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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油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有時還散發油印的傳單。紅軍紀律嚴明，戰士們都能自覺遵守。有一次遭到敵機轟炸，大家急忙躲進一個果園，藏在果樹底下。樹上的果子實在饞人，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這不是教科書上的話，而是一個英國人寫的。其中有一次在行軍途中，忽然遭遇敵軍飛機的轟炸，他和紅軍戰士一起躲進農夫的果園，當時果園裡的果子已經熟透了，但是沒有一個紅軍戰士去摘，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紅軍嚴明的紀律令他大受震撼，這個英國人的中文名字叫薄復禮。
薄復禮於1897年出生在英國的曼徹斯特，1922年秋受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貴州境內的鎮遠、黃平和遵義一帶傳教。 1934年10月1日，薄復禮和妻子由舊州前往鎮遠的途中，同長征途中蕭克率領的紅六軍團不期而遇，隨即被紅軍控制。
國外的教會組織很多時候被政府利用，成為他國政府進行精神滲透的工具，甚至成為獲取情報的工具，紅六軍團到達貴州前，就已經知道當時在貴州的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痺教友，進行反動宣傳，並指責紅軍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
因此在貴州境內，紅軍每到一處，傳教士們都會號召教友們“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紅軍為敵人，事實上充當了反動政府幫兇的角色。時時處於危險之中的紅軍，只要遇到外國的傳教士，都先進行控制，然後進行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只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證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
薄復禮被紅軍控制後，他感到很害怕，以為被紅軍綁票了，嚇得發抖，他被帶到一間大馬廄裡，隨即被鬆綁。紅軍如數歸還了他的財物，連他旅費中的幾個銀毫子也如數奉還。這令他很奇怪。隨後紅軍對他進行了訊問，發現他沒有問題。
然而從軍事角度考慮，紅六軍團離開中央蘇區後，已經征戰五十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紅軍知道外國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薄復禮就這樣隨紅軍參加了長征。
薄復禮隨紅軍長征後，和紅六軍團上到軍團長肖克，下至普通戰士朝夕相處，使他對紅軍逐漸由敵視變成欽佩，他知道以前國民政府所做的宣傳都是假的。
1936年4月12日，此時薄復禮參戰長征已經18個月了，轉戰了貴州、四川、湖北、湖南、雲南等5個省，行程近萬公里，成為紅軍長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這一天陽光明媚，薄復禮正在曬太陽，他遠遠瞧見蕭克同他的警衛員走過來。
在親熱地打過招呼之後，蕭克告訴了薄復禮一個喜訊：紅軍準備釋放他。這一天，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為他們特殊的朋友薄復禮餞行。紅六軍團司令員蕭克、保衛局長吳德峰和夫人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還有紅軍曾經的“俘虜”，原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當時已是紅軍學校教員。
飯後，吳德峰還向薄復禮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吳德峰給了他十塊。
被釋放後的薄復禮，很快就回到了英國，三個月後，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講述了他隨紅軍長征的經歷，他說：
“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
應該說他對共產黨以及紅軍的描述友善而客觀。這本書很快脫銷，他本人也被邀請參加多個報告會。
在紅軍長征中，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思考，其中王樹增的《長征》很值得我們去學習，關於長征的很多疑惑在裡面都可以找到答案。王樹增作為我國最權威的軍史專家，其《紅軍》以大量的資料和史實向讀者全方位展示了紅軍長征。歷史可以告訴未來，通過讀這本書，相信你不僅可以瞭解歷史，還可以洗滌你的心靈，找準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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