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盛名可谓尽人皆知，而有本事把他们都聘请来的人，自然也不是凡俗之辈。
这个人，就是吴宓：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吴宓原本是清华外文系的教授，擅长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是第一个将比较文学引入中国的人，被誉为“中国比较学之父”。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点将吴宓，因为吴宓曾在哈佛大学留学，还被誉为“哈佛三杰”之一（另两杰为陈寅恪、汤用彤），所以曹云祥想让他用哈佛的模式来筹建国学院。
国学对于吴宓来说，并不是很擅长，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位顶尖级的大师给请来了，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尤其是聘请王国维最见功力。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极高，而且当时刚从北大辞职，因为他不习惯大学的教学方式，任凭蔡元培百般挽留也坚决辞职。可想而知，清华想聘请他，难度有多大。
这个问题把吴宓也难住了，论学校的名气和实力，当时的清华远在北大之下；论邀请人的身份和地位，自己跟学界领袖蔡元培相比更是望尘莫及，怎么才能让王国维心甘情愿地来清华呢？
吴宓想了整整三天，最后横下一条心，什么计谋都不用，就用自己的诚心去打动他！
那天，吴宓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离王国维家远远的就下了车，步行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三下门，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等着。等王家的下人把他领进去，吴宓又冲着王国维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这才把来意说了一遍。王国维考虑了几分钟，很快就答应了。
后来王国维说，自己之所以答应来清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吴宓的态度。
吴宓虽然贵为国学院主任，但他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秘书”，心甘情愿地为各位教授们服务。正如冯友兰所说：“雨僧（吴宓字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在当时，吴宓以助人为乐而著称，朋友有了困难，只要跟他说，他绝不会推辞，如果帮不上忙，他会比求他的人还着急。据有人回忆，吴宓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都特别忙，因为求他的人太多，他得去邮局给各种各样的人寄钱。有一个学生考取了去美国留学的名额，却因为家里没钱，想放弃。吴宓听说后，一下子就给了他三百大洋，还说，这是送给你的，不用还。
不过吴宓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帮人，有一次，一位老师借了他五块钱，说一周之内就还，可一周过去了，还没见他还钱，吴宓就专门跑去他家里要。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平时那么大方，经常白送别人很多钱，怎么这次又斤斤计较起来了呢？吴宓说：“给就是给，借就是借，这不是五块钱的事，而是信用的问题。”
吴宓对《红楼梦》研究极深，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红学”大师，而且他的讲课方式也极有特点，边讲边演，惟妙惟肖，学生们都说：“听吴先生的课，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在上世纪40年代，“看”吴宓讲《红楼梦》几乎成了流行的时尚。1947年，吴宓到西安讲学，当地的一些权贵想请他讲《红楼梦》，吴宓起初没答应，后来权贵们又找到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来说情，吴宓这才勉强答应了。到了会场，吴宓往台下一打量，个个交头接耳，嬉皮笑脸，顿时没了兴趣，简单说了一阵就回家了。他的父亲问怎么这么快就讲完了，他说：“对着他们讲红楼，就像对着牛弹琴一样，可惜了一把好琴。”
因对《红楼梦》极为痴迷，向来好脾气的吴宓还当了一回“恶霸”。
抗战时，吴宓在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有一天，昆明街上出现了一家牛肉馆，名为“潇湘馆”，因这家店的主人是湖南人，湖南又叫潇湘，所以起名“潇湘馆”倒也合情合理。但坏就坏在“潇湘馆”还是林黛玉在荣国府时住的地方，结果把吴宓给惹火了——牛肉馆竟然叫“潇湘馆”，真是岂有此理！当即拿着根棍子去把人家的店给砸了，还非要让老板把店名改了。
老板知道他是西南联大的，就去找校长理论。可吴宓这回是真生气了，死活不认错，非要逼着老板把店名改了。真是“流氓有文化，什么都不怕”，老板一看惹不起，只得把“潇湘馆”改成了“潇湘”，吴宓这才勉强同意了。
说起来，吴宓还真是有点倔脾气。在武汉大学教书时，驻武汉的法国总领事对他仰慕已久，经常请他赴宴。但吴宓对他没兴趣，每次都找借口婉言谢绝。后来，总领事听说吴宓喜欢外文书，就特地买了一套，派一个中国仆人去给他送去。这个仆人平时傲慢惯了，对中国同胞爱搭不理的，这次总领事让他给一个中国人送东西，心里就很不痛快。到了吴宓家门口，仆人冲着门“咚咚咚”砸了几下，叫道：“哪个是姓吴的，快出来拿东西，我是法国总领事派来的！”
吴宓正在家里跟朋友聊天，一听这话，微微不悦，但也没说什么，就打开门，让他进来了。那人打量了一圈，轻蔑地哼了几声。吴宓突然火了，用手杖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指着那人道：“你再敢对中国人这么没教养，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那人吓了一跳，还嘴硬说：“我可是法国总领事的人，你敢打我？”
吴宓腾地跳起来，举起手杖就冲了过去，那人一看，连忙扔下书就跑了出去。
旁边的朋友问他：“你这么瘦小，他那么粗大，万一他跟你动手怎么办？”
吴宓说：“这种人是不敢动手的，凡是靠着别人狐假虎威的人，其实都是非常胆小的，你只要比他硬，他就会怕你。”
（图：年轻时的钱钟书与杨绛）
吴宓有一个比他还有名的徒弟，叫钱钟书。对这个徒弟，吴宓是宠爱有加，上课的时候，每次讲完一个问题，他都会问钱钟书：“你有什么意见？”钱钟书博览群书，又年轻气盛，每次都是指出一大堆问题，吴宓也不生气。
钱钟书在清华毕业时，冯友兰告诉他学校准备让他留校读硕士，算是破格录取，面对这样的好机会，钱钟书却断然拒绝了，并口出狂言：“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后来有人把这句话告诉了吴宓，吴宓笑笑说：“钟书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吴宓对毛彦文的苦恋也堪称绝唱。
吴宓跟毛彦文很早就认识了，在清华读书时，吴宓的同桌好友朱君毅就是毛彦文的未婚夫，而且他后来的妻子陈心仪也是毛彦文的好友，说起来，毛彦文还算是吴宓跟陈心仪的媒人。不过，当再次遇到毛彦文的时候，吴宓却突然像发了疯，不惜抛弃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像飞蛾扑火一样地去追求毛彦文，连他的父亲都痛骂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
然而，更悲剧的是，其实毛彦文并不爱他，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面对吴宓的火烈攻势，毛彦文能躲就躲，能不见就不见，连他写的信也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后来被逼无奈，毛彦文还嫁给了大她28岁的大佬熊希龄。
吴宓仍然心有不甘，一连写了38首诗，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甚至在课堂上也给学生们读，让学生们一起体验自己的痛苦，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为：“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好友金岳霖还专门劝他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结果遭到吴宓的大骂，声称：“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也正因苦恋林徽因而苦恼，知道好友的苦处，就再没吱声，乖乖地让他骂了个痛快。
建国后，吴宓虽然又娶了邹兰芳为妻，但他对毛彦文的感情仍然极深，还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的画像，挂在书房里，天天欣赏不已。
1999年，有人在台北采访毛彦文，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已是百岁高龄的毛彦文想了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
不知道吴宓在天上听了这话，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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