氏和山西其他皇商一直承办皇差。贩运洋铜出现亏空时，朝廷给予补贴。范氏等还承运了盐业经营。但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氏在铜、盐方面的经营无力支撑，国内外运销业务陷于停顿，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朝廷逮捕了范氏家族主事者，革除范氏一门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兼任的官职，并查封范氏的全部财产。这个备受宠遇、绵亘百余年的豪富家族，凄凉地退出皇商行列，沦为阶下囚、市中丐。除了范氏以外，还有洪洞刘光晟等山西商人参与赴日贩铜，形成山西船帮。随着范氏等衰落，山西船帮也由盛转衰，让位于沿海商民。
在数十年以贩铜为目的的中日贸易中，山西商人对两国之间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在从日本输入大量料铜、解决中国铜荒的同时，向日本输出了用于交换的等价中国商品。围绕出口需要，山西出现了一支为之筹集出口商品的商帮，网罗各省特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收集的商品有丝绸、绉纱、绫子、毛毡、锦罗、茶叶、扇子、瓷器、衣针、笔墨、纸砚、药材、书籍等。其中，山西输日商品有潞安产党参，辽州产麝香、无名异，泽州、辽州产牙香，大同产香皮、石碌、花斑石、玛瑙石、黄芪、黄蜡，汾州产甘草，沁州产石菖蒲，平阳产龙骨，太原产瓷器、毛毡、天花粉等。
山西船帮输入日本的大批中国书籍，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输入或翻刻的书籍，大量进入日本文士之手，致各地文运大兴；清朝的考证学风，也由此风靡日本学界。诗集、诗论、诗话的输入，影响了日本诗学；小说、戏曲的输入，则影响日本文学；画论、画谱的输入，影响了日本画界。其他医学、博物学等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可以说，山西船帮对中日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五
进入近代以来，山西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体现出中国日益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特色，体现出被掠夺者与掠夺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1924年6月，日本山中商会会长山中定次郎带人到山西天龙山，掠劫天龙山石窟
山中定次郎等人将佛头敲下运走。据统计，约150件天龙山石雕造像，遗失海外各处
文化上，日本由过去的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变成了文化强盗，掠夺、破坏了山西大量的古代、近代文化遗迹，其中，以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最为典型。192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把自1907年以来对山西调查结果编纂出版《山西省志》。除第一编“山西省总论”概述全省自然面貌外，其余均是经济、城市、交通运输等情况的调查纪录。有的地方记述特别细致，如井水之甘苦，道路之险夷，运输之能力，物品及劳动力之价格等，都逐邑作了记述。甚至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都是用计步器实地测量的结果，并与当地传统说法相比较。日军侵华期间，我方缴获日军的军用山西地图，其资料来源均出自该书。
1940年秋，日本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教授渡边光和东京大学助教多田元男访问山西，侵晋日军头目希望他们“利用内地一流学者组织山西调查队”前来山西，并为此同他们进行了多次密谈和磋商。1941年春，日本学术界部分御用学者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下，成立了以贵族院议员土歧章、窦户功男为正副团长的“山西学术调查研究团”。该团下设地质矿务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先史学、绘画、庶务、电影等部。每个部均由2至7名教授、博士或专业工作者组成。此外，该团成员还包括华北棉产改进会、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中国北部开发株式会社、国立华北气象台等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总计全团成员为60人。
日本对晋矿产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
经济方面，日本人出于称霸东亚、问鼎全球的狼子野心，一直觊觎山西丰富的矿藏资源。侵华之前、之中，多次组织专业人员到山西进行资源考察。并在侵晋期间，成立株式会社，大肆开发、掠夺山西资源、财富。笔者在山西省档案馆工作期间，接触和使用过的这类档案史料便有：
（1）满铁调查部：上海·调查室第四系 村上捨己《关于山西省作物构成的若干考察》（山西省に於ける作物の编成に关する若干の考察）——满铁调查月报分册第48号，昭和16年（1941）11月印刷。
（2）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第４号调查报告：山西省繁峙县耿家庄电气探矿调查报告（昭和17年10月）。
（3）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山西河津北方山地拟油征地调查报告》（昭和13年７月）（地质系 笹仓正夫）。
（4）《山西炭事情》（商事部贩卖第一课 相良三男）——昭和10年11月印。
（5）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山西省炭田调查资料》（昭和12年12月）。这是一本调查报告和资料集。调查报告包括6篇，都是由满铁人员完成的，完成时间在昭和10年4月至12年3月间，包括山西省炭田事情、大同县永定庄附近炭田调查报告、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内容、山西省资源调查、阳泉附近保晋平定两煤矿公司调查报告、山西省矿山利权调查。资料包括有：汾河与沁河流域炭田调查报告、南部山西省东部炭田调查报告、晋北矿务局宿火炭、晋北矿务局大同煤炭发展计划。其中后两篇作者为原平人梁上椿（1933年），前两篇作者为山根新次（大正8、10年）。
（6）满铁调查部《山西矿业经营调查报告》（昭和17年1月印刷）。该调查报告根据昭和15年1—3月间的“山西省矿产资源调查”翻译和同时调查的“矿业经营”调查。调查负责人为：调查部第四调查室坂本峻雄；执笔者为：鹿儿岛隆二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职员）。
六
在近代以前，山西与日本之间的交往，一般多是日人来华、来晋，因为中国人自视为天朝上国，而将日本看作蕞尔小国。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惊醒梦中人”，中国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首次有学生赴日留学，当时由驻日公使祐庚选拔13名少年学子。接着，清政府接受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建议，正式派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最初接受矢野建议，并正式上奏清政府的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山西闻喜人杨深秀。而清政府准奏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那时起，清政府每年都派出若干学子赴日留学。
山西赴日留学的第一人是安邑县（今运城盐湖区）的景定成，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是由清政府以公费生正式选派留日的。
光绪三十年（1904），继由山西巡抚选派50名山西学生赴日留学，其中多系山西大学堂及山西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据山西大学薛愈、吉人镜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山西留日学生约8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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